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来信 | 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记忆

当建筑师为世界造房子时，恶魔正在建造自己的宫殿；作为城市里的异乡人，客人变成了主人，主人变成了屠杀者，这才是后来人们对芝加哥的那段记忆的重心。

撰文：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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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詹姆斯说：“有趣的情境有了，但趣在哪儿呢？” 《白城恶魔》好像完全是照这话来写的。

我是说，无论作家还是记者，有些作品免不了像作文一样写成——先将欲写之事结构化，比如心里先有一个时代主题、一个场景、一个宏观数据基础，仿佛扑过去，撺掇些人在其中闹些事，希望这些事能反映大时代，并希望以技巧让人与环境水乳交融。

再刻意一步，就成了《纽约时报》特稿“八股”，趣味也结构化。结构化的代价是故事和人物从前景退到背景里，却又不是什么精彩的讲述——不是让人预感故事的发生，而是让人预感到故事必然发生的乏味。

有这种感受，兴许是因为最近很读到些平庸的非虚构作品——从新版《对手团队: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治天才》( Team of Rivals: The Political Genius of Abraham Lincoln )到《捕鱼舰队:在英属印度猎夫》( The Fishing Fleet: Husband- Hunting in the Raj )之类休闲式作家翻资料写的野史书，环境和人面面俱到，但只是资料并行而已，真正能交织为故事的却太少了。

前一本书塞下了好几个人的传记，读起来却只有平行和重复；后者讲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淑女们集体去印度，在东印度公司的海外白领中“猎夫”的故事，可每当该描绘个案人物的情感纠葛和社会心理时，作者却只能堆砌一些当时南亚次大陆的气候资料——炎热和爱情的关系就更难扯了，纵然我曾分析过密室与艳遇的关系。

或许这真不是能产生《光荣与梦想》这类有思维密度的编年史的时代，有的只是读者的干着急，看着作者罗列资料，恨不得替他们行使洞察力，客观却继续成为他们的托词——尤其是平庸的现实主义小说家、非虚构作家，反而和法国“新小说”家说着同样的辩护词(没想到两种平庸会如此相逢)。关系，关系，究竟在哪里人与人真正发生关系，其实比想象的要难。

当他们以现成材料就事论事，却仍然想写而不能写出生活的意义，他们就诋毁生活的意义，或者诋毁生活的无意义，仿佛一个畅销的成功学作家也总能在书尾或前言怒斥光明的消失以及伟大时代的不再是为犬儒之滥用。

说到这儿，我还是坚持对安·兰德们肤浅哲学的批判——自然主义风格的客观、滥竽充数的记者口吻的历史研究(甚至已开始占领历史学领域)恰好让“现实主义”在文学中蒙羞，他们令现实更模糊，更无意义，更琐碎，更屈从于庸俗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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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少，这本并不算新的非虚构作品——《白城恶魔》，终于让这种“ juxtaposition ”(并列存在)手法稍显特别。我一向认为，跨文体的错位努力正可见一个作家的真诚，无论他是纯文学作家还是记者，都让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

单说非虚构作品，如果将现实里明显充满关联的环境与人写成一个故事，并不算什么难事。但如果将没有明显关联的东西强力地放在一起讲述，那就是一个记者在他有限的文体里，开始勇敢地充当作家甚至诗人，这至少是一种有难度的努力。

▲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白城恶魔》书影

这也让我想起哈罗德·布鲁姆形容诺曼·梅勒永远被他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埋没——他选择要在枯燥并充满自我正义的语言的政治题材中使劲成为一流作家，于是这个天才被体裁所限，埋没在二流作家的阵营里，但他其实是一流作家，试图把一种臭名昭著的学问变成文学。

有一类大师貌似靠的是有点不可知论的“原创”，另一类大师靠的是“综合”。但也许最终所有大师都是在强力地综合这个世界不相干的任何东西，最终发现一切事物的相关性。这不正是罗素所说的——“当真理被完整地说出，它会是同一团复句”？

