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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国家协同治理阶段，重心是“放权”和“限权”。 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构建以“政社协作”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多元协同治理体制。“三位”指政府、社会、市场三者通过制度明晰权责边界，“各归其位”、“各显其能”。“一体”指“政府—社会—市场”逐渐形成法治规范下的以“权力和权利的良性互动”为核心的协同治理体制，使各种治理权威既有合理的分工，又能形成统一的合力。 因此，这一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放权”与“限权”重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放权”，这是基本前提。一是向谁放权，即政府要选择合适的授权对象；二是如何放权，采用什么方式授权最符合政府和社会需要；三是放什么权，政府放权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厘清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职责权限；四是放权的监督，政府需要加强监督，引导承接方的行为，保证公共服务的绩效。另一方面是社会和市场有效承接政府下放的权力。一是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完善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体制，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逐步实现“以社会组织服务社会，以社会组织治理社会”。二是让市场释放自主性价格机制，高效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完善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机制，形成持久广泛的社会合力，实现“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良性互动。 第三阶段：国家治理网络阶段，重心是以“多元协商”达致“合作”。 这一阶段应逐步建立“上下互动、纵横交叉”的协商机制，化解矛盾和冲突；依法构建政府间、部门间、公私间的跨界协作体系，在互动合作中寻求利益共享。协商机制和协作体系必须要“于法有据”、“机构法定”，避免权力滥用、职责不清。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形成党委领导下的政府协调、部门负责、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重点实施、市场化组织配合、公民自觉参与的比较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使政府间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变为一种共同担责和共同合作的治理网络关系。在这种新型治理结构下，国家治理不再仅仅依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而是更多地依赖各种契约、协商、协作所组成的网络来从事并高效能地完成公共事业，其主要运行方式是沟通协调、监督管理、关系管理等，其核心运行机制是以“多元协商”为基础的合作机制。 因此，国家治理网络阶段的“多元协商”包括两层意蕴。一是法治化，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以法治来规约“多元”，将多元治理主体的行为纳入共同行为准则的轨道，以规则、程序之治代替人治、权治。二是民主化，以“协商”来推进民主，“协商民主”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又求同存异、调节和保护多元主体利益。为此，一方面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一方面要推动“多元协商”的机制创新，依法建立“政府—社会”、“政府—企业”、“基层—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等常规协商机制，并以专题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协商为补充，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研究”（14JZD029）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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