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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见过的诗人中，有两位的眼睛让我难忘，一位是晚年的特朗斯特罗默，虽然在中风后半瘫，丧失了语言能力(“他在灰烬中幸存/像一只供人参观的已绝迹的恐龙”)，但他的眼睛却是那样清澈，目光甚至像多年前那样锐利…… 另一位就是郑敏先生，一位百岁老人的眼神，那样清澈、晶莹，承载着不灭的生命之光，并且仿佛时时还在打量和质询着什么。望着它，我就想起了奥登的诗句“一个人的眼光包含着历史”。让我不无惊异的是，正如诗人在垂暮之年变得瘦小，她的眼瞳似乎也变小了，因而更为晶亮。似乎诗人的整个生命，最后就化为这样一种眼睛的存在…… 那是在2020年12月24日，郑敏先生的女儿、我们多年的诗人朋友童蔚邀请我们去和老人家一起过平安夜。郑敏先生的丈夫童诗白教授早已过世多年，她的儿子一家在美国，清华园的家里只有她和一直照顾她的女儿和外孙，还有一位保姆。 自几十年前认识郑敏先生以来，我多次去过她家，看望她，听她谈诗，还多次听到她在童教授的钢琴伴奏下歌唱。这些已一一融入我的生命记忆。但这一次，她似乎已认不出我了(童蔚早就告诉我她妈妈什么都不记得了，有时问她“你是谁”，有时干脆像个天真的小女孩一样叫她“妈妈”)。我在她耳边提高了声音同她谈起冯至、穆旦，她像是恍然忆起了什么，语调中带着兴奋，然后又安静了…… 但是在后来的晚餐桌上，在大家为她举杯祝福之后(这一年是她100周岁寿辰)，忘了是谁提议，请她唱一支歌时，老太太竟一字不误地唱起并尽力唱完了她青年时代的歌《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在那个难忘的冬夜，我们几乎都带着内心的颤栗，轻声应和着先生的歌声。在她唱时，她是否也在回忆她的一生?或是望见了“芳草碧连天”之外更远的生命行程?我真的很惊异，几乎不会说话了的她，唱起这首歌来却是那么清晰和用力!她又回到了早年的爱了吗?她已和她生命中某种更神秘的力量永远结合在了一起…… 在生前最后的这些年，郑敏先生往往被称为“最后一片九叶”。这样称呼当然很恰当。1981年，在思想解放气氛中，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集》，堪称是新诗史上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它不仅发现了九位“被埋葬”的优秀诗人，而且将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成就令人惊异地展现出来。记得在1981年四五月份，我们应唐祈先生邀请参加兰州诗会(该诗会因故临时取消，但很多诗人已去报到了)，同行的北岛在那里第一次读到《九叶集》之后就很感叹：没想到他们那时就写得那么好! 不过，就新诗史而言，《九叶集》的编选和出版虽然有特殊的历史作用，“西南联大诗人群”这种指称可能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构成了新诗史上一个少有的奇观：在那个战争年代，以昆明的西南联大为中心，不仅聚集了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名家和“师长辈”诗人，也涌现了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王佐良等一批优秀的“学生辈”新锐诗人。这两代诗人的合力，不仅在当时坚守和推进了诗的发展，也注定会对中国现代诗歌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纵然新诗的历史丰富多样，但“西南联大诗人群”所体现的诗歌精神、创作成就、尤其是对现代性的锐意追求，构成了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珍惜的“现代传统”。而郑敏先生的意义，不仅在于她是“九叶”诗人中的最后一叶，更在于她是这个传统和精神传承的重要一环。 据一些回忆材料，郑敏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校园中并不活跃，她师从的是冯至和冯至译介的里尔克、歌德，而不是穆旦他们所追随的充满“介入”锐气和“现代敏感性”的奥登(虽然这“英、德两系”互有交集和共同点)。郑敏自己在《恩师冯至》一文中就这样写道：“在国内，从开始写诗一直到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的形成，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先生。这包括他诗歌中所具有的文化层次、哲学深度，以及他的情操。” 郑敏自己说得很清楚了。