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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液本草》的学术成就 《汤液本草》（以下简称《汤液》）是我中金元时期本草学的代表著作。由东垣高弟子代名医王好古（海藏）所撰。全书医药紧密结合，内容精简扼要，上阐《灵》、《素》经典奥旨，下集诸家的用药实践及历代医家之论述，间附己意，自成一家，在本草学方面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今不揣浅陋，兹就本书学术成就论述如下，以期能对临床用药有所裨益。 阐发《内经》蕴义 发展药性理论 王好古精研《内经》，并以之指导药性理论的研究。《汤液》归纳和阐发药性理论，其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阐明气味阴阳。药物的气味阴阳，是药物具有各种功能的基础。《汤液》对《内经》有关气味理论的论述，进行了全面归纳阐述。其《用药法象》云：“天有阴阳，风寒暑湿燥火，三阴三阳上奉之。温凉寒热，四气是也。温热者天之阳也；寒凉者天之阴也，此乃地之阴阳也。地有阴阳，金木水火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辛甘淡酸酸咸，五味是也，皆象于地。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者，地之阴也，此乃地之阴阳。”这里说明药物的气味阴阳与天地之间的阴阳是相应的，药物禀受天地阴阳之气不同，其所具之性味亦各异。进而指出，气味有厚薄，阴阳有清浊，禀质不同，其功亦异。“味薄则通”，“味厚则泄”；“气厚则发热”，“气薄则发泄”。“清阳发腠理，清之清者也；清阳实四肢，清之浊者也。浊阴归六腑，浊之浊者也；浊阴走五脏，浊之清者也。”然就具体药物而言，气味阴阳并非孤立，必须合而视之。故在《制方之法》中说：“凡同气之物必有诸味，同味之物必有诸气，互相气味，各有厚薄，性用不等。”故其论述药性，重视气味合参。这样，既阐述了《内经》业义，又发展了《本经》的四气五味，为总结了药性功能提供了较全面的基础理论。《汤液》探讨的药性，尤重《内经》五味之论，对其五味宜忌偏胜之说。皆予全面总结，从而充实了和阐发了《本经》的五味理论。 （二）详述苦欲补泻。药物的补泻性质，是辨证用药的依据之一。《汤液》总结补泻药性，以《脏气法时论》“五脏苦欲”之说为据，采四时五行生克之法，概括药物对五脏的补泻之作用。并结合临床临床实践，、辅以药例说明。如谓“苦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以酸泻之，芍药。”肝为何以辛补酸泻？因肝木主春升之气，辛味性主生长，能助春升之气故谓之补；而酸味则性主收降，与春升之气正相反，故谓之泻。《汤液》言补泻，虽以五脏对五味的苦欲为主，但在药性中亦兼提及“四气”的补泻，对机体方面也论及六腑的补泻，并未超出四时五行的行克之法。这种补泻理论，虽与后世单指扶正与祛邪药性有所不同，但把补泻性能作为药性基本理论概括，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且后世不少治则制方，均以此立法。 （三）阐发药类法象。药性讲法象，首创于韩保升，但其以药物五色配五脏之法，失于机械。《汤液》法象，旨承《内经》，以药物气味法天地四时之象。即以气味之厚薄，法天地阴阳之象；以气味性能，法四时万物变化之象；参合气味厚薄与天地阴阳，而研得药性之要旨，是谓“升降”。《汤液》认为药具升降之在由其气味参合而定。所谓“升降者，天地之气交”是也。书中并举茯苓、附子、麻黄、大黄为例，演以图形，以示其象，释以经文，以详其义，深发“升降”学说之蕴义。其《药类法象》一节中，据药物气味厚薄阴阳的不同，以四时六气为纲，配以药性的升生、浮长、化成、降收、沉藏等特点，将102种药物归纳成五类。形成了以“升降浮沉”为中心的“药类法象”理论。《汤液》所总结的“升降浮沉”之说，用以概括药物作用的基本形状，对发展药性理论，是一大贡献。且对推动药性理论研究，亦起了促进作用。此药性理论一经创立，即得到医家普遍重视和广泛作用，后世一些治则、处方，亦多以此为据。 (四)发展归经理论。药物作用的发挥，除与本身所具气味阴阳等特性有关外，且与机体脏腑经络之生理、病理状况有密切联系。《内经》概括药性，重视性味与脏腑的关系，如“五脏苦欲”之说便是一例。它如“五宜”、“五走”、“五入”之论，亦在说明此种关系。汉、唐以来，六经辨证与脏腑辨证进一步发展完善，各种病证与脏腑经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通过辨证治疗，认识到药物作用的发挥与脏腑经络有其内在联系。张洁古、李东垣据《内经》将药物性味与脏腑间的关系和脏腑、六经辨证的治验结合起来，以阐明药物作用与脏腑经络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归经学说。在《汤液》中，王氏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将每脏的苦欲药味都补上了具体药物，并总结了脏腑泻火药，录入东垣报使、诸经向导等，丰富了归经内容。在各药性理论，这也是它对《内经》中气味与脏腑关系的阐发，对药性理论发展的一大贡献。 （五）简化用药法式。两宋金元之际，运气学说盛行，因此“六化分治”、“五运六淫”等用药法受到医家重视。王氏特将《至真要大论》中有关六气“司岁”、“司天”、“在泉”及主，客、胜、复等各种治疗法则，归纳为十幅简表，概括成用药法式。此说经王氏总结推广，引起了后世不少医家重视，尤其在温病名方银翘散，就是据“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的法则制定的。 集各家经验 总结诸药功能 《汤液》总结药物资料，着眼临床切用，选医家常用药品，阐明其药性功能，以指导辨证用药。观其全部内容，具有以下特点： （一）详辨气味阴阳。历代本草皆重气味，然记述简略，更无析辨。《汤液》记述气味，详于辨其厚薄阴阳。以气味之厚薄定其阴阳属性，又以阴阳属性概括出升降之能，进而应用气味理论阐述药物功能。如谓茯苓，“气平，味淡。味甘而淡，阳也。”“淡能利窍。甘以助阳，除湿之圣药也。”又如桃仁，“气温，味苦甘，性平。苦重于甘，阴中之阳也。”“苦以泄滞血，甘以生新血。”这些药物都应用了《内经》中的气味理论以释其药性。