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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明月的日志 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三) 希望在我们自己手里（11） 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是我成功获救的重要环节。 我这样说有个原因：大多数癌症病人，还有他们的亲人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选择权。他们盲目地跟随着医生的指挥棒，医生说什么就信什么，结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条错误道路。 医生们一定不会同意这个说法。他们会说，医生的每个治疗方案都是经过病人同意的，没有谁来强迫你吃下任何一味药。如果医生认为你需要手术，他们就会对你详细描述手术台上的种种危险，还要征得你的签名。医生们也许相信，这就是让病人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可是实际情况不是这么简单。由于对癌症的无知，更由于对癌症的恐惧，病人通常已经无法正常思考，病人家属则更加情绪化。由于对亲人的爱，也由于“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之类的信念，他们急切地选择所谓最好的治疗。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最昂贵的药一定是最好的药，医生提出的治疗办法一定是最必要也最恰当的办法。即使有人心存疑虑，面对医生的权威，还有死亡的威胁，又能如何？ 妹妹和专家们又有过几次论辩，可惜没人认真理她。我们依然被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笼罩着，而所有坏消息中最坏的一个来自医生对手术的预期：为了避免手术伤及脑干神经，让我当场死在手术台上，只能切除颅内肿块大约三分之二的部分。要对付剩余的肿瘤，就只有化疗和放疗了。 现在到了我生病以来的最难熬的时刻，也是最难过的关口：我们必须决定，要不要让医生锯开我的脑袋？ 这真是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最困难的决定。我们似乎别无选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周围的朋友也一再催我们当机立断。医生还在督促，说是“不要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所谓“最佳治疗时机”，就是不能再等那肿瘤滋长哪怕一分一毫，因为它随时可能压迫脑干神经，让我即刻完蛋。 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医生的预见。因为我们意外地发现，脑瘤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迅速长大！ 最新的“核磁共振”检验报告上面写着，我的颅内肿物“约2.2厘米×1.9厘米”，而前一次检查的结果是“2.5厘米×2.3厘米”。 两次检查间隔17天，从“2.5”到“2.2”，这变化相当细微，我却近乎偏执地相信它意义重大。 “能不能证明它正在缩小？”我拖着那一叠胶片小心地问医生。 “不能！”医生的回答很干脆。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认为这种变化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至少不具有任何医学意义。他们解释说，核磁共振仪器是依据断层扫描的规则工作，每一次扫描不可能在绝对相同的断层上。由于病灶本身是个不规则的球状体，所以不同的断面完全可能让影像直径出现几毫米的差别。 医生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仪器的技术误差。这在科学上来说无懈可击，也让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讳疾忌医。 就在这左右两难的纠结中，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其中有些东西被忽视了。 “但是，”我顽固地寻找着问题的焦点“能不能证明它在过去两周没有长大？” “应该是没有长大！”医生这次回答得也很痛快。 我的晕眩的大脑忽然更快地旋转起来，里面浮现出一个外行人的逻辑：如果医生的预言不差――颅内肿瘤属于恶性并将迅速长大，不可逆转，三个月内威胁脑干神经，导致死亡，那么，17天之后的这次跟踪检查应当显示它更大了呀！ 可现在，它竟“没有长大”！ 既然它“没有长大”，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我的死期也许没有那样迫在眉睫！ 我知道这不足以成为推翻医生诊断的根据，但我觉得看到了希望。或者说，它给了我一点幻想，就像漆黑夜空中隐约闪烁的一颗星辰。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 我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微弱但却清晰的信号。与两周前相比，目前我的种种不适――头疼、晕眩、视觉模糊、眼球震颤、重影、畏光、失去平衡，总之，所有与颅内病变相关的症状，并没有更严重。这与最新一次检查结果互相吻合。 医生们可以解释医疗器械的“技术误差”。他们行医凭借的是专业技能、机器和经验，可是他们却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的生理状态千差万别，疾病也是五花八门。即使同一种病，比如癌症，也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癌细胞发生在千差万别的人身上，结果必定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更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够精确地分辨出每一种情况。真正能够最准确最精微地感受到病人身体变化的，不是机器，不是医生，而是病人自己。 所以，当疾病猝然加之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盲目顺从别人的话，比身陷疾病的折磨还要糟。很多癌症病人医治无效，不是治疗方法不好，而是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 这种想法开始占据我的头脑，让我更加不愿匆忙做出决定。 我从床上爬起来，来到客厅，和家人一起围坐在沙发上,开始直截了当地讨论要不要立即手术。 我一直都拥有他们的关爱，但现在，我还特别需要他们的智慧。我知道他们都有足够的智慧，能帮我避免错误的选择。 日光从窗户射进来，刺激着我的眼睛，泪水不停地流下来。这是颅内视觉神经受到肿物压迫出现的典型症状。我不得不拉上窗帘，让室内更暗些，然后又戴了一副墨镜。哥哥和妹妹的到来让家里的气氛和缓不少。晓东也显得平静了一些。她开始详细叙述过去两周从专家们那里得到的信息，还有她寻找到的许多病例。 坏消息塞满了整个房间。晓东不喜欢“立即手术”的想法，对中医寄托着极大希望。妹妹却怎么也不相信中医。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讨论似乎无法继续。每个人都对国内的手术治疗前景增加了疑虑，可是谁也找不出理由拒绝手术。 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哥哥说，如果一个机器还能运转，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拆散了呢？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多日来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已经让我产生一种直觉，也可以说是一种信念：我必须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希望能够证明这一点是对的。我并不排斥西医的手术、化疗，或者放疗，也不能否定或者回避医生的结论，但是，我已经听见自己的身体发出不同的声音。过去两周，无论是仪器检查结果还是我自己的感觉，都没有证据表明脑袋里的肿瘤在继续恶化。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切开脑袋呢？ 这样的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气氛逐渐变得冷静从容。我们逐渐抓住了问题的焦点：现在不能确定手术是否不可避免，但却可以确定手术并非迫在眉睫。我们还有时间等待和观察！ 那一天，我和家人共同做出决定：暂时搁置医生的立即实施颅内肿瘤切除手术的建议，继续观察至少三周，等待下一次核磁共振扫描的结果，当然也包括细致入微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 仅仅高兴了不到一天（12）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意识到，不听医生劝告，会让你承担起更大的精神负担。 