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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派女诗人讲述上个世纪的诗歌与人生
郑敏一向直言不讳，她说九叶派诗人的共同点是独立思考 ■人物 郑敏 1920年出生，福建闽侯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外国文学系，后又转入哲学系。1943年毕业后即赴美布朗大学，1950年转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研究院。1956年回国，到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部，从事英国文学研究工作。1960年调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 其创作始于1942年。早期诗集有《诗集1942—1947》；还有一些散文和评论载于《大公报》、《益世报》副刊。1976年10月后，在《诗刊》、《星星》、香港《八方》等杂志上发表诗作。由于艺术风格相近，与王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陈敬容、杜运燮、袁可嘉、穆旦等人于1980年合出诗集《九叶集》，并发表有关西方文学和古典哲学方面的论文多篇和翻译《美国当代诗选》等。 爱古典不爱新诗 在我两个月大的时候，我被从王家过继到了郑家，因为我的养母与我的亲生母亲是姐妹，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姨母就是我的母亲。姨母常常坐在窗前吟诵古典诗词，虽然我年纪尚小，不懂得诗词的含义，但那种吟诵带来的音乐美感让我感动极了。 我长到10岁时才进入小学。我对新文学的认识是从散文开始的，也看过一部分当时的新诗，但当时的新诗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我曾经比较喜欢徐志摩，尤其喜欢的是废名，他一生的出版作品很少，但他所有的作品都表达了他的境界。 我在晚期接触语言学的时候才知道，五四的那批人在提倡白话文时并不知道“语言学”，胡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倡的是“我手写我口”，但是从你口里讲出来的话并非文学语言，所以当年我就不喜欢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即便到了40年代，中国的白话诗形式还是很幼稚的，语言刚刚开始向文学语言转变，白话散文还能看看，很多白话诗都没法看。 我相信，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对40年代中国白话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参与这套翻译丛书的都是名家，譬如李健吾等人。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是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它是我的哲学启蒙书籍。四十年代的白话文对比二三十年代有很大不同，和这些翻译文集很有关系。 冯至说写诗的路很寂寞 我考上西南联大之后念的是哲学，也学习文学。我当时的老师都十分了得：我的中国哲学史老师是冯友兰先生，郑昕是我的西方哲学史老师，这两位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闻一多给我们讲《诗经》，他永远都是叼着一个烟斗，坐着，自己在那儿说。 因为必须要选修一门外语，我选的是德文，冯至担任我们的德文老师。我更小一些的时候是受徐志摩的影响，但念了哲学之后，我开始对歌德和里尔克特别感兴趣，我就不喜欢那种纯粹抒情的诗了，喜欢智性多一些的。 后来有人说我与杜运燮、穆旦等属于昆明湖畔的一组，我们被称为和谐的“三重奏”。实际上，我根本没有见过他们。我一直是独来独往的，没有加入西南联大里的任何社团。因为当时所有的组织都是非常有政治色彩的，我不想卷入任何政治，我只是对文学艺术感兴趣。我只是自己在课余的时候就开始动笔写一些白话诗。 我把诗歌都写在窄窄的一个小本子上，有一次德文课后鼓起勇气拿给冯先生看。冯先生看过之后对我说：“写诗的路是很长很寂寞的。 不过我觉得你这里头还是有诗。“我心想，既然他说我写的还算是诗，那我就坚持下去吧。 冯至的家与我们的宿舍离得很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经常冒冒失失跑到冯至家去坐着，卞之琳等人有时候会去看冯至，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坐在边上听，一言不发，他们也不会赶我走。 毕业之后，我在南京的中央通讯社作翻译时，经常会写一些诗发表在冯至主持的《大公报》副刊或者是沈从文、袁可嘉负责的天津《大公报》副刊上，1947年，巴金托人找我整理自己的诗歌，我把稿子邮寄给他，后来这些诗歌被收入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第十辑，书名为《诗集1942－1947》。 美国七年远离诗歌 四十年代的大学生和现在一样，都想在国内念完本科，然后到国外去念研究生。 我的父亲是很好的父亲。他卖掉房产，为我凑足去美国留学的路费，自己退休回福建老家。1948年我就出国了，到美国布朗大学学习。父亲的钱只够路费，我不得不半工半读。 在美国的7年，我一直没有任何写作欲望，因为你感到那儿不属于你，你永远都不可能融入美国社会。而且那个环境也不容许你写，我每天打工打得苦极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寄来的《诗集1942－1947》，感到特别惊讶，感觉真是恍如隔世。 布朗大学属于常春藤学校，我很快把必修课念完，就联系了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念的专业是英国文学，但我觉得不是很喜欢，我自己从小就读过很多英国文学作品了。