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历史不容戏说 壶公评论曾赋 【七律读《后秋兴》次蒙叟韵（第十三迭其二）】
颌联感慨历代仕子对故国的情思，对文化回归的祈述。其中离黍句见于《诗经－王风－黍离》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写下了《黍离》。《黍离》描述了宫院寂寂，黍麦丛丛，悲情油然，抒发故国情思；式微句见于《诗－邶风－式微》，黎侯流亡于卫，随行的臣子劝他归国而赋《式微》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荣城伯赋《式微》乃归。”这里的《式微》祈述的是文化的回归。曹植有句：“游子叹《黍离》，处者歌《式微》。”（1）故国之情、文化之思，两者都是仕子文化中永恒的主题。 颈联是对戏说历史的愤慨，滥觞句用其游戏与泛滥意；披发句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俄欧句谓东、西罗马文化，即东正教与基督教，中国当下的“左”或“右”其根源都在罗马文化。 尾联是笔者对时事的评论。 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历史是文化的承载，历史不能戏说。复兴中国初证于经济学而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文化包括历史、哲学与文学，是人性的表达。
二、陈寅恪的新方法 作为东林党魁的钱谦益有一代文宗之称，尤精于史学。然其晚年遭受世变，初仕清以求史学传世，却感受了天道之变而非朝代之变，文化将亡，历史难续，是故隐匿山林求证心史。智者谓：“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而愚者迷于愤激而妄议却不知孔子之耻说（3）。钱谦益学术被庸俗学者所轻视，直到现代，自历史大家如陈寅恪、吴晗等，学术界对于钱谦益史学成就方有论及。 陈寅恪关于明史的探讨其主要的部份在《柳如是别传》。如何澄清事实，走出戏说历史的谬误，1957年2月6日陈寅恪写给刘铭恕的一封信（刘铭恕时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4)，信中陈寅恪说明自己写作《柳如是别传》的方法：
1949年以后，《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最为重要的著作，他为了《别传》确曾自觉地发展了一套“新方法”。 陈寅恪的新方法是什么？ 壶公评论： 首先理解陈寅恪区别于之的“旧规”与“新说”。 “旧规”指的是乾嘉考据学，是乾嘉时期学者尊行的以经学为主的汉代学术，称为汉学。汉学与宋学是满清时期并立的两种治学理念，典型地表现于龚自珍与康有为之不同的政治观，他们都以【公羊传】的“三世说”为理论，但是前者得出满清已经走上不归路的结论，而后者却认为满清政治的衰竭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汉学和龚自珍论可以为后来辛亥革命和无数次发生于近代中国的其它革命的滥觞，而康有为的观点却发展为“虚君共和”—实质上是宪政论。把这两个观点上溯其源头，很容易读出汉学之源在东、西汉的【公羊】与【谷梁】，而宋学则在始于魏晋而演绎于唐宋的玄学、道学和理学。事实上，以这两种学说看中、近代思想种种，脉络分明。 陈寅恪跳出“旧规”，也就是跳出汉学，尽管他没有说明自己践行理学，因为与王国维一样他们都在感受西方哲学，于是，他们实质上落足于理学，这一点在他的论述中是可以读出的，事实上作为诗人的钱谦益诗宗宋学，也正是陈寅恪与钱谦益在学术上的本源上发生了共鸣。 “新说”指的是儒、道之说，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学观为儒学，冲虚真人的理论则在道。冲虚真人即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者列子，主张清静无为，独立处世，《列子》又名《冲虚经》是道家重要典籍。陈寅恪既然企图走出儒、道两途，又不愿意折节于西方文化，他立足于理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实，理学即儒、道之说的进步与统一，理学家曾国藩次子曾纪泽之《书太史公《六家要指》后》： 龙门书以谨严传，李耳韩非共一篇。特立世家崇鲁叟，炳然儒教丽中天； 《六家耍指》尊黄老，两代文心异轨躔。定有寓言通妙契，休将谲识议前贤。 （躔：天体运行的影迹） 即说出了儒、道之异趣，也说出儒、道之共同，因此可以说陈寅恪的新方法是理学在传统历史学上的一个创新。