我们共同做出“暂缓手术，密切观察”的决定，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全家人每天都在担忧“耽误了治疗最佳时机”――这正是来自医生的最吓人的警告。 晓东依然锲而不舍地追踪会诊结果。妹妹也想利用她在北京的短暂日子再为我做些事。她们二人每天早出晚归，分秒必争地拜访京城名医。 我独自躺在床上，闭目朝天，想象着哪一天她们能够带回一个惊喜，表明所有这些原来都是一场虚惊。 可惜没有！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乐观的消息！ 就像上海的专家一样，北京的专家们坚持着“一边倒”的预言――“肺癌，脑转移”。他们或者委婉含蓄或者直截了当，其间全都包含着最明确的信息：死亡离我越来越近，伸手可及。 这天晚上我们忽然得到消息，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大夫来到北京，下榻在东郊的二十一世纪饭店。晓东立即把电话打将过去。这些天她已经走投无路，就像一个垂死的溺水者，只要看到一根稻草就拼命伸手去抓，所以根本顾不得已是深夜。 好在周良辅大夫并不介意，他还记得正月初四上海会诊时他的诊断意见。在知道我们已按他的建议完成“波谱检查”后，他立即同意次日为我再做一次诊断。 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至少晓东和妹妹是怀着这样的念头出门的。 我独自一人在家等待，心中默想周大夫在那胶片上面指指点点的样子。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期待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我已不再相信会有奇迹发生，只希望她们能够早点回家。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只盼能有更多时间和亲人在一起。 窗外天色渐暗，屋里一片混沌。小分队终于回来了，踏着一阵异常急促的脚步声。我用力直起上身，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却模模糊糊地看到妹妹冲进门来，朝我张开双臂。 “好消息……”她紧紧抱住了我，激动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在我从小到大的全部记忆里，妹妹还从来没有和我拥抱过。 晓东在她身后，满脸泛着红光。多少天来，光彩第一次回到她的脸上。 两人争先恐后叙述事情经过，我很快明白了其中原委：周良辅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脑转移瘤”的诊断。他在仔细分析了“频谱”扫描胶片之后，居然有了一个新结论：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它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 “当然，一切仍是判断。”他对她们说，“这个检查有80%的可靠性”。 “可是我们在北京看的医生，不是看不懂，就是看不起。”晓东说。 周大夫笑着解释，这是个新的技术，的确还没有广泛使用。最后，他非常肯定地说：“现在不必做任何治疗。再观察一个月。重新做核磁共振。” 我意识到这是西医专家第一次传达给我们一个乐观信息，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暂缓手术，继续观察――第一次获得医生的首肯。 我服了。不是因为终于听到了自己愿意听的话，而是因为周良辅这个人！资历、经验和名望并没有妨碍这个医学权威紧跟技术的进步。还有更重要的，他在努力帮助病人寻找新的证据，又在事实面前迅速修正自己的结论！ 与此同时我还联想到妹妹该有多么开心。面对一个全新的领域，她用仅仅一夜功夫得出的结论，居然和一个顶级专家不谋而合。 我们全都大松一口气。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自己，千万不可过分乐观，尤其不能认为自己已经转危为安。我们只能庆幸迄今为止没犯错误，同时也更加相信，疾病猝然降临之时，不恐惧、不惊慌、不盲目跟从医生的指挥棒到处乱撞，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 可惜才过了20个小时，周良辅大夫的乐观判断就遭到挑战。 “波谱检查在恶性肿瘤确诊方面的意义没有那么大。”黄峰平大夫针对周良辅的诊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黄大夫是个既温和又耐心的中年人，同时还是上海华山医院副院长。单就行政序列来说，他是周的上级。那几天他携带着一个密集的会议日程来到北京。晓东见缝插针找上门去。他的态度友善，对待病人不厌其烦，说出话来既专业又严谨，还总是浅显易懂，条理分明，所以他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 他不同意周大夫的分析，尤其不能同意脑袋里的病灶是“炎症”的说法。那个促使周良辅大夫改变看法的波谱检查结果，在他看来，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证据，也不能改变原来的结论――“恶性肿瘤”。 不过，考虑到几周来我的病情进展缓慢，他又补充说：“恶性程度较低，在2-3度之间。” 在这一点上，他和大多数专家不谋而合。与众不同的是，他格外看重我的左肺上叶的病灶。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医生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我的脑部病灶，只有他对我的左肺表现出强烈担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有预见性的警告。可在当时，我对肺部病变没有任何感觉，颅内病灶带来的全身不适却时刻困扰着我。我的紧张和焦虑全都指向脑袋，完全忽视了黄峰平大夫的警告。 黄大夫用一句话结束了那次午间会诊：“最终确诊还是要靠活检。” 仅仅高兴了不到一天，我们再次紧张起来。 我们开始详细讨论医生的一项新建议――实施脑穿刺手术，取出脑组织检验。不过，很快就放弃了。一想到要在自己丈夫的脑袋上钻个洞，还要把一个钩子插进脑浆里去，晓东就不能忍受：破坏了正常的脑组织怎么办？弄断了脑神经怎么办？会不会带来永久性的后遗症？会不会刺激癌细胞的生长？又会不会把癌细胞牵扯到别处，留下转移的祸根？就算你知道了脑子里的东西是个什么，又能怎么办？最糟糕的是，即使你让医生把脑壳打开，还是有可能争论不休。 我们曾这样问医生：“做活检就肯定能100%确诊么？” “不能肯定。”医生很肯定地说，“即使是活检，也不是没有误诊的可能。” 预知死期将至的一个好处（13） 
很多病友问我，怎么才能让自己平心静气？或者说怎样才能让自己乐观豁达一点？一直不知该怎么回答。昨晚重读《消失的地平线》，有句话让我忽有所悟。那也是我生病初期做过的事。摘录于此给病友分享：“所有到这里的人首先要回顾自己来此之前的生活……这是达到清心寡欲境界的第一个步骤。” 现在让我继续自己的故事。 我的心情被医生的话牵扯着，左右摇晃。在短暂的瞬间燃起希望之光，更多的时候是绝望。我忍不住设想未来岁月：就算四肢瘫痪双目失明，也有勇气活下去，可要是大脑完蛋不能思想，我希望就此了断今生今世。有一天我郑重其事地把这想法告诉晓东，话没说完她已泪如雨下。 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我做了该做的事，并且准备为此承担后果，现在只有静静等待。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空气中飘浮的万物竞发的气息，春天悄悄来到身边。最初的打击过去之后，家里的气氛逐渐平缓，不再那么紧张、压抑和脆弱，笑声也越来越多。我可以奢侈地睡到日上三竿，醒来后静静地躺在床上，听晓东朗读手机上留下的朋友们的祝福。我们没有顾忌地谈论我的病情，谈论脑子里面瘤子的大小。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在经过十年分居两地的生活之后，终于可以朝夕相处。 我的心境渐渐沉静，感到自己虽然失去活力，却获得过去几十年梦寐以求而不能得到的东西：时间和空间。 是的，现在终于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思考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了。 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我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写作。这行当在本质上来说是寂寞的。在埋头写作的漫长的日日夜夜，我沉浸在这种寂寞里，同时期待着众多读者的共鸣。可是每次真的出现热闹场面时，却又感到格外厌烦。从本性上来说，我喜欢独处，不喜欢呼朋唤友。喜欢清静，不喜欢喧嚣，尤其讨厌不真不假的客套和不咸不淡的应酬。我选择写作这个行当，最原始的动力实在不是心忧天下，也不是为稻梁谋，而是觉得，只有顺应天性才能让自己更加快乐。 预知死期将至的一个好处是，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来回看自己已经走过的生命旅程。