与之类似，非虚构作家埃里克·拉尔森想要在社会史领域有更大的文学梦想。《白城恶魔》的英文原版里，你会读出作者的语言，移情至优雅的 19 世纪末美国清教徒的语法。这类语言不似同时代的维多利亚英国小说，它貌似朴素，却又有点怪诞，继承了爱伦·坡或纳撒尼尔·霍桑的哥特语言。相比之下，在最该直白的时候，维多利亚英语文学从来都很朴素，死就是死，冷漠就是冷漠，而不会把冷漠说成“蓝色的平静”。但这个比喻又只是说凶手的“蓝眼睛”，并非很妙的修辞，这种绰号般的修辞的确很“美国”。

但埃里克·拉尔森的文学企图更在于，他想要创造这样的命题：强行建立 1893 年世博会创造的奢华古典的芝加哥白城展区与 1893 年真实的河上漂着死猪的芝加哥城之间的关系；强行建立一个世博会建筑师和一个连环杀手在同一个城市——芝加哥——里的抽象对峙。

这是明显诗化的主题。所谓诗化主题，就是诗人凭借其跋扈才能确立的主题。当然，好的诗人一下就能建立让人信服的跋扈，如果不是让人信服的逻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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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个诗人如何描绘一个城市像一个生命在制造罪恶，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巴黎——《恶之花》还有《悲惨世界》，仍然是巴黎下水道所创造的邪恶路径所生的故事。

巴黎与罪恶纵然已构成了坚固的象征体系，但那是过去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一边玩着城市探险游戏、下水道生存游戏，一边享受着地面上的咖啡馆生活；人们把一个城市黑与白的关系解构了，分离了，这种与苦难记忆的分离，也是当下之人审美感觉的失落。我们只是一些痛苦之地的玩家。

▲巴黎下水道——暗流涌动的地下世界

1893 年的芝加哥又如何呢？对当时的城市玩家如何呢？非虚构作家埃里克·拉尔森想重建芝加哥的生活给当时人产生的印象——一个光鲜的世博会遮掩着一个真正肮脏罪恶的城市。

他说，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芝加哥，“为什么有人选择用创造不可能的事物来打发时间，有人则选择制造痛苦。最后这个故事还是关于善与恶的冲突，白天与黑夜，白城与黑城”。 于是世博会建筑师与连环杀手两条线索并行。

作者说，他要讲的是建造和毁灭这两股平衡的力，但在书中，这两股力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相逢，并未如我庸俗的猜测一样，建筑师伯曼和连环杀手福尔摩斯最后会来一场捍卫城市的决斗——如果由我来想象，福尔摩斯的罪恶该有真正形而上的意图，就如约瑟夫·康拉德在《密使》里描绘的那个试图炸毁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恐怖分子，他的目的是让大英帝国“在时间上错乱”，就如在抽象概念里扔下一个炸弹。

但在人类犯罪史上，形而上的犯罪毕竟少之又少，谋杀多半只会升级为恐怖主义屠杀，却很少升华为更抽象无害的哲学行为和艺术。精神之路仿佛从来就被堵住了，许多狂野的能量徘徊于原始的行为里，更多的死亡、更大的屠杀、更惨绝人寰的恐怖事件，或者如在芝加哥世博会边上住的家庭旅馆的主人福尔摩斯，只是让他身边的人——尤其是少女——一个个从人们眼皮底下消失，并无深意，也并无自己的宽恕哲学，就和野兽无二。

从 1880 年代到 1893 年的世博会期间，人们相信福尔摩斯一共杀害和肢解了二百多人，包括他历任的情人、骗婚的 未婚妻和妻子们、某个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女秘书。当然，如果二百多人的数字可信，其余被害者大部分应该是来看世博会的各地女孩——在世博会期间，她们住在他的家庭旅馆，然后从此消失。

那时的美国，女孩们开始走出家门，到大城市去工作，或独自旅行，或不告而别去私奔，多年以后写信给家里，说已经和相爱的绅士在英国生儿育女。这样的事司空见惯，这是女人们自由迁徙的大时代、女权的时代、工作机会大流动的时代、女人玩世界的时代，没有人想到她们早已被谋杀。

