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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河战役之后，由于“熙河产马最多”，北宋在新建的熙河路置“买马场六”，将马贸易完全转移到北宋控制的河湟区域，以致很长一段时间，北宋“买马岁二万匹，而青唐十居七八”。尤其在宋夏战事紧张的时期，为保障北宋战马的供给，不得不优抚青唐吐蕃一族。北宋后期对河湟更大规模的战争，有防止孱弱的河湟政权投向西夏的原因，也有为使北宋和市善马不复出的原因。 3.为消除边患、经制西夏，对河湟吐蕃实施经略是大势所趋。西北沿边蕃族居民的叛服直接影响到北宋的安宁、稳定与国家安全。北宋时，居住在今天甘肃、青海境内的蕃族当有150万人左右，众多的蕃族，成为北宋边境稳定的一大潜在威胁。河湟吐蕃部属中有许多熟户，在北宋恩威并济的影响下，虽接受了北宋的统治，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叛变，如边官的处置不当、或对其生活资源的掠夺、或吐蕃族虏获为荣习俗的影响、或西夏的利诱等都可造成其叛变，对沿边城寨的掠夺时有发生。而为数众多的还未接受北宋管辖的生户，出于自身利益，更是经常掠扰北宋边地，或被西夏利诱和胁迫而成北宋边患。 河湟政权虽整合了各种分散力量，与北宋交好，但与北宋发生矛盾时，也会出兵攻打北宋，如三都谷战役就是因北宋没有满足河湟酋豪李立遵的无理要求而发生的，且河湟外缘的蕃部，因与其西夏相同的族属，很容易结合在一起。辽、夏的威胁就已使北宋寝食难安，如若再出现河湟政权和外缘的蕃族的侵叛，北宋可说是国无宁日了，因此北宋为消除边患、经制西夏，对河湟吐蕃实施经略是大势所趋。北宋一方面对其采取怀柔绥抚政策，通过封官、赏赐、贸易等各种方式羁縻使其归属；另一方面随着其与河湟关系的进一步加深，或“甲兵刑法以威之”，或“塔庙尊严以示之”或纳质以求控制。 4.西夏政权对北宋的威胁和河湟蕃族政权对北宋的严重依赖，使北宋“联蕃制夏”政策制定有一定的现实性。河湟蕃族政权因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对北宋的严重依赖，故对北宋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在经济方面，河湟吐蕃是以畜牧业为生，这种类型的经济对自然气候地理条件的依赖程度非常高，经济结构单一，决定了其在经济生活和发展方面都需北宋农业经济的补充。生活上，河湟吐蕃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茶以清热解毒、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成为吐蕃民族不可一日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言：“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其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蕃族对茶竞相需求，使北宋茶商把茶转至西北，以至于夷狄，其利也特厚。蕃族首领每次向北宋进贡马、牛、羊等各种土特产品，都渴望以茶、金银、绢帛等回赐。而且随着河湟吐蕃与北宋交往的加深和人口的增加，对茶的需求量愈来愈多，致使北宋后期茶马贸易替代了其他方面的贸易，而成双方最重要的贸易物品。丝绸绢币亦是蕃族喜欢的物品，宝元元年(1038)，屯田员外郎刘涣出使青唐，见“厮啰冠紫罗毡冠，服金锦花袍、黄金带、丝履”。蕃族对丝织物的使用非常广泛，致使汉文史籍中对吐蕃服饰的记载由唐时的“衣率毡韦”变为北宋时的“妇人衣锦，服绯紫青绿”。丝绸绢帛也是北宋赏赐蕃族部落首领的物品和发给蕃官的俸禄。宝元元年(1038)，“时以元昊反，遣左侍禁鲁经持诏谕厮啰，使背击元昊以披其势，赐帛二万”。北宋将丝织物作为羁縻河湟吐蕃的重要物品之一，河湟吐蕃也为得到这些物品，长期向北宋进贡或情愿受北宋的册封。河湟边地因高寒不宜蚕桑和茶叶的生长，所以其需求量很大的这两种生活必需品只能依赖于农业经济下的北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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