《汤液》辨析气味，广采各家之言，故味多有兼味，气则有程度之别。如谓黑附子，“气热，大辛，纯阳，辛甘温大热，有大毒。”既言其味辛，又附之以甘；称其性热，又告之以大。这对于认识药性，掌握应用是很重要的。 （二）概括各药归经。《汤液》概括药物归经，理论源出《内经》“五味五色所生”、“五脏所宜”等说，但对具体药物的归经，则偏重临床治验。如谓黄芩能“泻肺中之火”，“治肺中湿热”，故“入手太阴经”。黄连能“泻心经之火”，故“入手太阴经”。都以效验为依据。其所记归经，尤宗仲景《伤寒论》，如麻黄、桂枝之人太阳，柴胡、半夏入少阳，石膏、大黄归阳明等，都以其为据。《汤液》不仅指出归经部位，而且据其药性冠以不同归经名称。除一般称为“入某某经”或“某某经药”外，还有某某经“之剂”、“本药”、“的药”、“引药药”、“行经药”等不同名称。所谓“本药”、“之剂”、“的药”，多为治疗该经病证之主药，而“行经药”、“引经药”则为该经的佐使之品。这些区别对于临床制方用药具有指导意义。它还认为归经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方剂配伍、药物炮制，可改变其归经性能。如谓益智仁“本是脾药，在集香丸则入肺，在四君子汤则入脾，在大凤髓丹则入肾”。其归经即随配伍不同而有扩大。大黄“入手足阳明经，酒浸入太阳经，酒洗入阳明经”。是其归经又随炮制方法而改变。 （三）总结诸品效验。历代本草记述药物功效，以主治病证为多，概括药性功能较少。《汤液》论述各药，注重从临床效验中考察其药性功能。引用文献资料，亦偏重医家实践，尤多采辑洁古、东恒之说。其未尽赅者，亦间附已见，并引用其他本草或医家精论。总结药性功能，大多言简意赅。如谓郁金“凉心”，款冬花“温肺止咳”，香附子“快气”，山茱萸“温肝”，都慢寥寥数字以概括其功能。这种以药性功能代替主治病证归纳的方法，对药性理论的探讨及辨证用药，都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四）强调辨证用药。各种病证，有寒热虚实之别和所在部位不同，治疗用药亦当各异。历代本草以主治病证记其功效，不利于辨证用药。如伤寒一病，有六经之别；一经之中又有在经在腑、寒热多少之异，统言主治伤寒，失之于泛。《汤液》记述主治病证，大多详辨何经何证，或在气在血之不同。如言细辛治头痛，则辨之曰：“太阳则羌活，少阴则细辛，阳明则白芷……少阳则柴胡，用者随经不可差。”又如麻黄，《本经》言其“发太阳少阴经汗”，又辨曰：“夫麻黄治卫实之药，桂枝治卫虚之药。麻黄、桂枝虽为太阳经药，其实荣卫药也。……故麻黄为手太阴之剂，桂枝为手少阴之剂。”这种既辨六经，现分虚实的论治，皆从医疗实践中得出，有助于临床辨证用药。 （五）重视配伍应用。中药应用，以方剂为主。而本草论述药效，多为单味作用。谈及配伍，只讲相须相使及畏恶相反，甚少详述配某药治某病，或治某病配某药。《汤液》述药物用，注重相互配伍。如谓白芍为“补中焦之药，得炙甘草为佐，治少腹痛。夏月腹痛少加黄芩，如恶寒加肉桂一钱”。不仅说明了辨证配伍，而且规定了配伍剂量，可见其对配伍研究之深。《汤液》还认识到药物通过配伍，可以改变其作用性质。如谓陈皮“导胸中滞气，除客气，有白术则补脾胃，无白术则泻脾胃。”“益气利肺，有甘草则补肺，无甘草则泻肺。”药物通过配伍，还可以改变归经。如谓缩砂，“与白檀、豆蔻为使则入肺；与人参、益智为使则入大小肠。”《汤液》所述之药物配伍，多为医家实践经验的结晶。 （六）辨别同类功效。药物治病，有诸药同治一证，有一药同治多种病证，临床应用又当审详。历代本草多是单味成条，各记其能，少涉他药。然而随着用药的发展，一名而有数物之例常见，品种已不同，功效亦有异。《汤液》则据医家实践，详辨其药性功能，当列条者列条，不列条者文中注明。如术分苍、白，自古同条，王氏分列，且辨之曰：“苍、白有止发（汗）之异”。芍药有赤、白二种，古时不分 ，《汤液》辨云：“白补赤散。”他如橘皮有青、陈之别，当归有头，尾之分，分羌活于独活，辨枳壳于枳实，王氏皆予以详论。《汤液》还对功效近似之药进行鉴别，如谓“杏仁下喘，用治气也；桃仁疗狂，用治血也。桃、杏仁俱治大便秘，当以气血之分”。又如干姜、附子，皆能温中散寒，《汤液》辨曰：“附子味辛大热，为阳中之阳，故行而不止，非干姜止而不行也。”王氏为便于鉴别，将同类之品编列一起，亦属匠心独具。 此外，《汤液》不足之处，在于选药不全，某些临床常用之品，则未能论及；对《内经》有些理论，录而不述，欠于详明；对于《神农本草经》及历代本草中的药性理论和药效功能，缺乏系统总结；采集医家经验，则偏重易水学派及所推崇的先贤。这些对于我们全面而系统地了解当时临床药学发展的基本概况是不够的。然而其对本草学的重大贡献，决不因为这些不足而损其光辉。 本文刊载于中医杂志1984年6期 李时珍对本草学整理方法的贡献 在本草学在历史发展长河过程中,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遗产。在本草学的总结和整理方面不仅创立了一些好的形式和方法,而且逐步形成了一个传统,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进行总结和整理。为本草学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光辉典范。 《本草纲目》能成为世界瞩目的科学巨编，除我国本草学内容之丰富和学术水平之高有关外，同编著人李时珍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和一套科学的整理方法亦有密切关系。本文就《本草纲目》，探讨李时珍对本草学整理方法的革新，反映他对本草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贡献。 一、综述诸书 体现了本草知识的全面性 《本草纲目》是我国明代本草学的代表著作，它系统地总结了明代以前我国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夙有“药学大成”之称。然就其内容而言，又远超本草之上，故王世贞誉之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达尔文更称其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该书能获如此声誉，反应了它内容之丰富，知识之全面。《纲目》的文献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考古证今，奋发编摩，通集古代本草文献：古人修订本草，历来注重前人经验的总结。