▲人物原型——美国连环杀手霍尔莫斯，超过 200 人在其“旅馆”被谋杀。

照我的想象，来自小镇的“万人迷”连环杀手会用一种高效的谋杀方式实现屠杀，让芝加哥感觉到他的存在，让“正能量”的“世博会”感觉到参观人口的大量“失踪”。但这种感受在当时的芝加哥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在世博会闭幕多年之后，各地的人们才渐渐发现有些人口失踪。闭幕时，官方认为这是一次组织成功的盛会，只有一个儿童走失，其他失踪的都是成年人。同时，市长被一个怀有怨气的承包商枪杀，但这一事件也太自然不过了。

我不禁想到北京奥运会对此类信息的屏蔽——对一个肮脏、罪恶的城市的屏蔽，对一个吞噬人的城市的屏蔽，对一个与它直接有关的死亡的屏蔽——无疑做得更好，行政性的 “好”。

直到 2012 年我在北京乘一辆出租车时，听司机师傅讲起 2008 年夏天的往事：在奥运期间，所有出租车都要拆除驾驶与副驾之间的栏杆，以示对世界人民的友好。结果栏杆被拆除后的第二个星期，就有一名年轻男司机被副驾上的劫匪杀害。

在 1893 年的芝加哥世博会期间，没有恐怖事件发生，这是 19 世纪最后一个周期的和平特征(至少对资本主义，尤其是 1848 年革命以后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如此)：以工业革命的自满出现，还没有变成周期性的自满，仍沉浸在人类学共存的宽容里，沉浸在殖民主义明显的福音里，而非沉浸在后来周期性出现的经济萧条、种族灭绝的民族主义、反抗阶级压迫的时代呼声里。这个时代的世博会少不了“野蛮人”的生活秀，芝加哥世博会本想直播展出一个俾格米人小部落的生活，只因开幕当儿去搜寻那个部落的上校在路上暴病而亡才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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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是靠港口贸易后起的美国大都市，从 1880 年代开始，城市地产剧烈增值，在金钱的刺激下，建筑师伯曼和鲁特合伙的公司以更深的地基技术和更严重、更普遍的建筑工人沉箱病为代价，克服了城市土壤松软的问题(沙和陶土的 混合，很像中国三峡城市秭归的土壤)，也清除了内城圈充满阻碍的欧洲小城风格台阶，蒙塔克大楼(Montauk)—— 美国第一个被叫作摩天楼的建筑——就是他们的作品。

但 1893 年的芝加哥也已经是能让任何人成功“消失”的大城市，失踪人口一度是让芝加哥解闷的事儿。《白城恶魔》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谋杀、屠杀的书，还是一本展现“吞噬”的书——一个环境如何吞噬一个人。每个人都有消失在人海里的经验，你失踪的消息首先会被拖延让人知道，人们会首先猜测你出城了、远走了、私奔了，或者在另一个城市你有不该被打扰的隐私，比如另一个家庭、另一个丈夫、另一个妻子。1880 年代的芝加哥警力捉襟见肘，虽然警方加强了巡逻，但难以追踪每个个体的去向。是啊，说到这里，你也许感叹这是没有户籍制度的代价、自由的代价……凶手福尔摩斯甚至可以近似重婚地生活，他在第一个妻子的老家建了她的冷宫，但正因为如此，他的第一个妻子稍显幸运，至少她后来没有被杀害。

对一个城市而言，死亡总不是最早的猜测。透过那些新鲜的高楼，你听到人们在歌唱吗？你听到死亡在歌唱吗？但城市什么也感觉不到，城市就像一个冰冷的媒介，吞没了善恶这两股力，也许还有第三股莫名的力，第四股……

这是一本把谋杀、连环谋杀、屠杀——尤其是屠杀各种女人——行为，写成让她们一个一个“消失”的小说。突然，一个太太“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关于死亡，作者让人印象最深的修辞就是如此，却也和事实相符合。邻居开始问福尔摩斯:“你房东的遗孀去哪儿了,房子怎么成了你的？你的未婚妻去哪儿了……”但问得很浅，就如最近美国刚刚破获的三名女孩被长年囚禁在邻居地下室的案子，这是个与恶魔为邻却懵懂不觉的故事。当囚禁她们的邻居大叔卡斯特罗拿着一张儿童的照片对他女儿说“这是我和我女友生的孩子”时，他女儿才对多年以来地下室里的动静产生怀疑。罪恶已经像藤蔓弯过了篱笆又探回来，才渐渐被人发觉。

