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读梁启超《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觉得这里面渗透着非常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1897年，梁启超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邀，担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达五个月之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
——不愧为一位尽职尽责的优秀教师。这个学堂的章程，也是他手订的。
比如，课程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凡初入学堂，六个月以前，皆治普通学；至六个月以后，乃各认专门学。既认专门之后，其普通学仍一律并习”。
——这就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举的思想。
还有就是学生的读书札记制度：
“凡学生，每人设札记册一分，每日将专精某书某篇共几页、涉猎某书某篇共几页详细注明。其所读之书，有所心得，皆记于册上。（心得约分二端，一引申本书之义，一辨本书之义。其别有触悟在本书之外者，亦可记入。”
——这就是以读书为思想的触媒，批判性思考，开放性思考，掀起“头脑风暴”的思想。这一项制度，我们现在指导研究生都可以采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条札记制度之中，还包括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的训练：
“若初学之始，心得尚少者，准其抄录书中要义及秘闻师友论说，入札记中，以当功课，惟必须注明抄录何书及记何人之言，不得掠美。”
时务学堂还有一项特别的制度，可称“问匦”制度，“匦”就是匣子，问匦”就是学生把思考的问题投到一个匣子里。
“堂上设一问匦，学生读书所有疑义，用待问纸书而纳之匦中，由院长当堂批答榜示。凡所问，必须切古人切问、审问二义，凡其琐屑不经及夸大无当者，皆不许问。”
问答，是教育的重要途径，真正对教育有了解的人，对这一点都会有同感。我国最早、也是世界最早教育学经典《礼记·学记》，就对师生问答的教学功能给突出阐释：“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悦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则小鸣，叩之以大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我理解，这里主要强调学生提问的主动性与问题质量。所以，后面甚至说：“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这么笨的学生，就不用费劲教了。
但是把课堂提问规定得如此具体化、制度化，就我浅陋的知识，时务学堂是一种创造。在时务学堂的“问匦”制度中，学生投入“问匦”的问题是计分的：
“凡每日每生必须有札记或问疑共二条。苟满二条之数，即记半分；不满者，不记分；其善问者，于札记册外别记分数。”
——其实，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采用：以同学的课堂提问及其质量来作为平时考核的标准，以此激发同学的课堂思考和课后思考。
还有一项制度，就是：“学生札记、问格、课卷，皆择其优者，抄存刊刻，每季刻一次，公诸天下。”
——这样的制度，非常有利于激励学生。但公开出版，自然颇费工本，而且现在还有“书号”这样一种稀缺性的垄断资源限制着，不太好办。幸好现在有网络这样一个不费多少工本的传播渠道，因此，变通一下，也还是可行的。
这种刊刻学生课卷作文的制度在当年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们今天在《胡适全集》中看到的胡适学生时的作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就是因为当年他的老师杨千里把同学们的优秀作文汇集于册“与试卷并束而发之，俾他日自鉴其进步之锐钝也。”1924年，这个学校还出版了一本《智识》，收录了胡适的这篇作文。
时务学堂章程，既继承了中国书院制度的优秀传统，又有渗透着现代教育观念，这是一篇值得广泛传播的教育学文献。
[少华按：此文最初发表在2008-02-12我的博客，题为《时务学堂的教育思想——研读梁启超札记》。下面的“阅读原文”链接了博客网页。]
感谢 马少华先生 授权学术中国 发布此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