自《本经》初创本草学，药品已达365种。历魏、晋、南北朝及唐、宋诸代，至唐慎微撰辑《证类本草》，药数已至1746种。李氏编著《纲目》，继承历代本草学家传统，首据《证类》集唐、宋诸家本草，次益金、元、明代各家药籍。全书引用本草文献，数达41种，若将歌赋、服食、禁忌之类计算在内，则多达63种。药物总数，亦较《证类》大增。除删去《证类》231种外，新增药物374种，使药品总达1892种。观其药学内容，更是群书莫比。举凡药性、采集、修治(炮制)、食疗、炼丹之类，均一一列集；以至地方本草、歌括药赋，皆含其内。以药物专书观之，展开《纲目》，确有“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之感。谓其为“集诸家之大成”，受之实无余愧。 (二)远探灵素，旁集诸家，遍采历代医籍方书：古代医籍方书之中，药学知识亦复不少。如唐代孙思递的《千金冀方》，就有药物专卷。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医学书籍，均有大量药物资料。显然，单从本草专著中来总结药学资料是不全面的。《纲目》重视从医籍方书中搜集资料，引用宋、金、元、明诸医书籍总达276家，其中以方书为多。这些医籍资料的引用，大大地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尤其在阐述药性理论方面，颇多精辟论述。如“序例”的内容，各药“发明”项下的论证，多为《灵》、《素》及历代医家之言。至于各药之“附方”，则广采诸家经验方书。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是本草集成，亦为医方全书。 (三)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博引各种经史书传：从其它学科吸取营养来丰富本学科的知识，也是促进每一学科发展的重要条件，本草学的发展也是一样。如《本经》作者，就曾采纳道家养生、服食及炼丹求仙等各种资料，其意亦在于促进本草学之发展。陶氏之《集注》引用仙经、道家、佛家之言，又超出《本经》。《证类》作者更是广征博采经、史、书、传，从而大大扩充了药学知识。但征引最广者，无疑首推《纲目》。他不仅汇集历代医药书籍，而且“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与药物有关之内容，全部加以搜集整理。从而使本草学建立在更为宽广的基础之上。据李氏自己所开列的书目统计，属于本草者55种，医方者347种，而子史经传之类多达591家，合计总目993家。如再加上“历代诸家本草”一节注文中提到而未列入书目的10余种，则《纲目》引用之书籍，总数超越千家。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明代，李氏这样广泛搜集各种药学资料，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坚韧不投的毅力，是不能达到的。故其遗表中说：“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攸关，靡不备采”，确是李氏治本草之真实写照。纳涓涓之细流，汇汪洋之药海；冶经史医哲于一炉，成《本草纲目》之巨著。 二、归纳分析 加强了药性理论的系统性 中药的药性理论，早在《内经》已有较多论述，但初步形成体系，仍推《本经》。它的“序录”部分，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性理论，奠定了本草学的理论基础。陶氏《集注》，继有阐述和发展。唐宋诸家本草，药性理论略有所增，但进展不快，基本保持在《集注》范畴。金元以来，临床医家远探《灵》、《素》之奥，并结合临床实践，进一步发展了药性理论。然多散记于各家医籍之中，亟待归纳整理。李氏撰辑《纲目》，极为重视药性理论的总结，为了使之体系完整，进而指导临床用药。他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整理。 (一)、注释阐述《本经》，阐述《内经》，总结药性基础理论：《本经》是本草之经典，李氏先列其“序录”(《纲目》称为“名例”)原文作为基础，分段或分句给予注释。将后世医家之相应论述归纳于其下，既阐述《本经》的蕴义，亦使后世医家所发挥的药性理论得以系统化。《本经》未及或论述不详者，如“气味阴阳”、“五味宜忌”等，则从《内经》原文采集，加以归纳整理。同时也注以后世医家之论述，李氏自己也有一些发挥。金元医家发展的药性理论，则附于《本经》、《内经》之后，如“标本阴阳”、“升降浮沉”等。这种整理方法，不仅便于后学者系统了解药性理论，更有利于对药性理论探本求源。李氏既整理药性理论，而且加以阐发，如对“七情合和”的高度概括，简要明了。他对《本经》的配伍理论，评之曰“古方多有用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同用者，帝道也；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相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在用者识悟尔。”较之陶氏原著深刻得多，对于《本经》原意也有发展。它如对药物采收，各药所宜等亦有发挥。对“十剂”的补充说明，“升降浮沉”的变化权衡之论等，更有新的发展。 (二)、总结用药经验，综合用药法式，发展辨证用药理论：辨证用药经验，大多散记于各家医籍之中。李氏身为医家，对此甚为重视。他先据《内经》，总结“四时用药例”、“五运六淫用药式”、“六腑六脏用药气味补泻”、“五脏五味补泻”等用药法则。并补以药例，发其蕴义，便于指导临床用药。对于后世医家的用药经验，亦加汇集，如“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引经报使药”、“李东垣随证用药凡例”、“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张子和汗吐下三法”等。以至各种用药禁忌，他也没有轻易放过，在《证类》的基础上新增了许多后世医家总结的内容。如“反药”，古代只言十八，而《纲目》则列有31种。