想到过去岁月中自己的种种经历，觉得很知足。家庭和美，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守住了自己的职业信念，还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义笃情深的朋友。未求得应，未富得福。假如明天离开人世，我可以说，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抱怨，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牵挂。 我感谢上帝给了我那么多快乐，同时想象上帝是公平的。他老人家对每个人一定都是平等相待，所以在给予一个人的生命时，不是衡以时间，而是衡以快乐。你拥有的权势越多，你拥有的真诚就越少；你拥有的钱越多，你拥有的情就越少；你拥有的名声越大，你的隐私就越少；你周围簇拥的谄媚者越多，你拥有的朋友就越少。同样，死亡迟早会来的。既然我的生命中已经拥有那么多的快乐，那么我和死神的握手来得早些也就没什么奇怪。 想明白这些，让我心情好了许多。一个朋友来看我那天，我刚刚想明白这些事，由于体验到生命的另一个领域而感到天澄地澈，所有不愉快的经历也都随风散去。 我以一种轻松快乐的心情迎他进门。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人相顾无言。他目不转睛地看我一会儿，忽然笑了，说我的气色好得让他感到意外，而我的精神状态更加不像一个癌症患者。 我也笑了。我知道大多数人探视病人都会说些好听的，例如“气色不错”之类，但我能从他的眼睛里读到他的真诚。 这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人，享有很高的声望，可是我对他的尊重并不是由于他的功名，而是他的为人。我由于职业的关系和他相识，以后交往渐多，但并不密切，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和他保持着距离。现在他坐在我面前时，却很像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让我禁不住把自己生命旅程上的最后一点感悟对他说出来。 我告诉他，我感觉到自己虽然刚过五十，可是拥有的快乐却比那些百岁老人还要多！所以，我在内心里有一种很深的感恩之念。只不过想到已经走到生命尽头，再也不能继续写作，不能继续回复读者的来信，还是有些伤感。 最好的灵丹妙药（14） 
对我们来说，笑声总是有一种超越肉体的震撼。如果我们能够用笑声面对癌细胞，癌细胞便不能埋葬我们。 我的读研究生时期的一位同学，让快递公司给我送来一个巨大的纸箱，里面装满礼物。他的身上保留了很深的简单质朴的文人气质，看到我病入膏肓，深居不出，他就想起自己十几年前身患肝炎居家养病的那段时光，将心比心，对我的处境抱有一种特别的理解和默契。 这会儿，他在电话里追昔抚今，热情地介绍他的礼物的妙处：当初，他就是靠着它们度过了那段倒霉的日子。 “幸亏有它，要不我非疯了不可。如果你实在闷得慌，……”他不往下说了，但我已经明白，他送来的是精神食粮，专为在我心情烦躁之时排忧解闷。 于是我们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纸箱里塞满了各种形状的小型盒子。花花绿绿，煞是耀眼，里面却原来都是光盘。我不禁又惊又喜。 我每天在家，不是躺在床上，就是靠着沙发，嘴不能说，眼不能看，腿脚不能行动，大脑不能思考。从早到晚，百无聊赖。这两天忽然想到还有一副大致正常的耳朵能听，于是计划弄一些“相声CD”来打发时间。亏他想得周到！这对我来说正是雪中送炭。 晓东一盒一盒把它们拿将出来，摊在桌上，同时高声宣告：“这是《中外散文》。”“这是《现代诗歌》。”“这是《文化苦旅》。”…… 我满怀希望盯着纸箱，却始终没有期待的东西。 “有侯宝林的相声吗？马季的也行。”我终于忍不住把头探过去寻找。 晓东把胳膊伸到箱底，掏出最后一盒，瞥了一眼，递过来，用一种夸张的口气宣布：“《活着》。” 我接过来，还真是余华那本书的朗读版。 我们俩哈哈大笑。这小说的内容既悲惨又沉闷，不忍卒读，可它的名字倒是正对了我现在的情形。 我不知怎么想起少年时代父母给我选择的那些读物，我猜想，这些东西一定是商家给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准备的。他们会把它们当作生日礼物买来送给正在读高小的儿子，然后儿子就随手仍到抽屉里，再也不会看上一眼。 晓东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说：“应该再配送一本《小学生字典》来啊。” 这叫我再次笑出声来。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回顾这件事，不厌其烦，乐不可支。晚饭后，我重新埋头在这一大堆CD盘里，挑来拣去，翻到最后，终于拿起一盘，对晓东说：“还是先听《妻妾成群》吧。” 晓东扑哧又乐了。她嘲笑我：“都这样啦，还做美梦呢！” 我们再次爆发出大笑。 不管怎么说，自从生病以来，家里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开心的笑。我的这位同学一定想象不到，他的礼物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笑过之后，我开始听《妻妾成群》。这本书相当有味道，可惜对我来说太过晦暗压抑，加上朗读者刻意表达的悲怆欲绝，更添了几分忧伤之气，这让我本来疼痛不已的脑袋愈加沉重，才了听几分钟，就没法再听下去。 儿子知道我的心思。他看我如此欲罢不能，欲听还休，就跑到街上，转了半天，抱回一大堆相声光盘。有侯宝林的，有马季的……，还有现在最火的郭德刚。他几乎把这世上所有的相声都买来了。 “给。”他把一堆花花绿绿的盒子放到我面前，“够你乐一阵的啦！” 于是我开始充当一个最浅薄通俗的听众。不求高雅，只求轻松，不求境界，只求快乐。充当听众的我，一时忘了自己是个病人。自己寻找电视机的频道，自己更换光盘。那些妙趣横生的相声都是已经听了很多次的，现在听来仍然让我开怀大笑。 儿子每天下班回家也坐在我身边，和我一同把那些光盘一段一段听过来。父亲和儿子到底是两代人，各自有着不同的偏爱。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侯宝林，而他更喜欢郭德刚，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一同哈哈大笑。 笑声中全家人忘记了所有烦恼和焦虑，甚至也短时间地忘记了我正身处绝境。 有一天晓东忽然对我说，她要开始执行“养猪计划”，“就是让你一天到晚傻吃闷睡，再加上傻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问――就像一头猪。” 我大笑。 有不少肿瘤专家论述了恐惧对于癌症患者的毁灭性的力量。可是我还希望有人能研究一下微笑对于人的肌体的影响，甚至有些相信，对于癌症这样的疾病，最好的治疗，不是用金钱能买来的。因为它不是任何新奇的药物、技术，或者高超的手术刀，而是笑声。 对我们来说，笑声总是有一种超越肉体的震撼。如果我们能够用笑声面对癌细胞，癌细胞便不能埋葬我们。 所以，我总是对自己说：“放松，再放松。”我还对自己说：“去想那些能让你快乐的故事；去听那些能让你快乐的声音；去说那些能让你快乐的话。” 这样做的结果，通常是让自己的心情奇迹般地平静下来，还常常独自一人面对天花板笑出声来。 有一天我一边听着相声一边嘿嘿傻乐，忽然一阵嗡嗡声侵入我的听觉。接着，我看到一只小飞蛾在我眼前盘旋。我下意识地挥掌拍出，居然一击而中。这叫我非常得意。这种眼疾手快的事在以前是平常稀松的，但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件。我发现自己的视觉不知不觉的好转了，所以便对晓东使劲炫耀我的“战绩”。 晓东笑道：“估计那只飞蛾也生脑瘤了，所以动作迟缓。” 我说：“好，看我什么时候再给你击落一只。” 第二天我又一次发现飞蛾，当即决定再次显示我的机敏和快捷。可惜连续四掌打去，那飞蛾总能从我指尖逃脱，扬长而去。 “这回有什么说的？”晓东笑问。 “不是没有好猎手，是狐狸太狡猾了”。我回答。 晓东笑，我也笑。笑声感染了全家，让这间遭受沉重打击的小屋再次充满欢乐的气息，绝望悲痛的气氛一扫而光。我们学会了调整自己的心情，学会了用微笑去迎接癌症。我们在一起听相声，说笑话，不失时机地插科打诨，或者来个小幽默，故意把生活中所有好的情节无限夸张，把一切坏的迹象倒过来解释，以此造成种种愉快的景象。晓东似乎特别珍惜这样的时刻，总是把我们之间的对话和笑声写在日记中。 一种病，两样心（15） 