一个学期之后，我在中国同学会上认识了童诗白。我们结婚后，他在纽约找到了工作，我心想我要那么多学位干什么，我还是想自己创作。我就谁都没告诉，悄悄地从学校消失了。 九叶派已经凋零了七“叶” 一个假日，我们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非常兴奋。而且社会科学在国外什么也没得干，你只能教汉语，而我们回国有太多事情可干了。童诗白回来起到了播种的作用，我回来是认识祖国，一个总是生活在城里的人不会知道我们国家的任务有多艰巨。 1979年之后，整个国内空气缓和，大家都很活跃，我又重新开始写诗，第一首诗名为《有你在我身边——诗呵，我又找到了你》。有一天我接到唐祈的来信，约我和杜运燮、袁可嘉、上海的王辛笛、唐湜、陈敬容，到曹辛之家见面。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们，袁可嘉是我同学，但没什么来往。其他的人我都只是知道名字。曹辛之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他觉得我们应该把40年代中国的诗歌结成集给孩子看看。 曹辛之说我们是不是起个名字？我们这批人都是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在《大公报》发表诗歌的，被说成是南北才子围绕沈从文这个大粪坑转。王辛笛是我们之中资格最老的，他说：“我们就作一点绿叶吧，九个人就九叶吧。” 我们这个所谓的“九叶派”组织非常松散，出了《九叶集》之后我们还是各写各的。现在九叶已经凋零了七叶，只剩下我和袁可嘉两人了，但我觉得我最感觉寂寞的，不是人而是知识的寂寞。 知识分子的天赋功能是凡事都问一个为什么，可是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都不问why（为什么），只说“pleasetell mehowtodo（请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如果拿起电话，能和我讲诗歌的只有一个人——社科院的刘福春，他大量搜集中国新诗版本。 新诗还没有自己的传统 九叶派看起来作为整体是学院派，其实我们的个人经历完全不一样，尽管我们都渴望能够在一起讨论中国的诗歌命运，但我们分散在东西南北，从来都没有机会。我们的共同点是都喜欢独立思考。 我忘了在哪儿批判过郭沫若，说开了一个不太好的风气，就是一种松散、表面的浪漫主义口语诗。好像只要在每行上加上一个“呀”字就能表达激昂的感情，这种语言倾向预示了以后新诗中一直忽隐忽现的伪英雄气概和滥而失真的中式浪漫主义高调。 我觉得艾青和郭沫若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都是很痛快地让自己的感情想怎样表达就怎样表达，这种风格一定时期是可以的，但他们没有考虑到诗歌的审美。我非常害怕伤害他们，但是我的诗歌审美和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多久前，我又惹了一个祸，我说新诗还没有自己的传统，结果引起很多人的反驳。但是我认为今天在考虑中国新诗创作成绩时，不能将几千年汉诗的光辉业绩考虑在内，这是因为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诗创作中，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古典诗词。 80年代的北岛、舒婷和顾城比90年代诗人要好，在他们之后的那些年轻人都是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北岛他们对诗歌的感情还是比较纯的，舒婷在对于人类的思考上不如北岛深刻。他们在当时的流行冲淡了僵化的诗坛，但是他们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不够，所以后劲不足。 我在80年代末期翻译了一本《美国当代诗选》，就是希望中国的年轻诗人能多知道一些，这本书里的诗歌差不多都是自由体，但是自由体是一种不自由的自由，诗歌表现了他们所遭遇的社会问题。而我们的年轻诗人并不懂得，90年代流行的叙事诗里面很多都是什么内容也没有。 我觉得诗歌应该是反映这个时代的人所特有的境遇。只有你的情感成为一个时代的某个特别象征才有意义，你才是时代的印记、记载。 最终形成一个诗人与一个哲学家，来自于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对人类最深刻的关心。若只是停留在自己的小小苦恼，不会成为大诗人。 口述/郑敏 ■记者手记 “重叠的绿叶下豆荚紫黑，过熟的葡萄自动散发酒香，黄昏的暖流吹动蝉翅，没有生命愿意无声的消失。”她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 就在不久前的几个月，她的先生、我国著名电子学科学家童诗白刚刚与世长辞。他们在美国结识，他代表中国同学会去接她一起过圣诞节。“不知道为什么，他决定要跟我结婚。”她笑着说。 在美国的几年内，已经是国内有名诗人的她却没有写一首诗。在爱情降临的时候也没有写诗的心境吗？ 她沉吟着：“我们之间，是一种很深的情感，极端的相互理解。”她热爱声乐与钢琴，他的小提琴拉得极好，他们一辈子都共同沉浸在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之中。 他病重期间，她在他的病榻前，用英语温柔的对他说：“我们的心在一起……” 他用微弱的声音应答：“我的心在天上。”两人握着手，对视良久。如今，她独自忍受着他离去之后剩下的空旷。她对我说：“你知道吗？人老了，泪水就是堵在心里，流不出来。“ 备受诗坛敬慕的“九叶派”如今只剩下她和袁可嘉在人间了，可是她说令她感到寂寞的不是人，而是知识界的寂寞。在我们谈话的几个小时之内，她大部分的时间跟我谈的都不是她自己，而是伊拉克战争、中国教育制度等等宏大的问题，她甚至激愤地指责：“选美比赛上，那些女孩子出来都说我是某某佳丽。我想说你明明首先是个人，为什么要说自己是佳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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