李氏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医药紧密结合的方法，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三)、重视药物性味，结合临床效验，充分阐述各药性能：“序例”中高度概括药性，各药中强调药性理论的重要性，也是《纲目》突出的特点。李氏对于各类药物，重视药性、气味之良毒。他在“草部”说：“苟不察其(指药性)精微，审其善恶，何以权七言，衡十剂，而寄生死耶?”果部亦说：“果蓏之土产常异，性味良毒，岂可纵嗜欲而不知物理乎!”因此，他很重视结合临床效验来探讨药性。他尝试药味，从他订正的药味中多有兼味，甚至附有其程度的记述，说明多为他亲口尝试所得。对于寒热药性的辨别，也主要以临床效验作依据。归经方面，虽然“序例”中没有专题论述，但在各药的“性味”与“发明”项中，论述颇多，尤其推祟易水学派的理论。同时也重视以临床效验作依据，详于归属气分与血分的区分。前人所定的药物归经，李氏多补出了归人气分与归入血分之别。 总之，李氏在整理前人药性理论方面，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是无人可比拟的。前人所总结的药性理论，经过他的精心归纳，内容更加充实，条理更加清晰，理论的系统性更加严密，对于后世药性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三、纲目演绎 增强了本草文献的逻辑性 本草一学，肇始于《本经》，增释于《集注》，添案绘图于《新修》，集说补注于《开宝》、《嘉祐》，引经史、附方剂于《证类》，至此内容体例均已具备。但在编辑方式上却多是因袭旧著，虽有内容的续添，而无体例的改易。以《证类》为例，一药之下，新注旧注，反复重见；产地性状，性能主治，混为一团。检阅起来，杂乱无章。加之“木居草部”、“虫鱼杂处”、“淄澠罔辨、玉斌不分”之类，比比皆是。究其根源，实因书无定格，体例不严。李氏通审诸家之弊，吸取历代本草之优点，破三品之巢臼，采“以纲挚目”之方式，将本草内容重新组合。 李氏本草，书名《纲目》，寻其含义，实有多端。书中明言“纲目”者，约有九处，归纳起来，其义有五： (一)、“大书”为纲，“分注”为日：这是就全书所有内容而言，凡以黑体字大书者属“纲”的内容，以小字分行注释者属“目”的内容。《神农本草经》“名例”注释中说：“大书气味、主治，正小纲也；分注释名、集解、发明，详其目也。”这里虽然指的是每药的编辑体例，但综观全书，莫不如此。 (二)、大部为纲，小类为目：这是就药物的分类体系而言。李氏在“凡例”中说：“今通列一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各以类从。”每部前面，均有一序，论述本部药物的分类依据等等，皆用大字书写，以突出其纲。而部中小类则只标类名，不加说明。 (三)、正名为纲，释名为目；总名为纲，附品为目：这些都是就药物名称而言。“凡例”指出：“药物数名，古今不同。但标正名为纲，余皆附于释名之下。”这是区别药名的正异。“凡例”中还说：“唐宋增入药品……或一物再出三出，或三物二物混注。今俱考正，分别归并，但标其纲，而附列其目。如标龙为纲，而齿、角、骨、脑、胎、涎皆列为目。”这是就药名的总、分而言。 (四)、标名为纲，列事为目：这是就每药的编写体例而言。然纲中有目，目中有纲。《神农本草经》“名例”的注文中说：“每药标一总名，正大纲也；分注释名、集解、发明，详其目也。而辫疑、正误、附录附之，备其体也。单方又附其末，详其用也。”药名之下有释名、分名，是纲中之目。列事之中有气味、主治，谓之“小纲”，是为目中之纲。通观全书，药名、性味、主治，皆用大字书写，其余各项除标题之外，皆用小字分注。 总之，合则全书称纲目，分则卷卷有纲目；大则各部有纲目，小则每药有纲目；内容体例有纲目，名称正异有纲目。大纲之中有小纲，大目之中有小目；纲中有目，目中亦有纲。纲目交织，全书处处有纲目。李氏就是应用这种“以纲挈目”的方法，将《本经》以下，历代本草的各种药物资料，重新剖析整理，使近两百万字的本草巨著，编辑得体例严谨，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内容详备，确实做到了“博而不繁，详而有要”。 四、医药结合 提高了本草学材的实用性 医药自古不分家，古代本草，皆示自良医；古之良医，皆精研本草。陶弘景撰辑《本草集注》，亦很注意医药结合。自唐以下，诸家本草多详于药而略于医，虽《证类本草》增益了大量方例，对密切医药，提高本草学实用性，起到一定作用。而其余唐素经典，结合临床实践，研讨药性，总结用药经验方面，有较大发展。但大详于医而略于药。李氏出身世医，医术精湛；又通阅本草，深知医药结合之不足。他撰辑《纲目》，强调药物不但应“有体”，而且须“有用”。故在医药结合上，作了不懈的努力，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详注经典，通采诸家，注意医药理论的结合。理论的结合是实践结合的先导。李氏在“序例”中，一举打破历代本草只 《本经》，忽炕后世医家的药性理论的常规。他经典与后世之说并蓄，本草与医籍兼收。析《证类》“序例”所集之本草理论，益《内经》及金、元医家之药性发挥，进行综合整理。《纲目》“序例”，不仅在文献数量上，而且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历代本草。其次在各药的编述中，不仅对历代本草中的性味、主治等内容详加注释，而且新设“发明”一项，应用医药理论以详疏其议，阐述治病机理，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医药理论的联系。 （二）广集病证，详列诸药，加强辨证用药的指导。《证类本草》以前，只于“序例”之中录有“百病主治药”一节，按病证名称列举不用应的药名，略注其性，不免失于粗略。李氏特从“序例”析出，专辑“百病主治药”为二卷。不仅内容成倍增加，而且体例更为详备。病证名称的数量较前倍增；排列次序也有了规律、先内后外，五官妇儿，各科通列齐备。各证主治药名，增至数十倍；而且在体例上有了更大的改进。如每一病证之下增加了辨证的内容；每一病证的主治药物，也根据其功能或主治证型加以归纳，充分体现了辨证用药。为了便于查阅，大部分药物注明了出自何部。每药名下还注明了功效适应证，以至用法用量。这些对于今天的临床用药仍有指导意义；对于药物的研究，亦不失些对于今天的临床用药仍有指导意义；对于药物的研究，亦不失为一部重要索引。他还在“序例”中，把历代医家的用药心法，用药凡例，各种用药式加以总结，从而加强了临床辨证用药的指导。