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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她的成名作是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84年她的小说《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杜拉斯的文学作品包括40多部小说和10多部剧本，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如《广岛之恋》《情人》，同时她本人也拍摄了几部电影，包括《印度之歌》和《孩子们》。她于1996年3月3日辞世，终年82岁。 作家写作中的孤独
我在房屋里才独自一人，花园里有鸟，有猫。我在花园里并不孤单，但在房屋里却如此孤单。我在那里待了十年，独自一人，为了写书。书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当时就是作家，和今天一样。这是怎样发生的？我能说的只是诺弗勒堡的那种孤独是被我创造的。我在那里写了《劳儿之劫》和《副领事》，后来还有别的书。 我独自一人与写作相伴，远离一切。大概长达十年。《劳儿之劫》和《副领事》是在上面我的卧室里写成的，房间里的蓝色衣橱可惜现在被年轻的泥瓦工毁了。那时我间或也在这里，在客厅的这张桌子上写作。 我保持着写头几本书的那种孤独，我随身带着它，我始终带着它，不论我去哪里，去巴黎，去特鲁维尔，或者去纽约。 写作的孤独是这样一种孤独，缺了它写作就无法进行，或者它散成碎屑，苍白无力地去寻找还有什么可写。首先，永远别将作品向秘书口述，不论她多么灵巧，在这个阶段也永远别将它交给出版商审读。 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开始动笔时，你会纳闷周围的寂静是怎么回事。你在房屋里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这样，不论在白天什么钟点，不论光线强弱，是室外射进的光线还是室内的白天灯光。身体的这种实在的孤独成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我不曾对任何人谈到这点。在我孤独的这个最初时期，我已经发现我必须写作。我已经被雷蒙·格诺认可，雷蒙·格诺的唯一评价是这句话：“别做其它事，写作吧。” 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唯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我写作，写作从未离开我。 孤独写作中有危险 我不知为什么，我刚才的这些话使我流泪。我仍然写作，不理睬绝望。不，怀着绝望。怎样的绝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写得与作品之前的想法不一样，就是失败，但我必须接受它，随后回到这同一本书的另一种可能性。在屋子里的这种自我丧失完全不是自愿的。我没有说：“我整年里每天都关在这里。”我没有被关着，这样说是错的。我出去采购，上咖啡馆。但我同时又在这里。村子和房屋是一样的。在我以前，这房子里没有人写作，我问过镇长、邻居、商人。我常打电话到凡尔赛打听曾住过这房子的人的姓名，在那一串住户的姓名和职业的单子上，没有任何作家。我在土地里找到德国垃圾箱。这所房子的确被德国军官占用过。当我写完一本书时，我觉得书一旦完成并散发以后，它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了。它回归到初生时懵懂的纯洁之中。 与尚未写成的书单独相处，就是仍然处在人类的最初睡眠中，也是与仍然荒芜的写作单独相处，这是在战争中独自待在防空洞里。写作永远没有参照，它仿佛刚出世，粗野、独特，除了那些人，在书中出现的人，你在工作中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作者永远不会为他们惋惜，通向舍弃的门永远敞开。作家的孤独中包含自杀，永远不可思议，永远危险。是的，这是敢于出来喊叫所付的代价。 在房子里，我在二楼写作，我不在楼下写。后来却相反，我在一楼中央那个大房间里写，为的是不那么孤单，也为了能看见花园。 书里的孤独是全世界的孤独，它无处不在。它漫及一切。我一直相信这种蔓延，和大家一样，孤独是这样一个东西，缺了它你一事无成。缺了它你什么也不是，它是一种思想方式，推理方式。我谈论孤独，但我当时并不孤单，因为我要完成这个工作，直至光明，这是苦役犯的工作：写作《法国副领事在拉合尔》。书写成了，被译成全世界的各种语言，被保存了下来。 写作还是未知数 作家的另一种工作有时使人羞愧，它大都引起众人最强烈的对政治秩序的遗憾，我知道人们为此耿耿于怀。 在这里，你感到脱离了体力劳动。而在劳动世界中存在的不公正性，这使我们流泪。工厂中的种种恶行：老板的藐视与不公正，残暴、资本主义制度的残暴，它所带来的一切不幸，富人有权支配无产者，将失败归咎于他们，而从不将成功归于他们。不过许多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种状况不会继续很久。 常常，在劳动终结时，你回忆起最大的不公正。我指的是日常生活，这种回忆一直来到房屋里，一直来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对此毫无感受，那我们就一文不值。 当黑夜开始来临时，就是解脱。室外的劳动停止了，剩下的是我们的奢侈，能够在夜里写作的奢侈。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写，不受制于任何命令、时刻表、长官、武器、罚金、侮辱、警察、领导。 这就是时代的，各个时代的最大的不公正：如果平生一次也不为此哭泣，那就不为任何事哭泣，而从不哭泣不是生活。 哭泣，也应该哭泣。即使哭泣无济于事，我认为也应该哭泣。因为绝望是可以触知的。它会留下来，对绝望的回忆会留下来。 人们身上负载的是未知数，写作就是触知。写作是未知数。写作以前你完全不知道将写什么。这是你本身的未知数，你的头脑和身体的未知数。