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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电影”赋予了民族志电影先进的拍摄策略和超脱于文字解说之上的叙事能力，这两种纪录片类型所倡导的拍摄方法：“直接电影”的“观察法”与“参与法”正与人类学田野工作传统的“参与观察”方法相呼应。不但能够提供广泛而深入的影像素材，剪辑完成的民族志电影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理论框架，以影像民族志的形式构成人类学知识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的视觉人类学才开始拥有学术领域的一席之地。 
约翰·格里尔逊的功绩在于他为电影人提供了一种思路 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与纪录片的理论与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对视觉人类学的发展方向和影像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人类学领域，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方法及其理论产物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和质疑。仅凭人类学者独自调查的一家之言便开宗立论的民族志被动摇了合法性与权威性。在1960年代，纪录片领域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自英国人约翰·格里尔逊创造“纪录片”术语以来长盛不衰的“电影画面配画外音解说”创作模式，终于山穷水尽。
传统的纪录片影像仅仅用来当作照本宣科的解说的图示，而不允许现实自己讲话。人们越来越反感电影旁白的灌输与洗脑，特别是冷战开始之后的政治宣传片，更是成为众矢之的。
正如美国纪录片导演理查德·利科克所说的：“没有人向我说什么，由我自己去寻找事物的意义，这时候我最感到兴奋……当我感到有人向我做解答的一刹那间，我好像要开始拒绝。”如何依靠电影的视觉语言呈现现实世界的真实样貌，成为新一代纪录片制作者思考与实践的主流。
在这一时期，电影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直接推动了纪录片的观念和方法的变革。 
16毫米胶片摄影机 首先，轻便的肩扛式16毫米摄影机成为60年代纪录片工作者的制式装备，这使得拍摄活动更具有隐蔽性，能够在较少干扰拍摄对象的情况下进行影像的记录。另一方面，电影摄影机的便携式同期录音技术获得突破，电影画面中的人物也终于能够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1960年，美国人罗伯特·德鲁领导的摄制组拍摄了讲述威斯康辛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活动的《初选》，这也是第一部采用同期录音和跟踪拍摄的纪录片。从这次纪录片创作的新尝试开始，一个名为“直接电影”的纪录电影流派开始在美国引领风潮。
美国纪录片研究者史蒂夫·芒贝认为：“直接电影是以忠实于未加操纵之现实、拒绝损害自然呈现的生活形态为基础的一种实际工作方法。”
“直接电影”的兴起，对于以纪录片为文本的影像民族志的转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玛格丽特·米德制作《不同文化之中的性格形成系列片》，到约翰·马歇尔摄制的《猎人》，再到罗伯特·加德纳制作的《死鸟》，这三部在影像民族志的发展史上起到奠基作用的人类学纪录片，都是采用了影片制作者（人类学者）以画外音叙述情节-阐述学理的制作方式。 1960年代前的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是人类学者以真理拥有者的身份牢牢地控制着学术话语权，影片中的一切文化内部元素都无法通过自己的声音加以表达。
此外，因同期录音的缺位，早期影像民族志作者无力表现社会的深层结构和文化背景。他们更倾向于用电影手段记录社会成员的外在行为，如仪式活动等来呈现社会生活的部分样貌。然而，如果不通过社会成员的对话与宣讲，这些外在的行为和场面只能是一种肤浅的文化表象，缺乏与社会主体的意义关联，更难以承担揭示社会组织、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学术使命。
“直接电影”的摄制理念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参与观察”都希望与观察对象建立一种因“融入而被忽略”的关系，使他们得以“准成员”的身份，进入社会的主体生活之中，进行长时期的观察与拍摄。以“墙壁上的苍蝇”自居的“直接电影”拍摄者绝不介入纪录现场，人类学影片拍摄者也尽量不干预田野所发生的事件，只是用摄影机观察并记录镜头前方的文化事象。
在视觉语言上，二者都主张以时空相对完整、信息内容丰富的长镜头作为影片的基本元素，尽量客观地呈现摄影机所捕获的现实场景。影片摄制者采用同期录音手段，一方面还原了现场的真实环境音，另一方面也通过社会成员的语言交流和声音符号系统，深入探询该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脉络。
人类学为此简化出了一个公式：“民族志电影是运用镜头的拍摄向一种文化中的人解释另一种文化中的人的行为的电影，它是通过像是摄影机和拍摄人员不在现场一样地拍摄人们所做的一切来达到这一目的。” 
约翰·马歇尔与其民族志纪录片作品《猎人》剧照
很多人类学者和民族志电影制作人将“直接电影”的方法运用于影像民族志的摄制中，并将这种新模式称为“观察法电影”。
1968年，麦克道格尔夫妇在非洲乌干达境内卡拉摩加地区拍摄了有关半游牧民族杰人的民族志电影三部曲：《纳威》、《在男人树下》和《与畜群为伴》。这三部影片率先运用了“观察法电影”的拍摄方法，特别是《与畜群为伴》描述生活在传统聚居地的杰人如何度过严酷的干旱季节，以及如何应对政府要求他们从游牧转为定居的政治压力。
《与畜群为伴》以“观察法电影”的方法，呈现出被拍摄对象一般不为外人所知的内部文化场景。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信息是以同期声的形式，通过杰人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的。
乌干达 技术的进步与观念的转换让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已经能够进入那些传统上仅由人类学家占据的学术领域，并且让那些曾经只是被谈论对象的'第四世界'的人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影像去发现图尔卡纳人在联姻中交换伴侣时作何思考，也可以见证新几内亚的大人物们在其公开的夸饰性表演的起伏跌宕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敏锐性，或者观察亚马逊人在集体仪式活动中展现其性关系，与此同时，还可以听到参与者们对此有何话说。
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美的纪录片“直接电影”运动，对尚处于胎儿期的视觉人类学学科创立起到了助产士的作用。1970年代伊始，以“观察影片”方式制作的人类学电影迅速成为影像民族志的主流类型。 “直接电影”赋予了民族志电影先进的拍摄策略和超脱于文字解说之上的叙事能力，这两种纪录片类型所倡导的拍摄方法--“直接电影”的“观察法”与“参与法”--正与人类学田野工作传统的“参与观察”方法相呼应，不但能够提供广泛而深入的影像素材，剪辑完成的民族志电影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理论框架，以影像民族志的形式构成人类学知识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的视觉人类学才开始拥有学术领域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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