李氏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医药紧密结合的方法，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三）博采众方，印证药效，促进方药结合的研讨。医家用药，以方为主。古代本草亦有少量简方。《证类》开始大量增益，以广药物之用。但在体用密切结合方面，用心最好的仍推李氏。《纲目》附方，不仅数量上超出《证类》数倍，而在体例、内容的质量上也远超历代本草。他先以“附方”作总纲，纲下注明新、旧方数。其次以病证名称（少部分以方名）为小纲，再详注证状或适应证名、药物组成，用量用法；未注其方来源。有些附方和发明项下还附了历代医家的病例，总数达几百个。李氏用附方与病例来印证药物物的功效，这不仅使人们对药物的认识有了依据，而且对于药物的推广应用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今天“中药学”中以方剂证实药效的方法，实效法于此。故《纲目》不仅是本草集成，而且为医方全书。 五、辨疑订误 精纯了本草内容的科学性 历代本草知识，多从防治疾病的实践中总结而来，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以及整理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免掺杂一些封建性的糟粕，存在一些疑惑混乱之处。历代本草学家，每次总结整理，都要对前人的疑误进行订正，诸如陶氏《集注》，苏氏《新修》，掌氏《嘉祐》，苏颂《图经》荨书。序中均有交待。其中尤以《新修》、《图经》，辨证尤多。但在当时医家“指为全书”，“目为要典”的《证类本草》，却兼收并蓄，不仅将《嘉祐》所摒弃的怪诞不经之说收录，而且引进大量道家丹鼎方术的内容，这给本草学的发展带来许多不良影响。李氏整理本草，力锄诸非，使本草建立在可靠的基础这上。 (一)、批判邪说，破除迷信，辩正诸药功过：李氏的批判精神是贯穿全书的，如药物“不分三品，惟逐各部”的分类思想，就是对当时遵经复古的批判。而在各药之中，批判之言，亦复不少。如他谓月中之形，乃“山河之影”，并无桂树；前人谓琐阳为“野马或蛟龙遗精入地”所生，李氏则谓“此自有种，类如肉苁蓉、列当，亦未必尽是遗精所生也。”对于服食成仙等邪说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如他谓“水银乃至阴之精……得人气薰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而诸书谓为“无毒”，“久服成仙”，是“长生之药”。李氏指出“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至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土固不足道，本草岂可妄言哉!水银但不可服食尔，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镇坠痰涎……拯救危病……在用者能得肯綮，而执其枢机焉。”这样，功过是非，各有所归。它如雄黄、黄连、芫花、灵芝等药，都是临床常用之品，对于它们的药效，都一一肯定，但谓其可“服之成仙”则分别给以驳斥。李氏这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二)、辨别诸错，印定群疑，纠正各家谬误：本草学中，内容繁富，非阅历深广，知识渊博之人，不能详辨。历代本草学家，药物或未亲验，文献转辗相引，亦为疑误产生之因。故李氏特设“集解”、“正误”等项，藉以纠正诸错，解释众疑。他纠正前人的错误甚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1)属于品种混淆的：所谓“二物并入一条”者，即“当分者分”；“一物而分为二种”者，即“当并者并”。多见于“集解”项中，少部分见于“正误”。(2)属于归类不当的：所谓莱列草部，果列木部之类是也。多详注于药名之下，并且标名为“校正”。(3)属于名称、来源不确的：如“黑豆、赤菽，大小同条；消石、芒硝，水火混注”之类是也，亦多辨正于“集解”与“正误”项中。(4)属于药物性能不确的：如对人参利弊的论证，芫花妄作服食的批判，苏颂治小儿撮口误引蚕蛾之类是也，皆于“正误”项中予以纠正。 总之，‘李时珍在纠正前人错误方面，用心最勤。他并不单靠文献，而是深入实践，采访四方。经常亲采实物，仔细观察；聚集诸草，澄清互混；掘采矿石，解剖动物，深加体审。他还做了许多实验，如炼制丹药、酿制豆豉等。这种亲自实践的方法，乃是获得真知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所以经他订正的内容，大多切实可靠。 六、析族区类 提高了药物分类的先进性 不断革新药物的分类方法，也是《纲目》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药物分类，源于《本经》，据药性之良毒，分为三品。陶氏“分别科条，区畛物类”，据自然属性，略分七类，但各类中仍又分三品。《新修》、《证类》，相继扩充，仍未超越陶氏之法。在具体药物归属上，存在不少混乱状况。李氏《纲目》综合诸家本草之优点，吸取经、史、书、传中的丰富思想方法，制定“不分三品，惟逐各部。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的分类原则，形成独特的分类体系。 (一)、确定分类总纲，明确指导理论：李氏的药物分类总纲，见于“凡例”。即把古今药物各列为部。“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之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莱、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简单几句，高度概括了《纲目》的分类纲领。他先以“五行”，后以“三界”，分成16部，初步体现了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进化，这也吸取了古代“有生于无”的哲学观点。在植物界，他以“从微至巨”为原则，突出了植物的生态及生长环境，并兼顾及经济效益。