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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被大家称做千古一帝，把摇摇欲坠的大清打造成了一个太平盛世，但他晚年因为太子不成器，阿哥争储，渐渐感到很疲倦，凡事以'仁慈'为准则，以不发生大事为己任。皇帝都已经懈怠放纵了，下面的官吏就更不用提了，于是贪污腐败频发，税收减少，国库越发空虚，地方地主乡绅剥削百姓。从康熙五十年起，全国各地开始小规模出现农民反抗起义，表现了康熙盛世的结束。——这，就是雍正登基时面临的烂摊子。  雍正即位后，以'负国营私”为罪大恶极，先在全国上下系统地开展了清查亏空、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等政策以希望恢复经济发展。 康熙时发起了很多次大的军事行动：八年的三藩之乱，收复被郑经占领多年的台湾岛，驱逐霸占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帝国，出兵蒙古，西藏，平定准噶尔部蒙古贵族分裂势力的动乱。国库的存银在战争之上已经被掏空。另一方面，朝廷内部贪腐成风，很多人打着借款的名义，私自侵占挪用国库存银，而后又不归还。时间一长，国库几近亏空。国家没有钱，赋税压力就到了百姓头上，百姓的负担越来越大。到后来康熙都觉得百姓们日子太难过了， 于康熙五十—年(1712)下旨永不加赋'。 常年的征战，官吏的贪腐，对百姓又不准加税，致使雍正即位时，国库里存银已经不足八百万两。为了维持大清帝国的运转，雍正便只能在国库的亏空上动手，将官员挪用国家的钱都想办法收回来。 此时康熙刚驾崩不足一个月，雍正就发出了他的第一道全国性的旨意：全国上下彻查亏空挪用的钱粮，责令全国各地必须在三年内将亏空补上，并且不准强加在百姓头上。 为了保证旨意的执行，雍正直接在朝廷选钦差大臣，然后有在全国各地抽调大批人员随行，这样的配置效率很高。因为朝中的大臣离圣上比较近，对雍正办这个事情的决心很了解，肯定很认真办事；另外因为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关系不紧密，很难进行贪污贿赂，而且地方官又能监督钦差大臣。——因为雍正下旨明示：贪官污吏一经查实，立即就地革职查办，其职位由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些候补官员都眼红的盯着钦差大臣和受查官员，避免了官员间的相互保护。而先前的做法是，上一任官员的亏空，下一任来填补，离任时候亏空再留给下一任，这样亏空就永远难以填补。雍正这样的人员安排，使得继任官员成了查账的人，谁会不想快点把欠的亏空给填补上来呢？如果查不出来，剩下的就得自己来填补。因此，尽管官员都有自己的小心思，但被雍正派出查账的人都严格执行命令，不彻查到底绝不善罢甘休，不可能沦落为走过场。 查账的结果发现，连主管财政的户部都有大量亏空，且亏空高达二百五十万两，雍正就下旨让户部历任尚书、侍郎等主事等官员一起赔偿。 履郡王允掏曾经当过内务府主管，查账结果查出来内务府也有巨额亏空。这时候雍正还没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全国大小官员都看着雍正，看他是否能够铁面无私，拿自己的十二弟开刀，如果皇亲国戚可以有事不被查，那想解决欠款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雍正果断下旨要允掏把银子补上，允掏没有那么多钱还，最后只好将府里的古董拿来卖，还了国库的钱。皇上对兄弟都这样，还有哪个官员敢欠钱不还呢？都自觉想办法将自己的亏空给补上了。  但是也有难办的是，国库的亏空不是一点点，多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一点点累积的，确实一时半会难以补上。但是如果就此算了，别的官员恐怕也会学习效仿。雍正就根据通政司官员钱以培的建议下达了新的旨意：官员的亏空只要查出，革职查封其家产，监视家人，断绝了藏匿赃银的可能。十弟允也有亏空填不了，雍正连他的家也抄了。 最狠的是，不但贪官自己被抄家，亲戚、孩子的家，朝廷也都不放过，'追到水尽山穷，直到他子孙做个穷人，才合朕意。”这就是雍正的旨意。雍正元年，全国到处都有官员被抄家革职的事情发生，雍正被封了个'抄家皇帝”的外号。 抄家也不能完全把亏空都填补了。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因亏空案而畏罪自尽，感觉死了之就不用归还朝廷的欠款了。雍正于是又补了四道法令：'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能一死抵赖，然后留给子孙后代。必须父债子偿，结果，广东巡抚杨文乾、闽浙总督高其悼、福建巡抚毛文给等贪官的家人都被抓捕审讯，使得所有的赃款有了着落，雍正的'追债'功夫着实令人称赞。  而且，除了抄家革职，雍正还采取了耗羡银来逐年弥补国库亏空。 耗羡是指在征收赋税外的附加税，但是会增加百姓负担，助长官吏贪腐。在明代及清代前期，已经沿袭了数百年。康熙年间，有人提出耗羡银归公的思路，但康熙没有批准，因为当时朝局不稳，康熙担心影响官僚集团的利益。 雍正元年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再次提出耗羡归公的事情，雍正同意实施，第二年首先在山西、河南两省实验耗羡归公的改革。正当雍正准备推行全国时，内阁很多官员提出反对意见，持改革意见的山西官吏们压力很大。鉴于此，雍正准备杀鸡儆猴，将反对派或革职或调闲职。最终反对派勉强同意在山西先试行，看效果好不好再推行全国，但遭到雍正的痛斥，他站在一个帝王的高度，说明了耗羡归属地方的许 多祸害以设对贪腐的助长。 推行耗羡归公后，山西省的耗羡率由雍正元年税收的30%〜40%降到了20% ,到了 雍正四年，又下降到13%。耗羡归公的政策不但大幅度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而且扭转了康熙后期的贪腐风气，巩固了中央集权，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一举多得，国库变得富足，给后来的改革奠定了财政和政治基础。  正是靠着这样高压的整顿吏治和铁面无私的处事准则，三年后，朝廷的亏空渐渐被填平。雍正的追回朝廷欠款和对贪官污吏的整肃是一起开始的，仅仅五年时间，国库的存银就从康熙六十一年留下的不足八百万两增加到五千余万两，而且社会贪腐的风气被大大的抑制了，雍正时期，官员都越来越清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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