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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诗派”是如何形成的？“九叶派”的命名又是怎么来的？
谢冕著《中国新诗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新诗“复兴的年代”，被迫的“流亡者”和“逃亡者”的归来，是这一时期中国诗歌最为动人的风景。而九叶诗人又是众多“归来者”当中颇引人瞩目的，放着“异彩”的诗群。在这部带着诗歌激情的文学史著作中，谢冕对于“九叶诗派”做了非常概括的描述，他认为，作为一个诗歌群体，九叶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谢冕不无诗意地写道：“九叶”在新时期的阳光下伸展着浓郁的春意，作为现代诗的前辈，他们成为“朦胧诗”最有力的支持者。
庆祝《九叶集》出版十周年，部分九叶诗人聚会： 左起：杜运燮、郑敏、袁可嘉、曹辛之、唐湜 （1991年8月29日）
1994年袁可嘉夫妇与夏志清（左一），摄于夏家
作为“九叶”之一的袁可嘉，关于九叶诗派的发端，有着十分节制的叙述。他在《袁可嘉自传》中回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诗歌创作，谈到了一段重要的史实。“1947年，在上海办《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朋友之一，诗人陈敬容写信和我联系，约北方青年诗人（如穆旦、杜运燮、郑敏、马逢华等）为他们撰文写稿，这个南北串联实际上是后来到80年代才得名的‘九叶诗派’的肇始”。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信息是：“九叶诗派”是时隔3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才得名的。袁可嘉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悲喜交集的史实，却也是那么波澜不惊。可是，我们在袁可嘉的文字里，找不到关于20世纪80年代初《九叶集》编辑出版的细节。这件事是怎么发起的？集子又是怎么命名的？这些，都是我们所好奇的。同为“九叶诗人”的郑敏先生在2004年10月14日撰写的悼念诗友王辛笛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了《九叶集》编辑出版的缘起。郑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细节，以及诗人的笔触。“那是一个早夏，我接到诗人书法家曹辛之的短函，说请我去他家参加一个诗人的小聚会。在那之前，我和其他一些所谓20世纪40年代的诗人，曾被热心的诗人及当时的《诗刊》负责人之一邵燕祥先生重新挖掘出来，作为一批‘出土’诗人，重新出现在《诗刊》上，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当时的新诗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新诗再一次汇流、握手，而找回诗歌的更丰富的源头。”
据郑敏先生的回忆，那次聚会上，在出版社工作的曹辛之对诗友们说，新中国的诗歌读者们，大约都没有机会读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新诗；他希望那天到他家的几位，加上没到场的，九人各选出十几首20世纪40年代的旧作，出本合集，献给今天的诗歌爱好者，以弥补人们对于那个年代诗歌记忆的空白。那么这本合集，应该叫什么呢？郑敏写道：“我们带着那个时期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文人普遍存在的自卑心态，否认自己的作品是‘社会主义的花’，那么它们是什么呢？”最年长的王辛笛说，咱们九个人的旧作，就算做陪衬社会主义新诗之花的九片叶子吧！这样。就诞生了《九叶集》的书名。“我们心甘情愿地从‘花’退到‘叶’的位置上，心中暗暗庆幸，若不是九人中有一位在出版界供职的曹辛之，恐怕连叶子也当不上，只好扼杀于旧日的泥土中了。回顾那些初见曙光的日子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一批。”郑敏明确地说，“王辛笛是《九叶集》的命名人”，而在命名的过程中“充分证明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成熟”。在郑敏看来，曹辛之则是发心做这件事的“发起人”。郑敏先生不无感慨地写道：“《九叶集》的问世揭开了新时代新‘新诗’的帷幕；然而那些揭开帷幕的手，却是一些在20世纪40年代拿起诗笔的，布满历史皱纹，走向老年的手……” 1947年，袁可嘉在北大任教期间留影
有人说，如此看来，“九叶诗派”的诞生似乎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郑敏老人怀念王辛笛先生的这篇文章，题为《必然中的偶然》。我以为，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老人揭示了一个哲理。老诗人如此写道：——“我们的相逢是很偶然的，但因为我们都出现在中国新诗20世纪40年代的网上，我们的相逢又是必然中的偶然。”——“《九叶集》的问世是那个时代诗歌创作一个必然中的偶然，因为是时代创作气候的必然使得这原本不相识的九个诗人在偶然的聚会中留下了新时期诗的轨迹，历史就是这样用它的必然将许多的偶然串成项链，织成网络，这就是文化，许多偶然串成的人们心灵的必然的痕迹。”“九叶诗派”已被写入许多文学史教材和著作，穆旦的诗作更是几乎被推上了中国新诗的巅峰。事实上，九叶诗人创作繁盛期的20世纪40年代，的确没有这个“派”名，当年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团体或同名的中心刊物，只是有着共同的艺术倾向和追求。之所以被称为“九叶派”，是在《九叶集》出版之后逐渐叫开来的。他们的作品后来被收入《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吴欢章主编）中，正式被人们承认。这个被承认，“九叶”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不可或缺的，作为“九叶”之一的袁可嘉，在这方面又有着怎样独特的贡献呢？