动物界，“从贱至贵”，初步揭示了动物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规律。在科学不发达的明代，能总结出这样严谨的分类理论，是很可贵的。 ’ (二)、划定分类等级，初具分类体系：在《纲目》各卷药物的分类中，李氏提到的等级比较明显的就有5个，即界、纲、(部)、目(类)、族、物。其中纲(部)、目(类)、物(种)，一目了然。而界则在纲之上，只见于“凡例”；族则在目之下，虽然没有明显划定，但在各类药中，常把形态相同的药物排列在一起，实际上就体现了族的存在。如伞形科、姜科、菊科、禾本科、百合科、葫芦科等药物常集中论述，就是析族的实例，可见李氏“析族区类”并非空言。在药物分类中能划出5个等级，实为李氏首创。 · (三)、核实药物名称，确定分类基础：药物的分类基本单位是药物的品种。李氏对于药物品种的确定，非常重视“名”与“实”符。不仅把各药名称列为“纲”的位置，而且还列“释名”、异名、附品为“目”。详细注明药名的文献来源及名称的含义。在“集解”项下，还详细介绍它们的产地、形态、性状、生境。这些丰富资料不仅是当时确定品种和分类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今天本草考证，药物鉴定和植物分类的宝贵材料。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虽然是以药物的专著而出名的。但在生物分类及矿物的分类上却有这样高的成就，这是与他的博学精思分不开的。他的分类思想不仅为后世本草学家所继承，同时也为现代从事植物的分类学者所珍视。许多古代分类资料都是通过《纲目》而得以保存，因此也是从事分类工作者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李时诊对中药理论的贡献 我国的本草学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全面继承和系统整理历代本草的同时，对中药基本理论的整理和发展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成就。 一、继承与阐发药性理论 中药的药性理论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补泻、归经、毒性等内容。它肇始于《本经》与《内经》，汉晋以来，又不断发展。《本经》概括的药性理论，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曾加以阐述和发展。然唐宋诸家本草多墨守陈规，仅在内容上赂有所增，并无重大突破。金元以降，临床医家祟尚《内经》，远探《灵》、《素》奥旨，结合临床实践，发展和丰富了药性理论，然多记述于医籍之中。以上这些内容，缺乏全面系统的归纳与整理。李氏《纲目》,既重视药物疗效、主治的整理，更重视药性理论的归纳总结。《纲目》序例二卷，把本草、医籍中的药性理论，融汇贯通，增强了药性理论的系统性。 1．继承《本经》、《内经》，阐述基础理论。《纲目》将《本经·序录》置序例之首，并对其原文分条或分句进行注释，即把后世医家相应的论述，分别归纳于原文之下，既阐述了《本经》的蕴义，又把后世医家所发挥的药性理论归纳形成一个整体。《本经》没有论及或论述不详者，则又从《内经》中搜集有关条文，加以归纳整理。如《本经》 的气味理论甚为简略，李氏则又从《内经》中的有关篇章中摘引一些原文加以论述，因而总结了“气味阴阳”、“五味宜忌”、“五味偏性”等理论，同时还引述了后世医家的论述加以注释。李氏既整理药性理论，同时也有许多阐发。如对“七情合和”的高度概括和阐述就是一例，他说“药有七情。独行者，单方不用辅也；相须者，同类不可离也；……相使者，我之佐使也；相恶者，夺我之能也；相畏者，受彼之制也；相反者，两不相合也。”这些论述，是何等的简要明了，不仅比陶弘景的原注深刻得多，而且对《本经》的原意也有新的发展。其它如对“十剂”的补充注释，对“升降浮沉”的变化权衡之论，都赋予新意。 2．综述金元医籍，扩充药性理论。唐宋以来，医家对药性理论的概括，多结合于临床辨证论治之中。金元医家，不仅对《本经》的药性基础理论加以阐述，进而对《内经》原文进行探讨，总结有关药性理论，进行阐发。如张元家、李东垣、王好古等人，根据《内经》中有关论述，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总结出了“标本阴阳”、“苦欲补泻”、“药类法象”、“升降浮沉”、“归经引经”等理论。这些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进一步丰富了药性理论。李时珍对于金元医家所概括和新发展的药性理论给予高度重视，不仅在其“序例”中单独立题，并用大字书写以显其“纲”；而且在各药的性味、主治、发明等项目中，充分运用这些理论来阐述各药的功效，以详其“目”。正由于李氏对这些理论的重视，所以他对张元素等人和其所发挥的药性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沽古珍珠囊》一书的书评中说：“深阐轩岐秘奥，参悟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李时珍在《纲目·序例》中不仅把金元、明初医家发展的药性理论进行了全面整理，扩充了药性理论；而且把《本经》、《内经》及后世医家新发展的药性理论融成一体，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完整。 3．结合临床实践，发展药性理论。中药的药性理论，来自用药实践的总结，药性理论的发展与提高，也离不开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李时珍在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探讨和发展药性理论方面也是比较突出的。他在各药的论述中阐述和发展了药性理论，重视药性气味之良毒，多处加以强调。如在“草部”概说中曰：“苟不察其(指药性)精微，审其善恶何以权七方，衡十剂，而寄生死耶!”，又“果部”概说中曰：“果蓏之土产常异，性味良毒，岂可纵嗜欲而不知物理乎!”因此，他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订正和补充了多种药物的性味与毒性。如水银一药，古代本草皆列为上品，称其无毒。而他则列举各个时期的中毒事例，谓其为“阴毒之物，无似之者”。