她不仅找对了自己的导师，也几乎从一开始就找准了自己一生的路。她从冯至和里尔克、歌德那里师承的，是德国式的存在之诗，是“诗与思的合一”，是进入更为深沉、肃穆的生命与艺术的领域。她的早期名作《金黄的稻束》，就具有这种“诗性”特质，它不仅具有油画之美，雕塑之美，更重要的是，有一种精神之光，照在它的每一个细节上。 耐人寻味的是，据郑敏自己回忆，冯至先生当年第一次看了她的诗后，除了鼓励的话，最后还特意说了一句：这是一条寂寞的路。冯先生为什么这么提醒?他所说的“寂寞”是一种怎样的寂寞? 不管怎么说，郑敏一生记住了这样的教诲。她不仅记住了，在她作为一个诗人的成长时期“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这是冯至先生1943年《工作而等待》一文中引用的里尔克的一句诗)，而且在后来还要以自己的全部努力来体现和促进这种诗歌精神的“血液循环”(这是郑敏先生自己在谈论西方现代诗与中国新诗时的一个说法)。 也许正因如此，1991年初，香港《诗双月刊》拟推出“冯至专号”，郑敏先生除了自己撰写文章外，还特意来信请我也写一篇，大概她很希望看到冯至在年轻一代诗人身上的传承吧。这当然也是我很想写的一个东西，因为冯至先生的诗文曾是我年轻时代最重要的启蒙读物，也因为我深感到体现在冯至身上的那种诗歌精神对我们今天的重要。我的题目是《冯至与我们这一代人》。我谈到自己与冯至的“因缘”，谈到上高中时一本偶然发现的《冯至诗文选》对我生命的唤醒，谈到上大学后读到冯至译介的里尔克是怎样促使了我们一场深刻的创作转变。当然，我还着重从新诗漫长曲折的历史和当下的文化处境中来谈论并阐发冯至的意义：“我深深感到冯至是那种我所喜欢的并为这个时代所缺乏的纯粹而严肃的知识分子诗人……这和他的气质有关，和他所攻读的德语文学与哲学有关，但是更根本的，是与他要求自己必须把写作当作一种对真理的探求有关。”现在来看，这大概也是当代诗论中(借冯至)最早和集中谈论“知识分子精神”的一篇：“我深深感到五四以来的新诗发展中，消沉者沉湎于文人趣味，激进者趋于时代所求……但是在40年代初，也正是这场冲突剧烈演化的阶段，在冯至的诗中却闪耀着夺目的知识分子精神。”而这足以让人省思，“何谓'知识分子’?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他还应是人类千百年来所创造的一个'灵魂’；正因为如此，越是在动荡和危机的年代，人类的理智和良知越是要求他能够守住一线文化的命脉，能够拒绝各种现实诱惑，而能独自维系并深化人类更根本的精神存在。” 由此，我还具体谈到以《十四行集》为标志，冯至完成的一次令人惊异的蜕变和超越。经历了这样巨大的艺术转变，在新诗史上，恐怕只有冯至一人，“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遗憾的是，冯至先生并未能像里尔克那样达到自己辉煌的峰顶——“在半路上，他被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最后我这样说：“自然，这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悲剧。在今天，当我们试图谈论诗歌时，我们就必须对我们的时代和历史有所意识，就必须接受我们的前辈大半个世纪以来从皮肉上熬出来的真理。付出的代价过多，而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这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们的当代诗歌是到了更深入地回溯、发现、反思，并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下重新调整自己的时候了。” 这大概是我在那时在创作的同时从事诗学探讨和批评所写的最长一篇诗论，也是最下功夫的一篇。我把文章寄给郑敏先生后，很快就收到她一封很兴奋的回信(遗憾因为多次搬家，这封信和许多其他重要信件都找不到了)，大意是比她期待的还要好!甚至为此还要感谢我(郑敏先生就是这样，她很少谈自己，却总是为她所信奉的那些精神价值做辩护。这是她身上最可贵的一点)。她的这封信也很长，除了高度认同我的观点外，还做了她自己的发挥。她写这封信，用一般的“兴奋”还不足以形容。她的文字在燃烧。 附带说一下，该文经郑敏先生推荐在香港《诗双月刊》发表后，后来又发表于《读书》杂志1993年第6期。它的确受到诗歌界和读书界的关注。为此时任《读书》主编的沈昌文先生还专门请我吃饭，要感谢我的“好文章”。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和郑敏先生之间最重要和难忘的一次交流。它也把我们的“关系”奠定在了一个更深刻的基础或交汇点上。 当然，郑敏先生后期的主要贡献及影响，更体现在她的创作、评论研究和诗歌译介上。同冯至先生一样，她的创作生命也经历了某种“死和变”。