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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望族大都有宗庙、宗祠，祭祀活动大都在自家的宗祠、宗庙内进行的。翁氏祠堂原在虞山石梅，太平军于咸丰十年八月初二（1860年9月16日）占领常熟城，翁氏祠堂被毁，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初七，翁同龢在日记中记：“得荣侄六月廿五日通州书，言曾渡江至家一看，敝庐有兵驻扎，仅留屋架，各处先茔石土小有缺损，封树尽被砍伐，坟丁皆逃亡矣，石梅祠一片瓦砾，念此情形，不知何日得归邱陇，痛哉。” 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1872年7月26日）翁同龢与兄翁同爵扶母柩回到了家乡常熟，在安葬母亲灵柩的同时就“议建祠事”。 七月二十日：早晨登上山麓，拜谒言子墓时，又“寻石梅先祠遗迹，榛荆塞路，颓垣尚在而已”。 到了八月初七日的傍晚，翁同龢又“从五兄步至石梅料量祠基还至陆涑文荒园小憩”。八月初十，“与厚斋本家朗生偕工头蒯姓（香山木匠）同至祠下量地。门宽三丈九尺五寸，堂宽四丈”。 九月初四日，饭后与赵次侯同往石梅，坐白衣庵佛阁喝茶，“归诣先祠，寻旧磴嵌崎而上，享堂前断碑甚多。自初二日起，先垒石墙。凡一百十余丈，每丈八百文”。 翁氏祠堂修成后，翁同龢亲自书写匾额“敬书石梅先祠”，安排祖先牌位。 三月初十日重修翁氏祠堂落成之日，翁同龢与族人举行告祭仪式。“晨起敬诣先祠，是日落成告祭，众议以五兄创修祠宇应主祭，龢读祝，曾纯赞礼，曾来、曾荣司香执爵，用羊豕，是日集祠下者凡二十六人，饮福坐五桌（五簋一汤）”。 石梅祠堂修复后，翁同龢时常去看望。在新建的石梅祠园内设置了池塘、苗圃。“新种梅一百七十株，柳桃数十”，“质明赴城隍庙致祷，遂至石梅祠堂。陟山未及顶遂归”。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廿七日“晚再至石梅，以所蓄鸳鸯置于池，观其浮沉往来，似有风致”。 常规的祭祀活动，就在祠堂举行。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初十日，“照旧例重阳后一日举行祠堂秋祭。晨随兄敬诣祠下视祭品，羊一，豕一，赁八盘，集者二十有四人。巳正上祭，祭毕而燕，凡五桌，海参五盘”。同治十三年（1874年）二月二十日，“夙兴辰正敬诣石梅先祠，集者二十五人，震泽支三人，支塘一人，午上祭，用羊豕如去年秋祭，饮福五桌，午正散”。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时常到石梅祠堂瞻仰、缅怀先祖。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祭祠堂，“巳刻敬诣，午初上祭。十余年未亲祀事，今日得拜祠下，余生之幸，此后益加谨慎，不敢失坠，是日与祭者二十四人，卢家浜，莫城凡六人，定官年八十三矣，予主祭，一切如仪，饮福毕（四桌）”。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除夕，“以陋室不能悬先代真容，乃于祠堂设鱼菽之祭，设三席，略如年时，叩首凄恻”。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晚子恒偕震泽本家志国号克生者来，此人丝业，年五十三，家小康，于我为侄孙，语尚本分，来祭祠也，云震泽子姓才有七人耳”。到了十八日正式举行祭祀，翁同龢没有参加但记载：“是日祭祠闻共到三十三人”。 翁同龢修好祠堂后，为解决祠堂的维修、祭祀等费用，翁同龢与五兄翁同爵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初四日商定：“五兄定议遵先公遗命，于遗产中拨二百亩列为石梅祠、顶山、鸽峰祭田，余田悉归先兄文勤一房管业，深合小子夙昔之志矣。”以后的祭祀维修基本以祭田租金中支出。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廿五（1903年8月17日），翁同龢记：“胡仁山来，以祭田帐送看，顶山五十一亩零，鸽峰一百二亩，石梅祠八十亩零，统共二百三十三亩六分九厘八毫。今年起即托胡经管。” 祭祀用的三牲及菜肴，有的自家准备，有的到酒家订的。祭祀结束后所祭的三牲、供品用来活人享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九日（1903年10月9日）翁同龢记：“与山景园定祭祠菜。” 翁氏祠堂修复后，翁同龢也为此而喜，但也不免忧虑：“先祠之毁十余年矣，今日之举，吾祖宗之志庶几稍慰，然物盛毕衰，环顾我宗，果能继志述事绍闻衣德者谁欤？对越之际忻与惧并。”翁同龢的这段话，既记述了重修石梅祠堂光祖耀宗的事，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因此，高兴与忧虑同在。 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初十日，石梅祠堂祭祀后翁又感慨：“仰为先泽，既幸且惧，环顾子姓，能振家声者谁耶。”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日，又感慨：“祠宇稍修，观瞻较壮，然此特外饰耳，必子弟敦孝友，明义理，斯足承先启后，盖綦难哉。”这里，翁同龢提出了宗族“承前启后”的问题。翁同龢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作为一位长者，总希望后继有人，传宗接代，香火相延，光宗耀祖。 翁同龢去世后，翁氏祠堂一直由其后人管理。 □胡燮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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