他品尝过多种药物，据实订正其性味。如艾叶一药，《别录》谓其味苦，而时珍则谓其：苦而辛”，进而辨其生熟异味，谓“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微辛太苦。”此外，时珍还订正、补充了其它各药的气味，多有兼味及程度的说明。对于药物的归经，李氏不仅全面继承了东垣学派的理论，而且更有许多的发挥。在药物归经的基础上，指出其有治“本病”、“经病”、“窍病”的不同。同时还有入气分、血分之异。使归经理论更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对于“升降浮沉”理论，既对东垣、好古之说进行了全面总结，同时亦有新的概括。他在“序例”中说：“酸成无升，辛甘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一物之中，又有根升梢降，生升熟降，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寥寥数语，把升降浮沉的性味规律、配伍变化以及根梢、生熟的升降浮沉规律概括得准确明了。 总之，李氏对药性理论的总结和发展是多方面的，无论在其深度与广度上都是空前的。 二、整理与提高采制理论 药物的性味功效，与药物采制是否适宜关系密切。早在《本经》、《内经》之中已总结了一些采制理论，但多简略不详。如《本经》中有“阴干曝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宣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等论述。《内经》亦有“岁物专精”之论。历汉、晋、唐、宋诸代，药物采集、炮制、煎煮之法，已有很大进步，不仅积累了许多经验，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很大的发展。然而，这些内容多散载于各种本草医籍之中，缺乏系统总结。李氏《纲目》对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而且还结合当时的实践发展了这些理论。其主要成就有以下3点： ‘ 1．药物采收，重视岁物专精。药物的采收，古人比较重视阴干暴干之法，季节时日，根苗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本经·序例”已列有专条。嗣后陶弘景、孔志约、马志、寇宗奭、李东垣等人，相继有所发挥，李氏《纲目》皆一一总结于《序列》之中。在本草书籍中，《名医别录》与苏颂《图经本草》，对于药物的采收时日，阴干暴干之法，记述较多。而《纲目》特别重视采药的部位与“六气岁物”。在“本经·序例”注文中说：‘“草木有单使一件者，如羌活之根，……龙脑之膏是也；有兼用者，远志、小草，常山、蜀漆之类是也；有全用者，枸杞、甘菊之类是也；有一物两用者，当归头尾、麻黄根节、赤白茯苓之类是也，牛膝春夏用苗、秋冬用根之类是也。羽毛鳞介玉石水火之属，往往皆然，不可一律论也。”在各论中每药都根据不同药用部位加以分别论述。在采收时节方面，他不仅注意到“生产有南北，节气有迟早，根苗异采收”，而且还突出“岁物专精”之论。他特地从《内经》中辑出“采药分六气岁物”的专题进行论述。首引《内经》原文，次辑王冰的注释，论述药物之性效存在于气味，气味的生成秉受于天地之气。“司岁备物(即根据司天的岁气而采收药物)，则药味专精，非司岁备物则气散，质同而异等也。”古人这种“司岁备物”的理论，主要在于保证药物的质量，提高药物疗效，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今天仍有研究的必要。 2．药物炮制，注重辨证异法。中药炮制起源很早，历代医药学家甚为讲究。如在《五十二病方》、《伤寒论》等医籍中，都有许多药物的炮制方法。但是它在本草书籍之中则地位不高，大多只在序例中稍有提及，而在各药之中则多只作注脚简略记述。《纲目》既在“序例”中将历代医家记述有关药物制作方法进行了全面整理，又在各药之中专设了“修治”一项，对于古代医药书籍中所创立的炮制方法进行了系统总结，．而且在“附方”中，亦详记了各药的不同炮制方法，可见李氏对药物炮制的重视。《纲目》中对药物炮制的研讨范围甚广，不仅对炮制经验的总结，炮制方法的整理与改进，炮制辅料作用的概括，都有较深刻的论述；而且在炮制质量的要求、炮制理论的探讨等方面也有 新的总结。如他在木香的修治中指出：“凡入理气药，只生用，不见火。”在黄连的修治中又指出：“辛热能制其苦寒，咸寒能制其燥性。”又在芍药的修治中有“避中寒者以酒炒，入女人血药以醋炒”的新概括。这些论述，都是根据中医理论对炮制理论的新总结。尤其是他总结了许多“辩证异法”的炮制方法，更是对炮制理论的一大发展，既是用医理指导炮制的突出例子，也是炮制紧密结合临床的证例。在《纲目》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甚多，兹择举两例以说明之。如在黄连的修治下，他说：“黄连为治火为主药，治本脏则生用之；治肝胆实火则以猪胆汁炒；治肝胆虚火则以醋炒；治上焦之火则以酒炒；治中焦之火则以姜汁炒；治下焦之火则以盐水或朴硝研调水和炒；治气分湿热则以茱萸汤炒；治血分块中伏火则以干漆水炒；治食积之火则以黄土炒。”又如他在香附的“发明”项下说：“生则上行胸肠，外达皮肤；熟则下走肝肾，外彻腰足；炒黑则止血；得童便浸炒入血分而补虚；盐水炒则入血分而润燥；青盐炒则补肾气；酒浸炒则行经络；醋浸炒则清积聚；姜汁炒则化痰饮。”在这些辩证异制和异法异效的炮制方法中，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突出特点，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而获得一药多效，扩大中药的用途，这也是中药炮制的精华之一。 3。药物煎煮，讲究水火适度。中药的临床应用，以汤剂为多，其煎煮之法，最宜深究。李氏对此亦极为重视，《纲目》书中有多处论述。在“序例”中，他既系统归纳了各医家对汤剂煎煮方法的论述，亦有自己对汤剂煎煮法的专论，他说：．“今之小小汤剂，每一两用水瓯为淮，多则加，少则减之。如剂多水少，则药味不出；剂少水多，又煎耗药力也。凡煎药并忌铜铁器，宜用银器瓦罐，洗净封固。令小心者看守，须识火候，不可太过不及，火用木炭芦苇为准，水须新汲味甘者。流水、井水、沸汤，各依方。……若发汗药必须用紧火热服；攻下药亦用紧火煎熟，下硝黄再煎，温服；补中药宜慢火温服，阴寒急病亦宜紧火急煎服之。”