在坚冰破裂、历史激荡的20世纪80年代前后，她像是“从冬眠中醒来”，绽放出源源不绝的新绿。现在来看，无论在幸存的“九叶”诗人中，还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郑敏先生“复出”后的创作成就都是很突出的，不仅创作量大，创作时间持久(从1979年到21世纪的头十年)，而且有多方面新的重要突破和超越。在她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诗中，有重新回到诗的怀抱的喜悦，有对历史的痛彻回忆，有历经沧桑后对“光”的更执着的追求： 不能忘记它 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了 山峦的长长的肢体 舒展地卧下 穿过穿不透的铁甲 它回到我的意识里 在那儿放出 只有我看得见的光。 ——《心象组诗》(1985) 这让我想起了她早期的名诗之一《小漆匠》：“他从围绕的灰暗里浮现”“它的纯洁的光更增加了我的痛楚”。的确，郑敏先生一生的精神和美学追求都是前后贯穿的。只不过比起早期的诗，她后期的创作更多了些历史磨难的内涵，更多了些对人生的领悟和艺术的尝试，语言形式也有了经过多年磨洗后的简练。她有几大组诗，如《心象组诗》《诗人与死》等，还试图对她的一生进行更高的总结，这都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就我本人来说，我更看重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诗友唐祈先生的死写下的《诗人与死》(组诗十九首)，这组力作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悼亡，不仅有对现实世界生与死的痛彻感受，也有里尔克《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的遥远回响，不仅有对诗人命运的不懈追问，也深刻折射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多年来的心路历程。这组诗把郑敏先生一生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更深远的境界： 严冬在嘲笑我们的悲痛 血腥的风要吞食我们的希望 死者长已矣，生者的脚踵 试探着道路的漫长 关于郑敏先生的诗，已有大量评论和研究，我自己还会找时间一一重读。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她与创作同时进行的哲学、诗歌研究和译介。因为对我们这代人更有影响的，是她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对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德里达)、后现代主义诗歌(阿胥伯瑞)的译介，是她对英美现代诗歌的深度研究(《英美诗歌戏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是她对美国一些当代诗人的翻译——她的译著《美国当代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是一笔留给我们的宝贵诗歌遗产。 尤其是郑敏先生发表在1984年第5期《世界文学》上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的七首诗、三首散文诗及诗论《寻找美国的诗神》，同王佐良稍早一点对勃莱的翻译一样，都属于令人喜悦、开人眼界的“发现性翻译”。因为王佐良、郑敏的翻译和大力举荐，美国“新超现实主义”或称“深度意象”诗人很快引起了中国诗人的关注，这在当时一些年轻诗人如王寅、陈东东、黄灿然的创作中，包括在我自己的创作中，就可以明显见出其启示或影响。 为什么郑敏自己对美国“新超现实主义”或“深度意象”诗人感兴趣，不仅在于这些诗人都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启发，他们的诗中还有一种非理性的惊人联想、智力与想象力的跨越和深层暗示，正如勃莱所说“好诗总是向我们日常经验之外延展，或者说，向人的表层意识之下隐藏着的东西延展”(王佐良《诗人勃莱一夕谈》)。郑敏先生是非常清醒和敏感的，她要通过译介这样的诗来突破多年来那种偏重于理性的写作模式，更深地打开自己，并重获创作的活力和生机。因此她的作品选取和翻译风格与王佐良的硬朗的翻译有所不同。可以说，她对勃莱的翻译更能深入一个幽暗的生命世界，也更具有神秘感和启示性，如《傍晚令人吃惊》的最后一节： 白昼永不休止，我这么想： 我们有为白昼的亮光而存在的头发； 但最终黑夜的平静水面将上升 而我们的皮肤，像在水下，将看得很远。 