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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简介： 龚鹏程，字云起，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精通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宗教，是当代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顶级学者和著名思想家，常以孔子自比、自励。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龚鹏程自幼才华横溢，而且精通武术、书法，深广的学力贯通古今、融会中西，人称当今天下“第一才子”，每年著述约一百万字。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专著已有七十余种，主编著作不计其数。近期在大陆出版著作约三十种。 你该知道的中国教育传统（一） 龚鹏程 “古代东方各国、各地区的教育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整个教育赖以立足的基础是文字的使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通晓文字、阐述理论来为统治者服务的文人。故东方各国、各地区的古代教育是以文字教育为主，排斥体育与艺术教育。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决定了希腊教育的特殊性，其教育是公民教育而非为统治者个人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重视体育与艺术教育。到了古典时代的雅典，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语言才在教育中上升到重要位置，成为政治家、修辞家和教师共同使用的工具。” 我在百度上搜索“希腊教育”词条，于是就出现了上面这段胡说八道的文字。它说的东方各国，指的是中国、印度、古波斯，充满了一种鄙夷“东方专制主义”的态度，而大力歌颂希腊教育。 然而，古代中国教育是讲究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东方各国、各地区的古代教育是以文字教育为主，排斥体育与艺术教育”云云，真不知从何说起。 这大约也就是现在一般人的态度。谈到教育，皆是不满、皆是怨怼！中国的教育一塌糊涂，所以人人都想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就学、人人都艳羡西方教育之发达。 是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很糟糕，但古代情况也如此吗？现代中国人似乎还应该对此问题稍稍补点课。 一、 近代中国的教育，正是建立在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上而形成的。通过批判与扬弃，我们才逐步建立了新的现代教育体制。 当时批判与扬弃的，是些什么呢？ （一）、光绪二十九年废科举、立学堂，首先即是要切断科举与教育的关系。从前，中国教育因与国家仕禄的文官制度联结太过紧密，读书似乎就是为了考试去做官，以致教育与科举几乎没有区分。在政府眼中，简直没有教育，只有科举，像《清史稿》就无教育志，只有《选举志》，一些教育事务都放在《选举志》里讲。在民间老百姓眼中，教育之目的更是为了考试中举，好去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栗”。 到现在，许多地方还把科举博物馆、科举文物展放在孔庙和书院古迹中，以为这是最能说明其教育功能的。实则这都是科举之遗毒，乃导致传统教育效果不彰之首恶。因此当时废除传统教育制度时，便把科举一并废了。 此举之另一意义，是要改正考试引导教学之弊。考试引导教学，凡不考的东西，考生当然也就不看了；就算考生爱看闲书，也愿浏览，家长亦必严格禁止。明清两代许多文人或学者的传记里都常提及这类内容，说某君少年时如何偷着看考试的四书五经之外的杂书、如何偷着写考试的八股时文之外的诗赋古文，可见风气之严重。现今学校教育，问题也仍是如此，可是当时士大夫确实是下了决心要废止它的。 再者，科举考试左右甚或主宰着教育，也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教育的控制。可是传统教育在这方面又是不彻底的，国家意识形态仅贯注于精英的高层教育，因为它要藉此选拔官吏，可是它又并未贯注发展为国民教育。所以受过教育、参加科举的人虽常文采斐然、学殖可观，一般民众却多属文盲，整体国民教育素质低下，致令国衰民愚、积弱不振。当时废科举、立学堂也即有发展国民教育之意。尔后更形成了国民义务教育。 （二）、切断科举与教育之关系之外，认为过去的教育亦因配合科举之故，只培养了一批会背四书、写文章的文人，缺乏实业精神，不娴实务。因此新式教育不再重视这类文史知识，转而以发展实业实学为目标，口号是“科教救国，实业兴邦”。风气延续到现在，教育咸以工商实用学科为重。 （三）、内容转向实业实用，方法则反对传统的背诵记忆之法，认为那种方法仅能桎梏性灵，摧残创造力。 因此，传统教育以经典之诵读为主，新教育则必另编教材。即使教传统的经典，也绝不会让青少年直接去读诵原文，一定要用新时代的眼光予以重新编组，将其内容“系统化”。例如《老子》五千文、《论语》都是一则一则的格言口谈，毫无体系，不便了解。故皆须以伦理观、政治观、宇宙论、知识论等框架，重予归类，另附解析，以教生徒。 老经典都须如此换上时世新妆，以知识化、系统化、时代感为尚，则新教育与传统教育取向上之不同也就显而易见了。过去的教育是教人“继往”，面向传统，吸收前人智慧之成果；新式教育着重的是“开来”，强调获取新知，纵使读旧书，也应有新意，能创造出新知识新体系来。过去的教育更重历史性，新教育则是革命性的。 （四）、这样革命创新不已，于是便逐渐建起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其中，小学堂属于国民义务教育性质，想矫正的就是过去仅有乡校、社学、义学、私塾，而无普遍的国民教育之病，希望能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中学堂，做为小学堂与大学堂之中介或衔接，也是古来所欠缺的。传统上小学与蒙学界限不甚清楚，小学以后即是大学。因为“大”与“小”适是相对的，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中间并无中学一级。而目前的中学亦分两类：一是准备升学，入大学的；一是准备就业的，不再升学了。 大学则为中学之延伸，读毕称为毕业，谓学业已毕，将进入社会就职了。因此，大学教育也就不再是传统那一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是与职业挂钩的。大学号称专业教育，然这个业字并非就学术上的专业分工说，乃是指职业之业。因此，一个大学生若进大学读了水利工程，将来毕业入社会，去水利局、建水库、修水坝、挖水沟，大家均怡怡然觉得十分恰当；若竟去干了别个行业，大家就不免惋惜其“学非所用”了。这种产学关系，也是古来所无的。 这所有改革，总体上就是教育国家化，由国家来办教育，并期待通过教育能够富国强兵。个人之启蒙开智、习艺谋生、改善社经地位，当然也是应有之义。但终究须由国家社会之大格局大需要上看，故假若国家现在要发展重工业了，大家自然要多开办工程院校、多投身于工业生产；若现下发现工业不行了，得改弦更张，发展服务业，那么工程院系就会适当撤销，代之而起的就是服务业类科系。一个想读某工科的人即可能找不到他原先想读的那个科系了。这就是教育国家化，为尔后计划经济型态的教育奠下了基础。 而在这样的改革浪潮中，传统教育乃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被泼脏水、污名化亦是必然的。上面我引用那段文字即很好地总结了改革以来社会一般人对传统教育的观感：在中国，东方专制主义下的教育，只是灌翰知识、练习作文、培养奴仆，以为统治者服务；西方之教育则相反，是培养自由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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