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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之道，是有人一定关心的。到底哪门学科研究它？《管子》与国学对它有专门研究。 建国六十年，由于中国教育一直不讲《管子》与国学，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为官之道。 为官之道的“道”，按《辞海》有一解，那就是知道。为官需要知道四个字：礼、义、廉、耻。 一、 为官之道四个字 礼，是中国的道德与行为的规范，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规则。孔子说：“为国以礼。”荀子云：“国之命在礼。”还有所谓“礼达而分定”、“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还有“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 义，是中国的价值观，价值取向在于追求真实、善良、正直。墨子说：“义者，正也。”《易经》说，义是“直其正也，方其义也”。《管子》说“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意思是，只要出于义，就不会妄自求进，也不巧谋欺诈。 廉，是中国的操守。《官箴》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意思是说，官员处理问题公开则透明，廉洁则产生威信。《管子》云：“廉不蔽恶，则行自全。”意思是指，廉洁的官不掩蔽自己的缺点，他做的一切，自然都是无可非议的。林则徐在大堂两旁自撰对联：“求通民情，愿闻己过。”是“廉不蔽恶”的代表。后来有人揭发他手下人假公济私，林公开处理了此事，传为美谈。 耻，是中国的德行。《孟子》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毂梁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说：“君不使无耻。”无耻，则随心所欲，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管子》说：“耻不从枉，则邪事不生。”上面四个字，的确都是古人所讲。那么，它最早出于何处？ 二、 四个字出于《管字》 《管子》与同时期的《论语》，柏拉图的《理想国》差不多，多采取对话体。 管仲，是个复合体：官员+学者。所以《管子》讲如何治国。其中《管子·牧民》篇，讲为官之道。管仲之所以要讲为官之道，有两点估计： 其一，官场上的问题是一二三四。古代暂且不说，有些情况通过耳闻目睹可以证实：其一是为官不礼。例如，以权整人，导致内耗。其二是为官不义。例如，作风不正，弄虚作假，导致诚信危机。其三是为官不廉。例如，贪污受贿，社会财富集中，出现强势集团，危及社会稳定。其四是为官不耻。例如，享特权，搞腐化，甚至与黑社会勾结，窃国资外流。就是说官场上也有不礼、不义、不廉、不耻的问题。 其二，官场上诸问题，有可能误国。考察史实，盛世之衰，多自内起。当今中国虽处盛世，隐患已有不少人提到。如能重视为官之道，可收防微杜渐之效。管仲鉴于齐国当时的状况，不仅把为官之道明确为礼、义、廉、耻，而且将它提到国之“四维”的高度。《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管仲关于四维尽绝，将会使国家由倾到危，由覆到灭的警告，曾引起过帝王的重视。在《淮南子，氾论训》有一段记载说：“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这一段文字讲的是，齐威王采用“烹”来严惩说假话，办假事，作恶不正的官员。这反映管子死后三百年，齐威王采纳他的意见，使齐国大治。 三、《管子》为国学奠基 在齐桓公接受了管仲意见的同时和此后，管学被历代学者研究，继承，发展，形成了国学。国学发端于春秋战国。其中春秋从公元前770到公元前476年。管仲就生活在公元前723到公元前645年间。管仲之后，孔子于公元前551年出生。我们可以设想：在孔子求学时，摆在他书桌上的是管仲学说。孔子是国学的奠基者，管仲学说相当于是国学的奠基石。国学，以经、史、子、集，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为核心；扩展到包涵56个民族的文化。如此浩瀚的内容有什么用？邓实在1906年说的一段话比较通俗：“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也就是说，国学的用处，在于治国。如果再具体一点，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显然，这治国之学是培养官员的好教材。所以，中国从公元605年到1905年的1300年中，凡是想要为官者，都得经过“十年寒窗”的国学训练，并接受国学考试。1905年，在清废除科举以后，国学仍为国人所重。随后，有偏激论者矫枉过正，排斥国学。偏激论者反对国学之“和”，忽视了和谐关系的内在价值。偏激论者不理解文化是不可清算的，对国学从清算到否定，导致人们不讲为官之道。今天国学价值渐被认可，八十年代萌长了“寻根”之芽，九十年代提升了“国学”之温。随后出现“管子研究”，标志国学研究触及到了它的奠基石。虽然这些仅停留在学术界，当然也有个别敏锐的官员参与研究。从防微杜渐考虑，本文主张讲为官之道。我们现在就开始讲礼、义、廉、耻。政法专业，干部培养，完全可以加入学习《管子》与国学的内容。又如，虽然中国教育持续六十年的一贯制是与国学脱钩，我们现在就开始挂钩。小学，中学，完全可加入管学和国学内容，从中学习为人和为官之道。 （作者系安徽建工学院教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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