她倾心翻译的勃莱的《圣诞驰车送双亲回家》，已在中国成为名诗名译： 穿过风雪，我驰车送二老 在山崖边他们衰弱的身躯感到犹豫 我向山谷高喊 只有积雪给我回答 他们悄悄地谈话 说到提水，吃橘子 孙子的照片，昨晚忘记拿了。 他们打开自己的家门，身影消失了。 橡树在林中倒下，谁能听见? 隔着千里的沉寂。 他们这样紧紧挨近地坐着， 好像被雪挤压在一起。 “橡树在林中倒下，谁能听见?”但郑敏先生精确传神的翻译让我们听见了，不仅如闻其声，还看到了他们“紧紧挨近地坐着，/好像被雪挤压在一起”! 而郑敏先生翻译的勃莱的诗论随笔《寻找美国的诗神》，在我看来可能更重要，实际上也对我们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它启示着中国诗人们怎样摆脱各种各样的影响来寻找自己的诗神。在该文中，勃莱所运用的青蛙的童话传说让人印象极深：“如果我们抛弃了青蛙，我们将无法与古老的本性的质量发生联系。”最后他这样告诫人们：“恪守诗的训诫包括研究艺术、经历坎坷及保持蛙皮的湿润。”勃莱自己一生长期住在明尼苏达西部的乡村，不到大都市或大学里谋求职位，这或许就是他忠实于诗人的品性，“保持蛙皮的湿润”的体现。说实话，勃莱的这篇诗论，对我的人生和艺术的重要意义，一点也不亚于我更早读到的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 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我都曾一再想起《寻找美国的诗神》，现在我也更多地理解了为什么郑敏先生会选择和翻译这篇诗论：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如果长期为人们所钻研，就会逐渐显示出它内蕴的尊严、秘密的思想及它和其他艺术形成的联系。它需要你不断以更多的劳动来侍奉它。我最终理解到诗是一种舞蹈。我也许不会跳舞，但我理解它。我年纪大了后自觉更能从悲痛中得到养分，并认识到悲痛不同于压抑。 悲痛是为了什么?在遥远的北方 它是小麦、大麦、玉米和眼泪的仓库。 人们走向那圆石上的仓库门。 仓库饲养着所有悲痛的鸟群。 我对自己说： 我愿意最终获得悲痛吗?进行吧， 秋天时你要高高兴兴， 要修苦行，对，要肃穆，宁静，或者 在悲痛的深谷里展开你的双翼。” 我不知海子诗中“黑夜的谷仓”的意象和勃莱的“小麦、大麦、玉米和眼泪的仓库”有什么关系，但他受到勃莱的某些影响是肯定的。至于我自己，在我生命的一些艰难时刻，耳边都一再响起“在悲痛的深谷里展开你的双翼”这样的诗句。好的翻译，心血凝聚的翻译，能够提升精神与语言的翻译，让我们心中首先涌出的是感激。 至于具体的翻译本身，我们可再以郑敏先生译的挪威诗人罗夫·耶可布森的一首诗《向阳花》为例。郑敏的翻译依据勃莱的英译(勃莱本人为美国挪威移民后代)，如果和勃莱的英译相对照，我们会发现郑敏先生在意象上、句法上、节奏上和一些词义的转换上都有许多重要的变动，我们会惊讶于她的“大胆”，但也会体会到她在汉语接受上的精心考虑。她甚至比新诗史上的许多诗人译者都更有勇气，其结果是有力参与了一首诗的诞生，是原作在汉语中更耀眼的再生： 向阳花 是哪个播种人，走在地上， 播下我们内心的火种? 种子从他紧握的掌心射出， 像彩虹的弧线， 落在 冻土上， 沃土上， 热沙上。 它们静静地睡在那儿， 贪婪地吸着我们的生命， 直到把土地轰裂成片片， 为了长出 这朵你看到的向阳花， 那株草花穗，或是 那朵大菊花。 让青春的泪雨来临吧， 让悲哀用宁静的手掌抚摸吧， 事情并不是你所想的那么阴暗。 Sunflower What sower walked over earth, which hands sowed our inward seeds of fire? They went out from his fists like rainbow curves to frozen earth,young loam,hot sand, they will sleep there greedily,and drink up our lives and explode it into pieces for the sake of a sunflower that you haven't seen or a thistle head or a chrysanthemum. Let the young rain of tears come. Let the calm hands of grief come. It's not all as evil as you think. 郑敏翻译的耶可布森的几首诗发表于《诗刊》1981年第1期，如同她翻译的勃莱等诗人，让我们这一代诗人都颇为受益。如果说另一位“九叶”女诗人陈敬容翻译的九首波特莱尔的诗(《译文》1957年第7期)曾深刻影响了早年的“朦胧诗”诗人，在那个苦闷的年代激起了一阵“新的战栗”，郑敏的诗歌翻译，同样深刻介入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历程。