快乐不是来自种种身外之物，甚至不是因为身体健康。快乐来源于内心深藏的宁静。他们不会绝望，不会对病情躲躲闪闪，更不会相互隐瞒。他们不会让心中的忧虑挤走幽默和笑声。即使死到临头，也不会破坏这种精神状态。 下面是晓东日记里的三段，记录了那时候我们的对话和我们的笑声： （一） “黄大夫关注肺上的病变是有道理的。如果肺上是恶性的，脑子里就有很大可能是转移瘤。但现在肺上的病变并不典型。” “你这个人，长肿瘤也和别人不一样。怎么都不“典型”呀？” “咳。就像咱写书一样。有人想抓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典型。” （两人大笑。） （二） “你说你这个人。这一个月会诊，引出多少争论。中医西医之间，西医和西医之间，到现在也没个定论。” “我这个人本来不就是个有争议的人嘛。” （两人大笑。） （三） “上次血化验，有一项指标高。其实马老师很紧张，说那有可能表示肺部是小细胞癌。” “医生不是说血化验那玩意儿没什么参考价值嘛！（想想又说：）不过，这一次化验，指标降低了，这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两人大笑。） 正是在这样的笑声中，我渐渐体会到，面对癌症时，一个悲观主义家庭和一个乐观主义家庭之间有着很大区别。 悲观的家庭在这种时候是不会有笑声的。遗憾的是，大部分癌症患者的家庭都会脱离正常轨道。每天被一种奇异的气氛包围着，紧张、压抑、小心翼翼，加上躲躲闪闪，给人一种天塌地陷、如临深渊的感觉。人生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气氛中，难免会陷入一种绝望的心境。 把“大部分家庭”归于悲观的序列，似乎和我们通常感觉到的情形不大相符。是的，在正常情形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乐观豁达的人，可是在癌症患者的领域里，这样的人却并不多见。 那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在预知死期将至的时候还能脸不变色心不跳，就算你能，你的家人也不能。 我们的一个朋友，丈夫患了胰腺癌。她告诉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她几乎要崩溃了。这时候她昔日的上级，一个乐观开朗的男人，来开导她，说了好多让她宽心的话。他用一种豁达的精神感染力，加上循循善诱，帮助一个陷入绝望的病人家属度过难关。可是没过多久，他本人被查出患了肝癌。他的那些让人宽心的话一下子全都失去效用。见到熟人，他除了哭诉再也说不出别的。不到一个月，他去世了。他的家人从医生那里得到的最后消息是，他并非死于肝癌，而是死于肾衰竭。 很显然，在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时候，他有一种清醒的判断能力和乐观的精神状态，但是当疾病有一天竟可怕地落到自己头上时，他的理智迅速瓦解，精神崩溃。 但是，乐观主义家庭就不同了。他们快乐，不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什么值得快乐的事，不是因为升官，不是因为发财，不是因为功成名就，也不是因为一路顺风，万事如意。对他们来说，快乐不是来自种种身外之物，甚至不是因为身体健康。他们的快乐来源于内心深藏的宁静、满足和感恩――无论富贵还是贫贱，无论身体健康还是病入膏肓。 绝症猝然加之，他们有可能会紧张，会痛苦，但他们有能力摆脱种种消极情绪的纠缠。他们不会绝望，不会对病情躲躲闪闪，更不会相互隐瞒。他们不会让心中的忧虑挤走幽默和笑声。即使死到临头，他们也不会破坏这种精神状态。 倾听自己的身体（16） 
说到身体里面细致入微的演变，我相信，无论是医生还是他们手中的现代仪器，都不会比我更有发言权了，因为他们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 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多了一项内容：我把自己的感觉详细描述出来，晓东在日记中一一记录。我们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医生所说的“观察”，也就是国外专家提醒我们的“更重要的是看病人的症状”，态度虔诚，甚至有些愚笨。 如今翻看这些日记，对照前因后果，我才发现，它对我们没有误入所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的歧途，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所以，如果有哪一天医生突然宣布你得了癌症，我会强烈地建议你也像我一样，不仅倾听医生的话，也仔细地倾听自己的身体在说什么。 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总是太少，所以就算你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也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倾听自己身体发生的每一个细微声音，正是我在疾病猝然降临之后学习的第一件事。 每天清晨醒来，我静静地躺在床上，缓缓移动四肢，深深吸气，感觉到气流经过喉咙进入胸腔、大脑和腹部，流向全身，再慢慢地把体内的空气吐净。如此反复数次，随着空气的流动，仔细体会头颅的疼痛沉闷是轻了还是更重了、身上有没有出现新的不适。然后仰面向着天花板，睁开双眼，辨别屋顶灯的圆型轮廓，又以两边墙壁悬挂的镜框作为参照，依次侧目斜视左右，这样可以清晰地辨别影像重叠和视觉晕眩有没有变化。 我发现，当我将今天和昨天比较时，似乎感觉不到任何变化，但我若将这一周和上一周比较，竟有症状减轻的迹象，至少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日愈恶化。我能看到眼前物体的旋转移动变得缓慢，双影逐渐合一，尽管仍然头痛脑涨，但已经变得可以忍受。我不再晕眩，也不再呕吐。我渐渐地感觉到睡梦和清醒之间的界限。 我为此高兴，似乎看到了希望。不过，每当我对医生述说这种种迹象时，他们看着我的眼睛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投射出一种怀疑和不屑。 他们不关心我的叙述，也不相信。看我迟迟不肯接受手术，还没完没了地要求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解释，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把我当成一个讳疾忌医而又自作聪明的人。 “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啊。”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一位医生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神怪怪的。 他们的目光这么包围着我，带着嘲讽和轻蔑，就算在我逃离医院回到家里时，还是不肯散去。 真见鬼！有一段时间，它让我对自己的絮絮叨叨产生了疑问：也许真像那些医生说的，病人常常因为适应了身体的病态而感觉麻木，就误以为是疾病减轻？ 或者，是那个他们不愿说出口来的念头：我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病人在心理恐惧和情绪失常状态中的幻觉？ 可是我的身体深处仍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微弱但却清晰可鉴，没有任何怀疑的目光可以淹没。 我不是医生，对于癌症的来龙去脉，完全不懂。对于那个被现代检测仪器造就出来的如梦如幻的黑白世界，我也一窍不通。不过，说到身体里面细致入微的演变，我相信，无论是医生还是他们手中的现代仪器，都不会比我更有发言权了，因为他们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他们也不会像我的妻子那样，为我记下一点一滴的情节，悉心对照。 能够成功地独自行走，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标志性的进步。它似乎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我的症状正在好转。 那一天我乘坐电梯来到楼下，走进院子里，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依靠一副墨镜遮挡强烈的日光。我在砖石小径上挪步，小而碎，身体摇摇摆摆，脚下踉踉跄跄，像个蹒跚学步的婴儿，也像个半身不遂的老人。眼前还有阵阵晕眩，脑子里面那种铅一样的沉重也还存在。不过，我能闻到周围春天的气息，白天变长了，阳光被染上一层柔和的暖色调，花草树木争奇斗艳，微风拂在脸上，温馨可人。一切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我感觉死神已经被我甩在身后，渐行渐远。 回到家的时候脸色苍白，但我的样子显然有些得意。 “走了40分钟，”我对晓东说，“一个人！” 她把我那戴着墨镜拄着拐杖的样子上下打量一番，笑说：“像个'黑老大’。” 我自豪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不再需要别人搀扶了。” 我们坐在桌前，喝苹果汁，谈论着除了反复咀嚼医生宣布的坏消息之外我们还能做点什么，也说起我这第一次“放单飞”的感觉。 “有些累，”我不得不承认，“就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我想表现得积极一点儿，于是慢慢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又开始搜索身体里逐渐冒出的细微迹象，依次排列起来，营造出一种乐观的气氛。 “你看，我每个星期都在进步。”我说：“开始两周只能卧床不起；接着的两周，可以靠着衣柜站起来；然后呢，可以扶着墙壁挪动脚步；然后又可以被人搀扶着走到院子里去，现在，我居然能够独自行走了。也许……也许有一天我真的可以重返滑雪场呢。” 这些都是事实。医生也许会不以为然。他们会说，这不过是感觉，不科学，也不严谨。但是无论如何，它们给了我巨大的鼓舞，也感染了晓东。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再次流露出快乐的情绪。她说，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收获”。 水静心闲（17） 