这里既指出了煎药的水质、水量、煎煮的火候；又交持了因药而异的煎煮方法。在“芦火竹火”条的发明中，亦反复强调煎煮的重要性，谓“煎药者卤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并谓：“观夫茶味之美恶，饭味之甘饴，皆系于水火烹饪之得失，即可推矣。是以煎药须用小心老成人，以深罐密封，新水活火，先武后文，如法服之，未有不效。”以上虽然讲的是具体操作之法，但药物煎煮的理论亦寓于其中。 三．总结与发展用药理论 古代本草，多为医家撰辑，注重医药结合。李时珍世代为医，故在其《本草纲目》中，特别重视医药的结合，全面总结和发展了用药理论。 1．创立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历代医家都注意用药经验与用药法则的整理。早在《本经》之中，已有用药理论的总结，如在其“序例”中就有7条原文，记述了药物的配伍、制方、选药、服法等方面的一些基本法则。陶氏又据《本经·序例》加以注释和阐述，并有所发挥。金元医家又据《内经》总结多种用药法式，作为防床用药的指导原则。《纲目》对于这些基本法则，都全面系统地加以整理。在其“序例”中，首先将《本经》原文分条注释。其次又据《内经》总结了“七方”以明制方之法。又据陈藏器《本草拾遗》（《纲目》误作徐之才)总结“十剂”，以明药性分类。再据《内经》总结“四时用药例”、“五运六淫用药式”、“六腑五脏用药气味补泻”、“五脏五味补泻”，井一一注以药名为例，以发其蕴义，便于指导临床用药。进而又综述前贤的用药经验，如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张子和汗吐下三法”、“李东垣随证用药凡例”、“引经报使药”等，这些内容虽属经验，但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用药法则。最后综合历代医家的用药法则与经验，结合自己的用药实践，总结归纳出“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对于指导临床辨证用药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后世医家用药法则的总结与研究亦有深远的影响。后世的脏腑药队与脏腑用药提要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强调辨证用药理论。药物的辨证应用，是中医用药一大特点，也是中药应用的关键所在。李氏对于辨证用药法则亦有许多精辟论述。如《本经》云：“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不尔，勿合用也。”而李时珍则说：“古方多有用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同用者，帝道也。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相 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在用者识吾尔。”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辨证思想。他在升降浮沉药性的应用中也说： “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一物之中有根升梢降，生升熟降，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又在“四时用药例”中说：“虽然岁有四时，病有四时，或春得秋病，夏得冬病，神而明之，机而行之，变通权宜，又不可泥一也。”这些论述，都贯穿了药物运用的辨证法思想。正是由于他掌握了这些辨证方法，所以在药物的应用中也特别强调辨证论治。这一思想在他的总结的“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和“百病主治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尤其是“百病主治药”中，采用病名为纲，而以病机、病症、治法(或功能)为目，把各种药物根据辨证论治的法则归纳于各病名、病症或治法之下，以便临床医家辩证选药。“百病主治药”实际上是《纲目》全书功能主治的缩影，也是全书各药主治的索引，是历代医家辨证选药的精华，对于临床辨证用药具有指导意义。 3．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李氏能对用药理论有较大的发展，关键在于他坚持实践，详于观察，善于总结。李时珍的医学理论造诣很深，临床上精于辨证论治，特别强调“机而行之，变通权宜”，反对拘泥不化，偏执一方一药以治病。他认为药物的应用，“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对”。“用之得宜”，则砒石、巴豆，“皆有功力”；“用之失宜，参、术亦能为害。”时珍辨证用药，既有规范，但又不构成规。既用经方、古方，亦用单方、验方。既化裁古方，也自组新方。既注意辨证炮制之法，也重视煎煮服用；既讲究内服之法，也重视药物外治；既注意四时相宜，又重视体质差异。尤其在药物配伍方面，总结了丰富的用药经验。举香附一药为例，可见其辨证遣药之一斑。他在香附的“发明”项下说：“得参、术则补气，得归、芪则补血，得木香则疏滞和中，得檀香则理气醒脾，得沉香则升降诸气，得芍药、苍术则总解诸郁，得栀子、黄连则降火热，得茯神则交济心肾，得茴香、破故纸则行气归元，得厚朴、半夏则决壅消胀，得紫苏、葱白则散邪气，得三棱、莪术则磨积块，得艾叶则活血暖子宫。乃气病之总司，妇科之主帅也”。这些论述，没有自己的临床实践，是不可能得出这样全面的概括的。此外，对于用药禁忌、饮食疗法等，都有许多颇有见地的论述，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法则。总之，李氏对用药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丰富和发展了用药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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