对于人们对失踪者的询问，芝加哥的“白城恶魔”福尔摩斯回答得彬彬有礼——“她将房子卖给了我”，“她和谁谁谁去了英国”。他杀了身边几乎所有的人，杀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可以说一名死者将另一名死者掳去，用死者来搪塞死者的失踪。

▲芝加哥夜景——繁华的诱惑

正是在描绘“消失”的过程中，作者努力将杀手的行为与城市的环境结合在一起。一半靠英俊凶手爱的诱惑、个人魅力吊的胃口，一半靠芝加哥大城市的诱惑，这些女孩自己送进城市的口来——先进入城市的大口，再进入福尔摩斯的小口。当然，这本书的故事仍然不像德莱塞或者哈代写的那样，通过写命运对人的步步紧逼，来说明生活环境的“吃人”。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个人选择之下的命运紧迫感，只有杀手制造的命运的无常。这些女孩子仅仅因为生活在这里，就无辜地死去。

这本书的叙事也勾起了我对北京的回忆。凶手和我一样，也是从别的小城市来到大城市，来到芝加哥的乡下、郊区……这也符合我们这些“北漂”的轨迹。我曾记录过刚到北京时的感受:“年轻时去首都 / 也是明净的秋天，走在空空的火焰里 / 阳光照亮一路，蛛网联结所有的平屋，我相信 / 是故乡，抽离夏日的炎热，只许光明跟着我……”

芝加哥的“白城恶魔”福尔摩斯却在日记里回忆，当他作为一个外来者到达这里的臭河码头，从那臭味就能闻到，比起他出生的新罕布什尔的那座小城，芝加哥“是座更能容忍的城市”。而北京的雾霾也已相当于恶臭，甚至掩盖着恶臭，面对这两座恶臭的城市时，也许他比我更坦率。

作者承认，在凶手的日记、其他审判文献以及周围人的回忆里，都没能揭示凶手的杀人动机，作者不得不动用想象来解释。他描述凶手在毒气室里肢解被害者的快感，推测凶手对这些女人怀着怎样的变态性欲——不但要占有一个女人，还要肢解她。凶手只在日记中承认了罪行的结果给他带来的梦魇——有时会看见某些女孩的鬼魂——但始终没有透露动机。我不明白为什么审讯可以这样不了了之。

作者仅仅能从资料里给作案模式找出另一些根源：凶手福尔摩斯刚到芝加哥就跟人学会了如何伪造尸体来骗取巨额人身意外保险。确实，刚来一个城市时，我们很想投机，从那些小广告开始贴起，但继而，投机让我们中的少数人开始想要欺骗，而我们中的更少数人最终会通过谋杀来欺骗。福尔摩斯大概觉得伪造尸体却要和被伪造尸体的人分钱是很烦琐的事情，因此将之简化成了谋杀。

在这本非虚构作品里，作者还是不得不“借助文学”，描绘了凶手的英俊招引女人们倒追、簇拥，诊所里找他看病的人排起长龙，妻子因嫉妒而渴望与丈夫保持非医患关系的肉体接触。如果男人总是文雅、温和、完美，和猫狗也能玩很久，老这么神秘；如果热度总来自女人，直至对男人产生强烈的占有欲……这也足以证明男人的冷酷。

邻近世博会的这片街区——恩格伍德社区——人口在增加，杀手福尔摩斯也顺应行情，找了块空地建造自己的物业，盖起了自己的商住两用楼。佃户和雇员都是他下手的对象，在建楼的过程中，他从建筑工人里物色了肢解被害人时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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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毗邻的世博会园区——白城社区，美国摩天楼的创始人、芝加哥世博会的建筑总监伯曼在忙碌，在焦虑：19 世纪末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了罢工，罢工导致窝工，最终导致了许多项目不能真正完工——没有一个世博会是真正完工的，却都能掩盖城市的真实面目。