三、心史与正史的同异 《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都是心史，心史是陈寅恪自创的“新方法”。 历史教授桑兵认为，在民国以来的学术界，陈寅恪素以其超越新派与旧派、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以及今文与古文、汉学与宋学等诸多学术论争的立场，而成为能够被各派共同欣赏的少数学者之一(5)。桑兵之论见于一，而有其二矣。 事实上陈寅恪的以诗证史论并不能得到另外一些大学者的认同，同样博学多能、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对陈寅恪的一些考证不以为然，有文曰： “钱钟书对陈寅恪被吹得上了天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根本不屑一顾。钱钟书在一封信中毫无讳隐地讥评说：‘不喜其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故未卒读也。’”（6） 又说： “弟今春在纽约，得见某女士诗词集印本，有自跋，割裂弟三十五年前题画诗中两句，谓为赠彼之作，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7）。 钱钟书与陈寅恪之异趣是在史学观上的不同。读钱钟书的【管锥篇】，其文从【周易正义】、【老子王弼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路走来，也就是从史、哲、文一路走来，可谓堂堂正正之途。 钱钟书之史观蔚然正途也，他认为： “黑格尔言东土惟中国古代撰史最伙，他邦有传说而无史。然有史书未遽即有史学，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皆哲人之明理，用心异乎史家之征事。” 钱钟书以屈原《天问》问： “屈原《天问》取古来‘传道’即司马迁‘不敢言’之‘轶事’、‘怪物’，条诘而件询之，剧类小儿听说故事，追根穷底，有如李赞《焚书-童心说》所谓‘至文出于童心’，乃出于好奇认真，非同汰虚课实。” 也就是说，钱钟书以为哲学、诗词皆非史学 钱钟书论史观： “《左传》宣公二年称董狐曰：‘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襄公二十六年又特载南史氏之直笔无畏；盖知作史当善善恶恶矣，而尚未识信信疑疑之更为先务也。” 钱钟书视陈寅恪为歧途是难免的，不过，如果能够超越所谓体裁而以“善善恶恶”作为基点，而着力于“信信疑疑”，陈、钱应当殊途同归。 体裁之辩： 钱钟书有言，《傅子》曰：“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8） 而陈寅恪的部分史论，无论是【元白诗笺证稿】或是【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都是考察历史于诗词曲赋，都在钱氏的“非良史”系列。 壶公评论则认为： 对于中国仕子，诗词曲赋很大程度上是托之于心情的载体，其间所蕴蓄的人性或史料更丰富于史、哲、文的记载，而诗词曲赋记录的是仕子的心迹，以之论史或谓心史，陈寅恪于史学别开蹊径，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又高明于钱钟书。
“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国维），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 (9)。钱穆的“临深为高，故作摇曳”之评倒也很真实地描画出两者与政治的距离，孔颜乐处本来就是老庄一类的逍遥，乐在其中，喻于其中，又何必言之凿凿。 究其实，钱穆此论不过借花献佛，他因余英时文章有陈寅恪味道，有意贬之以示训导，如 “弟文之芜累枝节，牵缠反复，颇近陈君”。（同上）钱穆此论得当，余英时的“陈寅恪味道”在皮毛而不在其里，例如： 余英时认为，陈寅恪“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指的是用史学考证的方法辅以入情入理的基于自身经验和人性体认的历史想像来重构丰满鲜活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评论： “整体地说，《别传》写的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和情感的完整故事。其中的考据虽精，但这些考据的结果不过是建立了许多不易撼动的定点。由于点与点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又由点而形成许多线再进一步则因线的交叉而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网络。考据的功能大概只能到此为止。如果换一个比喻，我们不妨说考据足以搭起一座楼宇的架子，却不一定能装修布置样样俱全。而《别传》则不但是一座已完成的楼宇，而且其中住满了人。更重要的，楼宇中人一个个都生命力充沛，各依不同的性格活而动。陈寅恪之能重建这样一个有血有泪的人间世界则不是依靠考据的功夫。