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并没有请当时的文坛泰斗作序，也不是最年长的王辛笛写序。这篇序，是“九叶”成员们“公推”袁可嘉写的。之所以让袁先生担此重任，我以为是袁可嘉在现代派文学（尤其是诗歌）理论方面的造诣和成就决定的。此文堪称“九叶派”的理论宣言，而袁可嘉也因此被称为“九叶的理论代言人”。
袁可嘉也果然深孚众望。序文开宗明义说，九个年轻诗人写出了“忧时伤世”的诗篇，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艺术上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手法，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他认为，九个作者对诗与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相当一致的看法，正因如此，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判断：“他们在风格上形成了一个流派。”（于他，于整个诗歌界，这么说可能是第一次吧？）袁先生还把他们的诗与其他“派”的诗歌做起了比较，他认为，比起当时的有些诗来，他们的诗是比较蕴藉含蓄的，重视内心的发掘；比起先前的新月派、现代派来，他们是力求开拓视野，力求接近现实生活，力求忠实于个人的感受，又与人民的情感息息相通的。在艺术上，袁可嘉指出：使“思想知觉化”是他们努力从西方现代诗里学来的艺术手法，简明而精到地点出了九叶诗的艺术特点。序文指出了“九叶”共同的倾向，并一一点评了其中八位各自的鲜明个性，“穆旦的凝重和自我搏斗，杜运燮的机智和活泼想象，郑敏塑像似的沉思默想，辛笛的印象主义风格，杭约赫（曹辛之）包罗万象的气势，陈敬容有时明快有时深沉的抒情，唐祈的清新婉丽的牧歌情调，唐湜的一泻千里的宏大气派与热情奔放”，唯独没有对自己的诗说上一言半语。此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九叶”诗歌的特征，成为关于这个诗群的第一篇论文。此后，关于这个诗歌群体的话题，一时成为诗坛的热点，引起了一股“九叶”热潮。
《袁可嘉自传》在回顾“进入新时期”的学术历程时，首当其冲记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经历过80年代的人们忆起总会津津乐道，那便是由袁可嘉和董衡巽、郑克鲁主持编译了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980-1985年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为新时期中国文学打开了“西窗”。袁可嘉说：“我在卷首撰写了长篇《前言》，力图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对现代派文学做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指出它的长处和局限，以及它对我们的意义和我们应采取的态度。”这篇长文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用袁可嘉自己的话说：“在我看来，这篇文字标志着我对现代派的研究走向成熟的新阶段。” 
第二件事，则是《九叶集》的出版。《袁可嘉自传》是这样记述的：与此同时，我和在京旧日诗友杜运燮、郑敏、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以及在外地的王辛笛、唐湜、唐祈商定合编《九叶集》，各人自选解放前诗作若干首，公推我作序，交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此书1981年问世后，多次重印，深受读书界欢迎，国内外评论多达70余篇，因有“九叶诗派”之称，被誉为中国现代十大诗派之一，正式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有着共同艺术倾向和追求的青年诗人们的南北串联中，袁可嘉是“穿针引线”的人；经过30多年的沉寂和逃亡，20世纪80年代初，已不再年轻的诗人们相约出了一本合集，名为《九叶集》，袁可嘉以他在现代派研究方面的深厚造诣，当仁不让地成为九叶诗派的理论代言人，这篇《〈九叶集〉序》就是“九叶诗派”以跨越时空的独特方式面世的第一篇论文，也为文学史中一个诗歌流派的诞生，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方向明，1966年9月出生，浙江慈溪人。散文、小说、评论散见《人民文学》《十月》《散文选刊》《文学港》等期刊及多种选本，著有散文集《西皮散板》（宁波出版社2012）、《故乡书》（北京十月出版社2018），点校旧体诗集《胜月吟剩》（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主编《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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