芝加哥仍是个暴发户型的城市，它没有纽约那么有文化，更不用说和巴黎比了。它不能解释富裕和贫穷、古典和现代为什么会共存，甚至不能解释古典建筑为什么应该出现在这里。但伯曼所代表的芝加哥建筑师最终否决了许多现代风格的提案，包括埃菲尔铁塔的建筑师埃菲尔企图自我超越的建筑提案。伯曼最终没有让更有现代感、更预言新世纪的建筑成为世博会的象征，芝加哥世博会的建筑最后选择了一种复古的罗马风格，这甚至在世博会期间就遭到了当时仍极年轻、 后来成为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劳埃德·赖特的猛烈抨击: “本届世博会没有给美国带来现代生活的启迪，只是腐朽，只有旧时代的奢华挽歌，比之巴黎世博会是倒退，甚至比起伯曼自己开创的美国高楼也是倒退。”

▲通过 1893 年芝加哥世博会的展馆可以一瞥当年繁华。

但伯曼要辩护的是，这至少是一次教会暴发户型的美国人“欣赏建筑之美”的机会，让美国人开始对建筑审美。然而，建筑之美，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只要脱离了现实，往往就成了遮蔽现实的东西，倒退的、毫无根据的建筑风格更显示了它与真实生活的反差，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尤其如此。

至少在这本书里，纵然建筑师和恶魔的故事内容五五开，但世博会的故事——正因为它如此可想而知，工程如何有难度，最后如何好歹建得体面——还是不得不成为了恶魔故事的背景。当建筑师为世界造房子时，恶魔正在建造自己的宫殿；作为城市里的异乡人，客人变成了主人，主人变成了屠杀者，这才是后来人们对芝加哥的那段记忆的重心。

在北京这如同嚼蜡的异乡、第二故乡，我没有成为一个恶魔，但我至少异化成了一个“房奴”，甚至还有可能异化成一个房东。居住在此的十二年，我能感觉到它渐渐具有一 种倾向……兴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戾气、一种污染。亨利·詹 姆斯也许应该进一步说明，当环境具有足够的倾向性，环境就能召唤出“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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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恶魔”在人们的记忆里会是象征性的，尽管他杀人的目的“朴素”——只想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但人们的记忆选择了它来描绘一个事件，一个带血的节日。一个世博会，发生时鼎盛，过去则是过眼云烟，迅速被遗忘，“不留存于活人的记忆里”，而恶魔则将被记忆神化。

至少在记忆而非现实里，人们会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通常在现实里,我们周围的困境暂时不会那么戏剧化，可是在记忆里，不相关的善与恶是交锋的，构成了我们对过去的回忆、我们的价值观。最终，记忆成为头脑中的独裁者，产生了一种象征的、诗意的、浪漫的故事，将在现实里并没有构成直接冲突的两种东西紧紧联系在一起，让复杂的现实回到人类最古老永恒的道德主题——善与恶——的天平上被人评价，这又正是诗人的天职、文学的天职。

《白城恶魔》在结构上还是非虚构的，在现实里没有发生的冲突因素也并没有在书里发生。它似乎把这个任务——怎样牢牢记住和自己不相干却实在相干的事实——扔给了读者。当你在漂亮的城市、空洞的新区、虚假的景点里参观时，你不至于忘记它背后的故事、它遮蔽的故事、它隐喻的故事、与它同时代人的故事，在被抹除记忆之后，这些都在顽强地继续增添我们可怜的新记忆。

读完本书还真有一丝怅然，把一宗连环谋杀——尽管已算屠杀了——放在一个城市史背景下、放在一场辉煌盛会的背景下去叙述，繁华落尽，生命凋零。建筑师们的命运，也无非是将灵魂寄托在建筑上，暂依附于建筑的辉煌，之后终究要脱离它潦倒而死。人类的行为纵然野蛮，其疾病也大有哲学化的趋势——谋杀更像屠杀，强奸更像轮奸、乱伦、奸尸，正是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征兆，正是 19 世纪末的世纪病。

而我们的记忆，会把一切盛会变成一个个个体的葬礼。这却正是记忆该有的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