由视觉的美好印象开始的一天，一定是让人开心的。可是，当眼前的东西全都莫名其妙地旋转、重叠、飘浮不定的时候，我开始变得沮丧。好在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在一次石破天惊般的顿悟之后，我永远地明白了，悲喜之间的转换，其实只是在生命旅途上的心灵一闪念之间。 转变来得很慢，也很快，可以说是期盼已久，也可以说是一时冲动。这中间的主要缘由是那座公园。我和晓东在清晨的薄雾中第一次走进去，不过几分钟之后，我心里的阴霾已经被它驱散。 公园不大，坐落在闹市中心偏北一点的地方。大门外一条绿荫浓郁的道路，连接着京城的中轴路和一座军队大院。柳树、杉树、桃树、枫树、银杏树，依湖水而生。春天来了，大地开始返青，散发出一种最原始最纯真的味道，是今天都市人久违了的气息。 公园门票只要一元。如果买月票，那么花上三块钱就可以在这里泡上一个月。我猜想，这片闹市中心的土地正在用某种方式告诉世人，它拒绝融入这个充满欲望充满争夺的世界。 这是我生病之后的第一次远足。说是“远足”，其实离我家也只有三里地。那一天晓东看我精神不错，就把我拉到这里来散步。我知道适当活动对身体有好处，但我当时想得更多的是，也许我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与其躺在床上悲悲戚戚，不如出来享受一下大好春光。 我们走在松软的草地上，不是如今城市里那种依靠人力和金钱铺设的草坪，而是一片自然生长的绿茵。 在春日的和风中，层层叠叠的绿色已经变得生机盎然，又被参差飘舞的柳絮覆盖了一片淡淡的雪白。清晨的斜阳穿过树荫，撒下斑斑点点的金黄色，其间点缀着一些说不上名字的野花，轻盈明快，不经意间为公园染上了不可抗拒的魅力。一条湖岸的曲线从脚下蜿蜒伸展出去，串串柳叶出入水中，疏影横斜，暗香浮动。 有个姑娘朝树林深处款款走来，在一块巨石前站定。片刻间，面前已多了一架古筝。她坐下来，横琴依石，闭目凝神，好像一下子就进入一种化外之境。随着她的两手轻抚在丝弦之上，琴声飘起，环绕在树冠中间。这时候我的压倒一切的注意力被这幅画面吸引了。这画面是属于尘世之外的。它用一种优雅的、不屑一顾的色彩，似乎要把整个世俗的功名利禄都融化掉。 我这时看到的景色，后来总是在我眼前重现。它不是京城的古迹名胜，也不是什么著名的旅游景点，只不过是一处老园子，被一堵灰砖砌成的老墙和一道浓郁的柳荫围绕着。都市的喧嚣和欲望每一天都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它却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宁静。 这些年来我忙忙碌碌，每天被功名利禄、灯红酒绿簇拥着，很难想象咫尺之外竟有这样一个从容恬静、无物无我的清凉世界。总是发誓一定要让自己的工作节奏放慢下来，梦想着每天清晨在透窗而入的和风中慢慢醒来、傍晚在柔和温暖的斜阳里浅吟低唱，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忽然意识到，过去这么多年里，我每天在这公园的围墙外面匆匆而过，竟从未进过这座大门。如今，一场疾病的降临，让我终于放下功名利禄，放下七情六欲，走进自己梦中的境界。 我们坐在湖畔的休闲椅上，看着被风吹皱的一池春水。风淡云空，水静心闲。耳边悠悠飘来一阵哨音，忽高忽低，错落有致。隔着寂静的树林，能够分辨出那是空竹的呼啸。 寻声而去，远远看见一个身影，瘦削，轻盈，矫健。我原本以为是个年轻人，直到很近的地方，才看出那人年纪不轻，甚至应该说是个老人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练就一身抖空竹的绝技，能够在树林之间的狭窄空间穿梭往来，上下翻飞。 当他偶尔停下来的时候，我忍不住上去搭讪。 “怎么……”他的问话刚刚出口，又戛然而止。他很机敏，见我年龄不算老迈，却手里撑着拐杖，行动迟缓，脚下蹒跚，说出话来气若游丝，立刻意识到我是个病人。 我迎接着他的满脸疑问：“身体不太好……” “咳！”他打断我，“不愉快的事情，谁没有啊？” 看我还想接着说下去，他摆摆手，不让我继续。和那些专注、同情地倾听我讲述自己病情的朋友们不同，这个人在刻意地阻止那些不愉快的景象出现在我心里。 “穷人有穷人的难处，富人有富人的难处。病人有病人的难处，健康人有健康人的难处。只有一种人没难处……”他望着我，停下，故意卖个关子，然后突然爆发处一阵大笑，“就是不拿难处当难处的人啊！” 他是个北京人，而且是居住在老胡同里的那种地道的北京人。 听一位口才好的老北京人说话，如同欣赏一位脱口秀大师的表演。他的故事很平淡，但却饱含人生哲理。许多年前，故事刚开始时，他是一个退伍军人。在经过一番没有结果的求职过程后，他走进一家小工厂，接替年迈多病的父亲做了一个工人。父亲一生沉闷抑郁，不爱说话。这让这个家庭的气氛总是特别沉重。 到了儿子成家时，家里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笑声渐渐充满了这个家。儿子天性快乐洒脱，从来不会因为不如意的事情就怨气冲天。他并没有让这个贫穷的家庭发财致富，还是那个狭小的房子，还是那些陈旧的家具，可是却让全家人的心情彻底改观。走进这个家庭的人都说，你只要听听他们说话，看看他们的笑容，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了。 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有一天忽然被打断了。工厂不景气，他下岗了。在这个城市里，这其实就是失业的代名词。那一年他还不到50岁。家境越发艰难，每一分钱都要计划好了花还是不花，可是笑声依然不断。 他开始到这片树林里来挥霍他的时间。他的快乐变得更加简单，只是这空竹就让他心满意足了。空竹是他下岗后花几块钱从厂甸庙会买来的。 当他提到“厂甸庙会”时，我的心里忽然一震，某个遥远的情景来到眼前。我想起小时候，父亲也在“厂甸庙会”给我买过一只空竹，可我从来没有学会过。那空竹早已不知去了哪里。从那以后，我被一连串的“人生目标”所吸引，天天奋斗，年年奋斗，直到如今一病不起。要不是眼前这位“空竹老人”，我也许今生再也不会想起，我也曾有过一只空竹。 眼前那只迷幻般的空竹仍在翻飞跳跃。哨音潇潇，划破晨曦，就像一首轻盈动人的圆舞曲，带着一种从生命历程中沉淀下来的洒脱和练达。他的简单破旧的衣服下是男人的体魄，宽阔的肩膀，胳膊泛着古铜色，青筋凸起，还有整齐匀称的牙齿。当他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时，脸上溢出的笑容灿若朝阳。 离开树林时他已是一身大汗，鞋子上沾满泥土。他们真有享受平淡生活的天赋。即使生活在物质世界的底层，仍然拥有保持快乐的秘诀。如此清贫单纯的快乐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正迅速消失，就像古老的城墙和破旧的院落一样。如若不是邂逅这位“空竹老人”，它在我的心里也只不过是失去的记忆了。 路上的风景（18） 
离开公园回到家里，接到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的总经理莫昭平已从台北来到北京，希望找个时间过来探望。 莫昭平是个典型的职业女性，精干、执著、充满激情，热爱图书。她可以为了得到一部好书稿兴奋得手舞足蹈，也可以为了没能出版一本期待中的书失声痛哭，这很容易地让我们找到了共同点。她管理的公司以中文繁体字出版过我的几本书，每一次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番愉快的经历。以往我们每年总能见面，可是除了我的写作和她的出版之外，似乎很少涉及别的话题。我知道她每次约见我都带着一个目的，那就是打探我有没有新作将要出手。 第二天下午，她如约来到我家。我开门见山地说：“很抱歉，恐怕今生不会再有新作了。” 她听了，脸上露出伤感，但也只不过一闪而过。“不，不，不”她连连说，她这次来不是来讨书稿的，也不谈写作和出版了。 这话让我轻松不少，正想着找个什么话题来谈，她却先开口了。 她告诉我她的前任总经理如何患了大肠癌，如何乐观对待，又如何让自己奇迹般地挺了下来。可是祸不单行，儿子又被查出肝癌晚期。这母子俩携手并肩，开始了新的抗癌历程。母亲的精神鼓舞着儿子，再次创造了绝处逢生的奇迹。 莫昭平显然已经了解我的病情，也知道我不能多说话，所以自己说个不停。作为一个出版商，她在过去很多年曾眼看着我为写作殚精竭虑，所以断言我是累坏了。 不过，她现在似乎更担心我的精神垮掉。像她这样的女性一定能够想象，事业的顺逆对于今天人们的影响是多么大。 人们总是期待着自己能够从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绝症加之，意味着事业之路被一刀斩断，这对他们来说必定是一个晴天霹雳。 她很想给我帮助，而且恰到好处地认定我现在最需要精神方面的激励。在为我竖立了一个战胜癌症的榜样之后，她又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这一回不是因为疾病，事实上她的身体一直不错，她谈起自己，只是想告诉我她多年以来挥之不去的一个遗憾。 “很多人，也许是每个人，或者就说我自己吧，”她说，“总是忙忙碌碌，向着自己向往的目标，不肯停歇，就好像一个登山者，不登上顶峰不肯罢休。