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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只做了十三年皇帝，夹在康熙和乾隆的漫长统治中间，按理说不该很起眼。但是现在他非常出名，这主要应归功于《雍正王朝》《甄嬛传》之类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把他说成一个焦裕禄似的劳模，一边吐血一边坚持工作，最后活活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甄嬛传》里的雍正则天天跟宫里的女人纠缠不休。这些形象和历史上的雍正相距甚远。 当然，雍正本身也确实值得关注。首先此人性格很奇特，在古代帝王中几乎找不出第二个来。而在他执政期间又发生了很多奇事，听起来给人匪夷所思之感。至于雍正推行的许多政策，比如创建军机处、打击腐败、耗羡归公，如果作为切入点的话，也极能凸显当时大清帝国的政治困境。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雍正到底是怎样的人？为了巩固统治，他使用了怎样的血腥手段？年羹尧和隆科多两位功臣因何成了弃卒？雍正为何要要推行耗羡归公等新政？他的治国理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又利弊几何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探析真实的雍正王朝（下）。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为了巩固皇位，雍正诛杀了反对自己的手足兄弟，打掉了曾颇为倚重的两员干将，接下来，他把目光投向了收服民心上。此时，一个叫曾静的土秀才正好撞到了雍正的枪口上。
半通不通的土秀才是最可怕的。他们脑子里的古怪想法能让人目瞪口呆。曾静就是一例。他本是僻处湖南乡间的老塾师，读了几本书后，忽然异想天开，写信劝川陕总督岳钟琪造反。他凭什么认为岳钟琪会听他的呢？理由无非是曾静听了民间小道消息，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甚是爱民如子，如今被皇上猜疑，要削夺他的兵权云云。按曾静的想法，既是岳飞的后代，怎能替满清做事？难道他不晓得满清是金兀术哈迷蚩的后人么？  曾静的徒弟把这封造反信送给了岳钟琪，还说他的老师德高望重，登高一呼则六省皆应，身边更有四个“广有韬略，大不可量”的人辅佐。后来经调查才知道，他说的四个人里有的是秀才，有的是乡间风水先生，估计平时都是些口若悬河之辈，但他们对曾静师徒私下委以的重任确实一无所知。
这就是著名的曾静案。曾静案对雍正有强大的心理冲击。曾静列举了雍正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简直是无恶不作。雍正读后极度震惊，“不觉坠泪”，他实在没想到自己在大家眼里是这么个人。
雍正这个人非常敏感，甚至有点神经质，用康熙的话说是“喜怒不定”。他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也正因此他更加重视别人对他的看法。而且雍正有个严重的缺点：生性好辩。根据史料记载，他说话语速很快，总想要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才好。正因为他太好辩论，曾静案就弄出一个奇特的结局。按理说曾静这么恶毒攻击皇帝，肯定要杀头。但正因为曾静对他的攻击太恶毒，雍正才没舍得杀他，反而想出了一个不辨而辩的办法。
雍正让曾静待在自己身边，看着自己工作，还让人把许多奏章文件拿给曾静细读。你不是造谣说我天天酗酒吗？你看我多勤奋！你不是造谣我天天淫乐吗？你看我工作量多大！隔三岔五雍正还派人质问曾静：这件政务我是这么处理的，我处理得对不对，你说！一个皇帝，天天跟个土秀才怄气。唯一还有分寸的是，雍正到底没有领曾静到后宫床边看自己如何不好色。
此时的曾静已经唬破了胆，满口自称“弥天重犯”，对皇上完全心悦诚服。雍正还不过瘾，又把骂他的反动言论汇集在一起，再加以细细批驳，篡成一本《大义觉迷录》，发行天下。这绝对是个昏招。你想想，通篇大骂皇上如何弑父逼母，如何荒淫无道，然后说：这些骂皇上的话都是不对的！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极不妥当。但雍正已经陷入辩论的狂热，顾不得这些。曾静不但不杀，还发给一笔津贴，让他现身说法宣讲《大义觉迷录》。曾静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筹划着拿津贴买房子置地，直到最后乾隆登基，把他拉出来处死。