他的凭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历史的想像力。”（同上） 陈寅恪的“新材料”无非是中国仕子寄托心志的诗词，所谓“诗言志”；陈寅恪的“新方法”无非比照与推证，比照是从阴阳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推证则在求其善而不是吹毛求疵，考证前史既然不能临渊观鱼，只好籍前人的不同视角所观察之事物予以辩证。 什么是“历史的想像力”？ 想像力中有历史吗？余英时之论果然有“临深为高，故作摇曳”之态。所谓“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无非是不得要领，于是“芜累枝节，牵缠反复”--不知枝节之芜累，藤蔓之牵缠，绿色之反复，春来也。 作为游学海外的学者余英时，其观点倾向于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他认为“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指的是不用马列主义理论。言过其实。陈寅恪至交吴宓记录，“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仅仅只是从“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的角度说。陈寅恪固然没有推崇马列主义理论，也没有明确反对马列主义理论，因为作为西方文化体系的一种理论，不可全取也不可不取，它山之石可以攻错，这一点在明清之后的中国学者其实明白。 从钱钟书和钱穆的评论看，应该可以看出陈寅恪的二个可贵的品格，他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高于钱钟书—也证实了陈寅恪不愿意北上的原因；他对中华民族的挚爱高于钱穆—也证实了他与新中国共祸福的原因。很有趣的是，在新中国20年陈寅恪一直居住在南粤，不是偶然的，却是很形象的，一个游离的仕子却于中华文化有一颗不曾松懈的诚心，还真有几分“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10）的味道。
被喻为现代朱子的钱穆是一个严肃的史学大师，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史学专著就是证明，而钱钟书也同样以其巨著《管锥篇》奠定其史学家的地位。应该承认，陈、钱、钱都是领一代史学风骚的大师，他们的史学观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表现出对戏说历史方法的蔑视，其代表性的言论如钱钟书的评论（11）： 其一、《孟子-尽心》论《武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又《万章》记万章频举古事问：“有诸”、“信乎”，孟子答：“齐东野人之语也”，“好事者为之也”；
史学家对于齐东野语的蔑视就在于它的非“信信疑疑”，更不能“善善恶恶”。在这一基点上，陈寅恪论史于心志，或无正史论者的正襟危坐，却愈发精彩。《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心史的结语，期间、其后他因此赋诗许多，如：
1956年，《乙未迎春后一日作》，感慨戏说历史造成文化上的迷乱，有句： 披史独悲朱墨乱，看花谁送紫红飞。东坡文字为身累，莫更寻诗累去非。
1956年，《戏题余秋室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影》，绮丽之中却突发深沉： 弓鞵逢掖访江潭，奇服何妨戏作男。咏柳风物人第一，画眉时候月初三。 东山小草今休比，南国名花老再探。好影育长终脉脉，兴亡遗恨向谁谈。
1957年，病中为撰钱柳因缘诗释证感赋，有律： 生辰病裹转悠悠。证史笺诗又四秋。老牧渊通难作匹，阿云格调更无俦。 渡江好影花争艳，填海雄心酒祓愁。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唯此是安流。
岁月犹余几许存。欲将心事寄闲言。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 故纸金楼销白日，新莺玉茗送黄昏。夷门醇酒知难贳，聊把清歌伴浊樽。” 1963年，钱柳因缘诗释证粗吿完毕，感伤于“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句，赋诗： 横海楼船破浪秋，南风一夕抵瓜洲。石城故垒英雄尽，鉄锁长江日夜流。 惜别渔舟迷去住，封侯闺梦负绸缪。八篇和杜哀吟在，此恨绵绵死未休。
陈寅恪的心史并非游戏之语，其诚心格天，令读者感慨同心，于此更能体会曾纪泽句： “《六家耍指》尊黄老，两代文心异轨躔。定有寓言通妙契，休将谲识议前贤。”
壶公评论2014/2/15写于东岩山麓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