常常感觉很累，想要停下来歇歇，歇一歇还是为了更快地往上爬，心里面永远只想着顶峰的无限风光，却从来没有停一停，看看路上的风景。其实，路上有好多好看的风景，要比顶峰还漂亮呢！” 她收起惯常使用的手势，声音忽然变得和缓，眼睛从书架上移开，越过我的肩膀望过去，仿佛看到那个遥远的自己： “所以，试着放下自己的目标，停下来，看看路上的风景，也许是好事。” 分手时她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0.0001的机会――绝处逢生的抗癌奇迹》，正是她给我讲述的那对母子的真实故事。 封面上有一句话：“不管面对多少人生的病痛与苦难，只要还有0.0001的机会，就不要轻言放弃！》。 我明白了，她从台湾来到北京，这么急着来看我，原来就是想要鼓励我度过难关。我也听懂了她的话中含义：一个癌症患者，首先须在精神上从容平和，豁达通透，立于不败之地。这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 那天晚上，我开始翻看她留下的那本书，也回味她留下的那些话。夜晚在我心里变得安详宁静。我逐渐沉醉于“路上的风景”：柳荫覆盖的山坡，一线环绕的水岸，树林里的“古筝女子”，草地上的“空竹老人”，还有我曾拥有又失去了的那只空竹…… 小时候父亲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也是早已遗忘了的，这时候竟也飘然来到眼前： 有个和尚，是个智者。一位当朝大官不喜欢他，总想难为他一下。 有一天，二人在长江边上不期而遇。 江中百船竞发，千帆争流。 官员把手一指，问和尚：“你说，江里有几条船？” 和尚微笑道：“两条。” 官员大怒：“明明数不胜数，何以只有两条？” 和尚道：“对，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 芸芸众生，来来往往，不是为名，就是为利。自古以来，无尽无休。 如今这世界更是无节制地激励着欲望的膨胀。人们焦虑不安，是因为没有满足欲望。满足了欲望之后还是焦虑不安，是因为人的成就越大，欲望也就越是收不住。 可是名利之路迢迢，哪里是个尽头呢？！ 现在，我终于可以停下来了，可以不慌不忙地欣赏“路上的风景”。我甚至可以相信，眼前这种自由、宁静、纯净的时光，还能持续一阵子。这让我满足。感谢上帝，他老人家以一种最激烈的方式让我找回生命的本意，不再被世俗的华丽和喧嚣包围，也不再被功名利禄束缚。 我和晓东慢慢品着一杯茶，谈论过去几十年流水一般逝去的日子。我们有好多想去的地方还没有去，有好多期待中的事情还没有做。我们一直设想把这座城市的特色菜馆走上一遍，这样的菜馆正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各个角落，不知道我们的脚步什么时候才能赶得上一个美食时代的膨胀速度。还有书架上的那些书，一直没读；还有我最喜欢玩儿的相机，一直闲着；还有滑雪和游泳，总是一推再推；还有京城每年的一万场文艺演出，不知道怎么我也全都错过了。其它出现在睡梦中的地方，还有青藏高原的三江源头、新疆的喀纳斯湖、云南的香格里拉、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圣地…… 这一辈子我太注重工作，太在乎成就，这让我疲倦万分，也给我带来无穷的快乐。但是，重要的是，我所向往的事情还有很多。 10件最想做的事（19） 
在我最绝望的那些日子，哥哥从美国专程回来看我。他鼓励我的方式与众不同，不说“你气色很好”，也不说“肯定有办法”，只是提醒我，写下自己最想做可却总因太忙而没做的事，然后一件一件去实现，“不然可能会给自己留下遗憾”。 当时，我一点这种闲情逸致也没有。现在我决定：不论生命还有三个月还是三年，我不会让自己留下遗憾。 我被这个想法激励着，兴奋起来，于是打开笔记本电脑。这电脑已经伴随我多年，键盘已被指尖磨光，里面记载着我生命历程中的无限风光。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它能让我记得，还有更好风景在电脑之外。 眼前模糊不清，脑袋里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不堪，不过，手指依然灵活。我摸索着键盘，写下“我最想做的10件事”。还写了一句话：“能活一天算一天，能做一件是一件。” 1，再吃一次“苏浙汇”的清蒸鲥鱼。 2，再为儿子做一顿饭。 3，再陪晓东一次出国游。 4，再到大海里游一次泳。 5，买个好相机玩一玩。 6，恢复“清晨起床后喝一杯咖啡”的习惯。 7，离开闹市中心，到乡下找个小房子住几周。 8，重返滑雪场，从雪山顶峰速滑下山。 9，回江南和朋友同事再见一面。 10，告诉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癌症不可怕。 前3个月里最容易犯的错误（20） 
在疾病袭来的最初一段时间，癌症患者和他们的亲属很容易犯下一些错误。我由于设身处地的体验，能够明白这些错误是很难避免的，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其中有很多看上去也不是什么严重问题。然而我们仍须时时提醒自己，小错误集合起来，常会导致可怕的结果。摆脱这些错误，是我们康复之路的真正起点。 ――恐惧，以至惊慌失措。 “我不行了！”“我要死了！”“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为什么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我不想死。”等等等等。 癌症患者难免产生诸如此类的念头。我们看到了死亡的阴影，感觉到死神的召唤。应该承认，恐惧以及惊慌失措都是很难避免的。有些研究者指出，死于癌症的人中，其实有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我不敢相信这个数字准确无误，但我相信，制造死亡的决不仅仅是癌细胞的泛滥，还有我们自己的恐惧。 复活之路上的真正力量来自希望和信心，而非来自恐惧。 恐惧是伤害的力量。勇气是康复的力量。 ――向病人隐瞒实情。 美国有位挺有名的心理学家，名叫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他在一番研究之后认定，“在美国630万死于癌症的病人当中，80%是被吓死的。”此人原本是位医生，由于目睹太多的癌症患者被恐惧压倒，又用心理学的立场来理解这一现象，所以他竭力反对把实情告诉癌症患者。（引自美国休斯敦《美南新闻》。）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恐惧，所以能够理解马丁·加德纳的建议。 同时，我也知道，有无数病例证明，对病人隐瞒实情有着巨大的弊端。 如果你的家庭充塞着神秘、诡异、压抑、躲躲闪闪的气氛。你就没有办法与患者开诚布公地讨论疾病和治疗，更不可能齐心协力对抗疾病。 ――让家里充满悲伤和绝望的气氛。 癌症患者的家里是很难有笑声的，在疾病爆发的最初几周尤其如此。我们的周围充满了悲伤和绝望，还不免怨天尤人。可是，我们必须明白，快乐和充满温情的生活环境是癌症患者走上康复之途的最重要的保障。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是用金钱救命，而是依靠希望和快乐的心情来救命。 ――医生说什么信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在和医生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总是谨小慎微，就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似的。我们告诉自己，只能听医生的、医生比我们高明、不能对医生的任何一个建议提出疑问。 而医生总是神气活现。他们会信誓旦旦地宣布，你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且癌细胞正在疯狂地扩展，每拖延一分钟都会让治疗更加困难。 他们会说“发现得太晚了！”“为什么不早点来看？”…… 他们也会提出治疗措施：“必须手术！”“手术？当然有危险。”“不手术？拖过不一年了！”“手术已经不行，太晚了！”“必须放疗！”“必须化疗！”“全身化疗！”“疗效？这要因人而异。”…… 当然他们还会告诉你种种后果：“有的人效果不错啊，有的人对化疗不敏感。”“副作用？任何药都有副作用！”…… 在有意无意地营造出一派恐怖气氛之后，医生会让你自己决定该做什么。他们会拿出一大堆文件来，让你签名，同意他们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同意接受一切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不幸后果，而且不会追究医生的责任。 你的家人哆哆嗦嗦地签了名，然后把钱交给医院。好了，从法律上来说，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可是，想象一下实际的情形，当一个医学权威甚至一群医学权威异口同声地宣布，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就会怎样怎样的时候，已经惊慌失措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除了亦步亦趋地走上医生为他们指引的道路，又能怎样？ 然而我们站在医生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却又不能责怪医生在制造恐怖气氛。