她的翻译不同于泛泛的译介，她总是立足中国当代诗歌内在的精神和艺术诉求，同时和她自己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对应关系。就翻译本身来看，郑敏一点也不像中国的大多数译者那样拘泥，而是完全走在一条庞德当年开辟的道路上，她的翻译忠实而又带着很大的创造性，凭着她作为一个诗人的诗性敏感和多年来的艺术功力，她的译文不仅精湛，有着纯熟流利的语感，而且往往还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更是一般的译者难以达到的。 不用多说，我本人一直很看重郑敏先生的诗歌翻译，它的数量并不太多，但却为我们展现出一位卓然的翻译大家，一位比起一般的创作更为优异和纯粹的诗人。近十年前我曾派两位研究生去采访她，请她专门谈谈翻译，但她年事已高，或是觉得翻译本来就是一个诗人分内的事，她谈得很少，而总是在谈些别的。对此我也猜到了，我猜她更愿意把两位女学生带到她的花园，一起观赏她热爱的花卉和植物，实际上她也多次对来访者们这样做了。(一次她对来访者说：“我把这个花园交给了上帝。”接着她又补充说：“上帝是我的园丁!”) 同许多前辈诗人一样，郑敏先生经历了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充满希望和忧患的一生，经历了作为诗人、译者、诗歌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一生。在后期，她也对新诗的历史进行认真的反思。她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着力批评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新诗与传统的割裂，很快引起了很大反响和争议。我虽然对郑敏先生的一些观点和判断持保留态度，但我却能理解她的初衷。有一次在她家，她对我说：你看看繁体的“爱”字多好!字里面有个心，现在这个简体的“爱”连心都没有了。 当她这样说时，我能说什么?我只能说更理解她了。我感到的，是一颗对历史和文明充满忧患、怀着最真挚和痛切的爱的诗人之心。 的确，诗人在晚年“呼唤传统”，对之有一种乡愁，但她并没有完全否定新诗，也没有否定自早年起对现代性的追求。她也不可能“转身”成为一个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者。1992年，可能就在她写作那篇《世纪末的回顾》的同时，有访谈者请她举出一首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诗，她最后说出的，仍是里尔克的《圣母哀悼基督》。她认为此诗“短短的诗行，简单的语言，却捕捉到一个说不清的复杂，这里是不可竭尽的艺术魅力……” 下面，我们来看郑敏先生自己翻译的这首诗： 现在我的悲伤达到顶峰 充满我的整个生命，无法倾诉 我凝视，木然如石 僵硬直穿我的内心 虽然我已变成岩石，却还记得 你怎样成长 长成高高健壮的少年 你的影子在分开时遮盖了我 这悲痛太深沉 我的心无法理解，承担 现在你躺在我的膝上 现在我再也不能 用生命带给你生命 悲剧性的情感冲动，达至语言所能承载的极限。它看上去“简单”，但却锥心刺骨，庄重、悲痛而又神圣。它就像米开朗基罗的名作《哀悼基督》(现存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一样，把石头的雕塑变成神圣的音乐，变成了无尽的爱和悲悯…… 郑敏在晚年举出里尔克这样一首诗，其心境、其贯穿一生的生命追求和艺术追求，我们都可以从中好好体会。 郑敏先生在102岁时离开了我们，我本来以为她还可以多坚持几年。我认识她也有35年了。在最初“归来”的那些年月，她意气风发，密切关注着这个国家的一切。每次到她家，或是通电话，她往往一谈就停不下来。而到了晚年，作为“最后一片九叶”，作为她那一代最后一位“幸存者”和唱挽歌的人，她生活在深深的宁静和寂寞中。这是人生的寂寞吗?不，她告诉来访者她的生活并不寂寞，她是生活在“知识的寂寞”中。 好一个“知识的寂寞”!它是精神本身的寂寞、某种超越了具体生活的形而上的寂寞吗?这也使我想起了冯至先生当年对她说的话：这是一条寂寞的路(而且越走到后来越寂寞)。不管怎么说，当一个诗人漫长的一生最后把她推向了这样的寂寞，我们自己最起码也应该安静下来。我这篇纪念文字，其实也说得过多。 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3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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