除了曾静案、吕留良案外，雍正期间还有多起文字狱。比如查嗣庭案。查嗣庭出的试题中有“维止”二字，这就是要砍雍正皇帝的头。抄他家又抄出许多反动诗文，比如热河偶然发大水，查嗣庭就说光官员就淹死八百多人，用现在的话说这属于造谣。最后死在狱中又被戮尸枭首。庶吉士徐骏写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说成是反清复明，也被杀头。
杀人容易，但革除几十年的弊政却是难上加难。为了大清王朝的江山永固，雍正可谓费尽了心思。 
康熙末年吏治大坏，腐败成风，亏空巨大。雍正上台后，着手整顿财政，打击腐败。首先是清查各地亏空，雍正要求很简单，查出多少补多少，补不上就抄家。老虎苍蝇一起打，官场陷入恐慌之中。河道总督被抄家，江苏织造被抄家，江苏、山西巡抚被抄家，多个布政使被抄家，低级官员获罪者更是数不胜数。抄家成风，当时连打牌都打出了“抄家胡”。雍正在追补亏空的过程中毫不手软，对自杀的官员他也不放过，“料必以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为子孙之计”，意思是，别以为死了就可以保全家太平，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把他家属抓起来接着审，不交钱可不行。
这种铁腕手段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随着执行的深入，问题越来越多，慢慢就有点进行不下去了。要明白其中问题所在，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亏空的问题。当时贪污确实很普遍很严重，但亏空并不完全是贪污造成的。清朝的财政主要来自地丁钱粮收入，也就是农业税。当时地丁钱粮一年大约3000万两，其中绝大部分都被用于朝廷开支，留给地方的极少。以江西为例，地方开支只占地丁钱粮的不到百分之五。这点钱怎么够呢？而且就连这点钱，要动用的话，也必须经过户部事先核准，否则不予报销。比如说桥塌了，县官动用公款抢修，户部不予承认，就成了亏空。雍正就会让县官自己掏钱补。当时，在这种制度下，亏空是一种普遍现象，所有省份都有亏空。天长日久，官员流动，很多亏空根本就查不出责任人，成了“无著亏空”，难以追赔。
朝廷只顾自己，不顾地方上的死活，地方官府只能另辟财源。比如收粮食的时候，每石多收一两斗，说是怕仓库里老鼠会偷吃；收银子的时候，每两多收一厘钱，说是怕银子融成元宝时会损耗。这些多收的部分被称为耗羡。这些收入不合法，严格来说是犯罪行为。可要是没有它们，地方政府就无法运转。朝廷只能默认这种状况。康熙就说过：只收一成火耗的，就是好官。但是这种耗羡征收有极大的弊端，由于不合法，所以无账可查，弄得上下贪污侵渔成风。 那么，此等弊政，康熙皇帝为何视而不见，却留到雍正朝来解决呢？ 
雍正继位后，地方官员提出，征收耗羡来弥补亏空。雍正拒绝了，认为这是拿老百姓的钱，替贪官还债。但是等到追查亏空进行不下去的时候，雍正清醒了过来，开始认真思考这个财政制度。很明显原有的制度不合理。过去，地方官府入不敷出，朝廷就纵容它们自己觅食。但他们是最接近百姓的基层机构，让他们自行觅食无疑是纵虎狼入羊群。 这么简单的问题难道康熙就不懂？康熙当然懂。但他有自己的考虑。如果把耗羡合法化，那很可能会触发“黄宗羲定律”，也就是说附加税被吸收进正税以后，天长日久，官府就会认为附加税本身就是正税的一部分，然后再增加新的附加税。康熙没有听说过这个定律，但他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反对税制改革的人，也大多谈到了这个问题。古人并不傻。
但是康熙将此事搁置的鸵鸟政策终究积弊太大，到了雍正朝已呈井喷之势。雍正还是决心推行“耗羡归公”，将耗羡合法化。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充满了争辩、调整、讨价还价，一个省一个省地推进，最终变成了全国性的政策。这个制度给耗羡规定了一个比例，除了这种耗羡外不许再征收其他陋规。 
耗羡收入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做养廉银，分配给各个官员。这笔钱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全进了私人腰包。它主要还是维持一个衙门的运转费用。如果真有剩余，官员才可以拿回家，朝廷不管。另一部分则是公共开支，比如赈灾、修路之类，由地方灵活掌握，不必经户部事先批准，但要查账以确保没有贪污。雍正规定：耗羡不是正税，完全归地方所有，朝廷不许调拨。 中央财政比例过大，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王夫之就注意到过：汉唐时期留下来的各地公共建筑，往往宏大牢固，而宋明时期留下的则鄙陋局促。这就是中央财政越来越贪婪，地方官府越来越困窘的结果。王夫之认为这会戕折国家的元气。现在，雍正做了一次有利于地方财政的改革，让地方官府有了灵活使用的合法经费。它的短期结果是很好的，亏空和贪污减少了，财政盈余增加了。