医生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不管他们说什么，决定是由你自己做出的。 所以，无论医生勾画出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都不要失去自己的理智。否则，你在同癌症抗争的起点上，就已经注定了失败。 ――过度反应：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 几乎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亲属都会这样想：“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治病”、“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 其实，过度治疗正是目前癌症治疗领域里最严重的弊端之一。有无数证据证明，过度治疗会破坏人的基本的生理平衡，颠覆人体的免疫系统，致使患者更快更痛苦地死亡（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说明）。 过度治疗是建立在患者过度反应的基础之上的。它不仅让你倾家荡产，而且还让你减少了康复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度治疗正随着所谓现代医学的进步和商业逻辑的拓展而日愈严重。 很多病人会对医生说，“我有钱。请给我最好的治疗、最好的药。”可惜的是，对于癌症患者来说，不是有钱就能救命。 我相信很多癌症患者的治疗最后归于失败，不是具体的治疗措施失当，不是药效不灵，不是医生不尽心尽力，甚至也不是“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机”，而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不正确的药物。 我们必须明白，“不惜一切代价”的冲动常常诱使我们犯错误，而冷静和理智是我们不犯错误的前提。 同时我们还必须记住，最激进、最先进、最昂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我母亲患胃癌后，医生曾悲观地预期活不过一年。她在手术后又服用一种化疗药物，竟奇迹般地痊愈了，到现在已经11年，还好好地活着。母亲长时间服用这种药，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每天照吃照睡。曾有一度，我对此药大为叹服，每遇有人患了胃癌，便极力推荐，直到一位朋友的父亲也患了胃癌，我才看到这种药的可怕的另一面。他父亲服药后，立刻出现激烈反应，呕吐不止，滴水难进，只好停用。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有些药，用在这个人身上是良药，换一个人也许就是毒药。 医生会犯错误的四个原因（21） 你的医生所犯的错误，可能会让你遭受更多的痛苦，甚至可能会让你更快地丧命。 要说医生会犯错误，甚至犯低级错误，也许会让一些医生不以为然。 在我求医问药的日子里，很多医生都会告诉我几个妙手回春的故事，给我留下神医良药的强烈印象，却很少有哪位医生对我讲述他的“医治无效”的记录。 至于“误诊”“误治”的病例，那就更不可能从医生的嘴里听到。 可是让人疑惑的是，癌症治疗中“误诊”、“误治”和“医治无效”大量存在。中晚期患者的“治愈率”保持着一个很低的纪录，而且很多年来一直没有明显提高。 我不懂医，也没有过专门的调查和研究，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不能解开这个疑问，只能凭借常识和逻辑来推断。没有一个医生会只有“治愈率”而没有“医治无效率”，也没有一个医生会永远正确没有失误。 问题在于，除了少数明显的医疗事故，医生的大多数错误，要么不会造成可以明确界定的后果，要么可以用“医治无效”来掩盖。 医生为什么会犯错误呢？ 我没有资格评价医生的专业水准。不过，我总担心，有一些非医学的因素，可能导致医生的不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现在我就尝试着列举几个： ――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点。 请记住： 医生不等于医学。 医生＝医学＋人。 医行天下者说到底不光凭借科学，还须有一份爱；不光是物质的，还是心灵的。所以，决定医生高下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操行。 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医生在和病人相处的时候，不仅受制于自身的专业水平和经验多寡，而且也受制于他们作为人的长处和短处。 从医学的立场上看，医生是权威。从人性的角度来度量，医生和他们面前的病人没有什么不同。 可是很多癌症患者都不曾独立地思考过这件事，尤其不会想到医生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医生的专业和经验也会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点，甚至会因此走了样。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专业水准很高又富有经验的专家会犯低级错误。 ――在病人面前的职业优越感。 拥有一份好的职业，很容易让人产生优越感。 医生喜欢危言耸听，有意无意地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这是他们的职业习惯，或者叫做职业优越感。 大多数病人没有医学常识，精神萎靡，反应迟钝，看上去像个弱智者。这又助长了医生的优越感。 在通常情况下，医生的职业优越感只是给病人带来心理上的不舒服，不会造成更坏的结果。我们也不必介意。可是，如果一个医生因此便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文过饰非、不接受新事物，不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东西，甚至在病人面前不懂装懂，那就注定会有更大的犯错误的概率。 ――医患之间严重的供不应求造成了普遍的麻木和厌烦。 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是供不应求，一定会出现供给质量下降、泥沙俱下的的情况。医疗也是一样。 在我们国家，医院绝非一个清静宜人的去处。病人的蜂拥而入，嘈杂，喧闹，混乱，充斥着令人作呕的味道，还有无助绝望的目光。 医生也是凡人，不是菩萨。每天面对这一切，见多不怪，不免麻木和厌倦。 久而久之，也难免把门诊当作例行公式，而不是救死扶伤；把病人当作一个病例，而不是一个人。所以他们在病人身上投入的只是时间和技能，而不是感情。 ――利益的纠葛。 你有没有考虑过，是谁在告诉你只有手术和化疗能够拯救你的生命？是那些以手术和化疗为生的医生。你有没有考虑过，是谁在宣扬各种各样的“抗肿瘤特效药”？是那些以这些药物谋取利润的制药厂和经销商。 在今天的中国，求医问药已经成了一种极富诱惑力的市场需求。 对一些人来说，疾病是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是倾家荡产的危机，是死亡的威胁。但是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却是名利场上的一个良机。对他们来说，你的出现只不过为他们增加了一个病例，或者是一棵极富潜力的摇钱树。 再看医生为什么会犯错误（22） 
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一个高墙林立、壁垒森严、充斥着门户之见、连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不能做到的医疗环境，与医生的误诊率乃至病人的治愈率之间，有没有关系？ 在我眼里，每个医生都是救星，能够对我们身体的所有问题应付自如。可是，我不久便沮丧地注意到，这种期望如同望梅止渴。 值得信赖的医生不是没有，但是他们全都恪守自己的专业范围，决不会逾越哪怕很小的一步。就像中国民间一句俗语说的：敲锣卖糖，各管一行。 医生们总是告诫我，癌症本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人体是地球上最博大也最精微、最严谨也最没有一定之规的系统。同样都是人，每个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状态都是不同的；同样是癌症，其性质也是千差万别，给不同的人身上带来完全不同的进程和结局。 因此，我经常猜测，一个医生，只有掌握了最完整的信息，调集了最全面的技能、经验和智慧，才有可能少犯错误。 可是现代医学却不是按照这种逻辑设计的。“完整”、“全面”、“全身性”之类的概念，显然也不太可能由一个医生来实现。 事情也许正相反，在医学体系里，人被分解成好多部分，比如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每个系统中又有很多部分，比如消化系统里里的胃、肝、胆、胰……。你走进任何一家医院，又会看到无数的“科”，比如内科和外科、放射科和影像科……。 