写作甚至不是思考，它是你所具有的能力，属于在你身边与你平行的另一个人，他是隐形人，出现并前进，有思想有怒气，他有时自己使自己处于丧失生命的危险之中。 如果你在动笔以前，在写作以前，就大概知道会写什么，你永远也不会写。不值得写。 写作就是试图知道如果先写会写什么，其实只有在事后才知道，这是人们可能对自己提出的最危险的问题。但也是最通常的问题。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赤裸裸的，它是墨水，是笔头的东西，它和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不一样。 生活中的孤独时光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摆脱人们可能称作的危机，神经性危机或迟缓、衰落的危机，它仿佛是虚假的睡眠。有些作家感到恐惧，他们害怕写作。也许我从来不害怕这种恐惧。我写了一些难以理解的书，但它们有读者。最近我读了其中一本，我有三十年没有重读它，我觉得它很精彩。书名是：《平静的生活》。此前我完全忘了它，只记得最后那句话：“除我以外，谁也没有看到他淹死。”这本书是一气呵成的，根据的是谋杀案十分阴暗的普通逻辑。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走得比书中的谋杀案更远，走向你不知道的地方，走向对那位妹妹的爱慕，这又是兄妹恋爱的故事，是的，是永恒爱情的故事，令人炫目的、冒失而受到处罚的爱情。 我们因希望而患病，我们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作用。我们不会有任何法律、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医治好我们的希望症。辱骂和写作一样强有力，这是有对象的写作。我写文章辱骂一些人，这和写首好诗一样痛快。 我可与众人一模一样。我相信走在街上从来没有谁回过头来看我。我是平庸，平庸的杰作，就像《卡车》那本书中的老妇人。 像我对你讲的那样生活，在孤独中生活，天长日久会冒风险。当人孤单时会失去理性，人在身体上永远不是孤单的，人总是在一个地方。他听见厨房的声音，电视或广播的声音，在邻近的套间，在整座大楼。特别是当他从不要求寂静时，不像我那样。 孤零零的房子是不会这样存在的。它周围必须有时间，有人，有故事，有“转折点”，有像婚礼或这只苍蝇死亡之类的事，死亡，平凡的死亡———单数与多数的死亡，全球的，无产者的死亡。战争，地球上巨大如山的战争所造成的死亡。 那一天，我约好要与朋友米歇尔·波尔特单独会面的那一天，一只苍蝇死了。我瞧它的时候，到了下午三点二十分多一点：鞘翅的声音停止了，苍蝇死了，这位黑色与蓝色的蝇后。 这只苍蝇挣扎到最后一刻，然后它完了。前后大概有五分钟到八分钟。这是绝对恐惧的一刻，我想逃走，但我同时对自己说应该朝地上的这个声音看看，因我曾听到一只普通苍蝇死亡时那种湿柴着火的声音。 孤独总是以疯狂为伴，人们有时看不见疯狂，仅仅有时能预感到它。我想它不会是别的样子，当你倾泻一切，整整一本书时，你肯定处于某种孤独的特殊状态，无法与任何人分享。你必须独自阅读你写的书，被封闭在你的书里。这显然有种宗教味道，但你并不马上有这种感觉，你可以事后去想，根据某个东西，比方说生命或对书的生命的答案，根据话语、呼喊、闷声的吼叫，发自世界各国人民的这些无声的声音。 从未在书里说谎 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本书，它发生在拉合尔，也是在柬埔寨，在种植园，无处不在。《副领事》一开始就有一位十五岁的怀孕的女孩，这位安南姑娘被母亲赶了出来，在蓝色大理石的山区里游荡。我记得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这个地方，寻找我从未去过的这座山。我的书桌上摆着地图，我循着乞丐和孩子们走的小路寻找，孩子们两腿无力，目光呆滞。他们被母亲所抛弃，捡垃圾充饥。这本书很难写，不可能做提纲来表述苦难的深度。 我每天早上写作，但没有任何时间表。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让食物沸腾或避免烧焦，对于书我也心里有数。我发誓，我从未在书里说谎，这是因为母亲以前吓唬我说，谎言会杀死说谎的孩子。 书被制作、被组织后，变得规规矩矩，这是作家经常对自己使用的审查职能，于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寻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无害的形式，书写得十分腼腆，甚至还有年轻人。这是些可爱的书，但没有任何发展，没有黑夜，没有沉默。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作者。应景的书，解闷的书，旅行的书。但不是嵌入思想、讲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伤的书，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谈。 每本书和每位作家一样，有一段艰难的、无法绕过的行程。他必须下决心将这个失误留在书里，使它成为真正的、不撒谎的书。孤独，我还不知道它后来如何，我还不能谈论它。我相信的是这种孤独变得平凡，因为天长日久变得平常，而这很幸运。 当我第一次谈到法国驻拉合尔大使的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副领事之间的恋情，我感到毁坏了这本书，使它辜负了期望。可是没有，它不仅站住了，而且不负众望。作家也有失误的时候，像这种失误，美妙的失误使人欣喜，就连其他的失误，仿佛出自孩童之手的浅易的失误常常也是美妙的。 我平生读得最多的书，我独自阅读的书，是男人写的书，是米什莱。米什莱的书催人泪下，我也读政治书籍，但较少，圣朱斯特，司汤达，文本中之文本是圣经中的《旧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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