但放到长期来看，耗羡归公就显得没那么成功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改革最终还是夭折了。首先，中央财政又开始蚕食地方财政，公然调拨地方的耗羡，把它们当成朝廷的财产。其次，原有的耗羡收入渐渐不够花了，不合法的陋规又开始理直气壮地征收。到了最后，“黄宗羲定律”再次发挥作用，耗羡收入成了正税的一部分，现在又加上了新的耗羡、新的陋规。官场上还是流动着大量半合法半不合法的灰色收入。康熙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转了一个轮回后，一切似乎又恢复了老样子。古老的帝国似乎能吞没一切变革。
雍正有明显的性格缺陷：多疑，偏执，神经质。这些缺陷的背后可能是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而继位那件疑案多半又强化了这种倾向。
雍正非常自负，喜欢长篇大论的教训人，有时候还喜欢把拍马屁的闪在一旁，自己轻装上阵，亲口向臣下解释自己如何英明神武，见解高人一等。而对臣下他显得既刻薄又挑剔。翻看他的朱批，里面到处都是“混账”“尔可谓无耻之极”“尔身果有疯症耶”“仔细头颅”“防尔之首领”这样羞辱性的文字。有时候上一封信还温言细语，下一封就忽然没来由一通辱骂，说翻脸就翻脸。 没有多少官员会喜欢这样的皇上，而且老百姓也不喜欢他。当时民间到处流传着关于他的谣言。越是把他说的不堪，大家越喜欢听。就像雍正晚年得了病，老百姓就传说他纵欲过度，所以腰以下都不能活动了。这个谣言流传甚广，一直传到了朝鲜。
这些谣言当然不可信。但是关于雍正如何勤政俭朴的说法，也不全是真的。雍正太喜欢作伪，越是知道自己在挨骂，越是渴望留个好名声。他当然不懒，在曾静面前表现得更勤快。但从起居注里看，他也会经常给自己放假，享受一下私生活。 至于节俭，他经常装得特别节省，连大臣奏章用个绢封，他都要唠叨半天说浪费。但私下里雍正很重视生活享受，圆明园就是在他手里真正建起来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也精益求精，桌子椅子怎么做，他都要连篇累牍下指示，务求华美。穿的丝绸衣服有点掉色，他也要追查责任人。当然，身为皇帝，他这些生活享受并不算出格，但确实和他在世人面前装出来的样子差距甚大。 
至于雍正的文治武功，他在短短十三年里，做了很多事情，多少让清帝国换了一副新貌。他抨击朋党，打击腐败；他剥夺士绅特权，解放贱民；他推行耗羡归公，取缔灰色财政；他建立军机处，以此号令天下；他大兴文字狱，又禁民间开矿；他驱逐传教士于澳门，又对海归者严加防范……历史学家可以一一拿出来分析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倒退的”，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它们追求的总目标是什么？雍正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如果把这些措施综合起来看，雍正的目标是：大臣不敢拉帮结派，官吏不敢腐败贪污，读书人不敢乱说乱写，异端邪说不敢散布流传，臣民一律平等地服从皇上，财政上没有死角，政令上没有迟滞，整个帝国由皇帝一人自如地操控。也就是说，他的理想是一个安定的、高效的、僵化的、心怀恐惧的农业国家。这种追求不能算错。在古老的中国，这甚至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许多英明帝王追求的也不过如此。放到传统王朝政治的视野里看，雍正的做法让王朝更稳定更坚固，为乾隆盛世打下基础。
但问题是，时代不同了。如果事情发生在几百年前，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评价。可是雍正驾崩的时候是1735年。在那一年，牛顿早已经去世了，瓦特也就要出生了，鸦片战争再过一百多年就要爆发了。整个世界都面临一个亘古未有的变局，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考验，中国也得交上一份自己的考卷。 传统标准下得分越高，新标准下得分也许反而更低。换句话说，雍正离自己的理想越近，那时的中国可能就离一份合格的考卷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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