由于这种叠加起来的划分数不胜数，一个医生即使拥有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也只是专注于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当我的颅内和左肺同时发现病变，甚至腹部也出现值得怀疑的迹象时，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为我的所有问题提供帮助――神经科的问题、胸科的问题、肝胆科的问题、外科的问题、内科的问题、西医的问题、中医的问题。 一个最优秀的胸科医生，也不会管我的脑袋。他会说：“我只管你的肺，不解决你脑子里的病变。”反过来，一个神经科的医生也是同样。在内科医生的面前，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这问题你应该去看外科。”当我在外科医生那里完成手术之后，又会听到医生说：“出院一个月后到内科去会诊。” 就这样，我们除了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医院的所有科室里到处乱闯，别无他法。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这种局面。 老实说，出现这局面还不算太槽，因为医生们尽管各自为政，毕竟还在相互配合。对我来说，最糟糕的莫过于医疗领域里盛行的互相贬损之风。 你去看内科，他们会嘲笑外科医生“就知道动刀子。”你去看外科，他们会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谈论内科的“放疗”和“化疗”。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数癌症病人对西医和中医并无成见，如果可能，他们很愿意把两种疗法都试试。可是你去看西医，他们会告诉你，中医根本不能消除肿瘤。你去看中医，他们会或明或暗地提醒你，西医如何草菅人命。 每次我们离开一位医生时，总会想，嗯！他说的有道理，的确应当如何如何。可是当我们走进另外一个诊室时，刚刚形成的治疗计划立即就被新的医嘱颠覆了。 有一次我们问一位西医，中药有没有可能治疗肿瘤？他断然说：“不可能。你就是泡在中药里也不会让肿瘤缩小。”又有一次晓东询问一位中医，能不能去做开颅手术？他当即喝道：“去吧。去吧。你要是想当寡妇，就去吧。” 最后我们发现，大多数医生――不论西医还是中医――除了让你感到他们自己无所不能，以及别人什么都不能之外，几乎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禁得起挑战的意见。 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一个高墙林立、壁垒森严、充斥着门户之见、连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不能做到的医疗环境，与医生的误诊率乃至病人的治愈率之间，有没有关系？ 我猜想也许是有关系的。设想一下，如果医生们能够共享那些最简单的信息――不仅共享胶片，而且共享所有电子数据；如果医院能够避免“敲锣卖糖，各管一行”；如果医生之间能够共享彼此的经验，取长补短，而不是互相贬损揭短拆台；最后，如果医生和他选择的治疗方案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联，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指望医生在面对癌症时少犯一些错误？ 改变了对癌症的看法（23）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医生们说的“三月大限”越来越近，奇怪的是，我却没有闻到一点死神的气息。 为了印证我的“感觉”是否准确，我们决定对脑瘤来一次“临床检查”。于是我们再次去看李金大夫。她是北神经内科的老主任，也是我生病以后看的第一位医生。那一次她跟着我跑到核磁共振扫描室，在显示器上亲眼观察我的头部造影时，我就感到此人是个可以性命相托的人。 我们很快就发现，请这位有经验的神经内科专家来验证我们的“观察”，的确能够让我们在做出任何决定时避免出错。所以，在我患病的最初几个月里，这种“验证”每一个月做一次，以后又把间隔时间延至三个月。 “你可把我们吓坏了。”当我朝她走过去的时候，她用一种轻快的口吻对我说。我注意到她的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我。时隔几周未见，现在，她由于我的步态稳健而满脸惊讶。 “昨天我走在路上还在想，”她说，“我那个病人现在怎么样啦。” 我自豪地宣布：“我的症状减轻了。” 我们都笑了。看到她的笑容里流露出明显的不相信，我赶紧把身体变化的诸多细节说将出来。 她耐心倾听，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在问了我几个问题之后，她打开病例，翻到两个多月前的那一页，重读她当时写下的会诊记录。 她看得很仔细，没有一项遗漏，直到看完最后一行，她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好吧。咱们再重新检查一遍。” 她说话时，我从她的眼睛里而不是从她的话语里看到，我们的“自我观察”将会接受一次严格挑战。 不管怎样，我已经学会站在医生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已经明白，所谓“症状”就是疾病给人体造成的种种生理反应，所以不能指望病人的感觉和陈述就能形成结论，还要依靠精通专业而又无微不至的医生亲自验证，也就是所谓“临床检查”。 他们首先会把你身体的某些器官作为检测的重要目标，要求你做出各种动作，通常还会借助于形形色色的检测工具，触动你身体的各个部位，逐一观察你的反应。对于脑神经损伤的患者，通常最重要的反应会出现在眼球、面部神经、伸展四肢时的平衡机能，以及身体表皮对于异物刺激的敏感程度，等等。这种反应的正常与否，被医生以“－”或者“＋”的方式记录在案，将若干次检查结果联系起来加以比照，就能判断病人的症状究竟是恶化了还是在好转。 换句话说，如果我自己的感觉不能被这一检验程序证实，那么一切都是白搭。 对于医生来说，这是一套严格精准的程序、具有相当的确定性，然而它却并不复杂，也不需要病人额外的花费。它所要求的不是高精尖的设备和技术，而是专注、耐心、无微不至、见微知著，以及愿意把更多时间用在病人身上却不能多挣钱的职业精神。 我们很幸运，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李金大夫。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总是带着让人轻松的笑容，当她迷起眼睛看你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强烈的怜悯和关切。虽然门外等候她看病的人排成长队，她却不会急着打发眼前的病人。她的“特需门诊”属于很高级别的专家收费标准，不过，当病人只花9块钱去看她的“普通门诊”时，她用在病人身上的时间和精力也不会少一点。 她总是很认真地倾听我们的陈述，还会对一些关键细节提几个问题。当我们的陈述和她的专业经验不能吻合时，她的眼睛里也会流露出怀疑，但她没有医生潜意识里的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不会当病人是白痴，不会把一句硬邦邦的，甚至冷嘲热讽的话迎面扔过来。她会微笑着说：“好吧，让咱们再重新检查一遍。”――就她像现在所做的一样。 “原来有的一些不好的症状，现在减轻了。”她在一番检查后惊叹，“原来没有的不好的症状，现在还是没有。” 这是具有专业水准的检测！它有前次的检测结果作为比照！毫无疑问，我的身体发出的声音没有欺骗我！它被“临床检查”证实了！ 但是在李金大夫看来，事情仍然让人难以置信。她试图寻找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局面。 “你有没有用激素？”她问，接着又解释，“激素具有消肿的作用，所以有可能在短期减缓病人的症状。 “没有！” “有没有用消炎药？” “没有！” “有没有吃过任何抗癌药？” “没有！” 我老实但却有点自豪地回答。 分手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您现在还坚持您原来的诊断吗？” 她再次把我打量一番，收起脸上的惊喜，职业的语调重新回到她的声音里。 “你们要准备接受各种可能。”她不无谨慎地说，“不过，即使是肿瘤，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好的。说明病人有抵抗能力。” 走出医院时我们浑身轻松。尽管医生没有给我们任何一句可以扭转乾坤的话，我们仍然感觉此行得到了很多很多。我们甚至开始讨论“癌症究竟是不是绝症”。 “今天是我自2月9日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一天。”晓东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并不是因为肿瘤的可能性排除了，事实上医生根本没有改变诊断。我们不敢奢望脑子里面那么大的一个东西真的不是肿瘤。可是我们改变了对癌症的看法，由最初的恐惧到现在可以从容乐观地面对。我们对肿瘤的恐惧心理排除了。即使是肿瘤又何妨。我们有信心控制它，也有信心与它和平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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