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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23岁的梁启超已经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中学习了四年，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来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梁启超）。十九岁的举人梁启超拜入秀才康有为门下，四年的时间，却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梁启超精神追求的基础。 是年三月，梁启超随康有为进京参加会试，经上海至大沽，有日本兵上船搜查，满船旅人敢怒不敢言。梁启超愤而放言“都当亡国奴了，还考什么状元？”康有为把他拉到船舱外，闭目不言。良久，师生之间有这么一段对话： 康有为问：“你听见了？” 梁启超一时没反应过来，康有为又问：“你看见了？” 康有为仿佛在自言自语：“人所见江海之大莫不是表象，然倘要深入研究人间万象莫过于观沧海。日月出矣，风涛生矣，时雨降矣，千帆发矣，何也？乃江海之博大，运动之不息，而有声有势有力。人只能加固堤防，却不能填海灭海，所谓望洋兴叹概莫能外。” 梁启超点头称是，诺诺连声之后又问：“'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蝉翼为重、千钧为轻’之际，当如何？” 康有为道：“作虎啸雷鸣，似波涛运动，除此之外更无他途。” 这一年，康有为中了进士，梁启超却落榜了。 这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公车上书风起云涌，一度震惊天下。 奈何，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两年后，25岁的梁启超离开上海的《时务报》，应邀担任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 橘子洲头，岳麓山下，身处热闹的湖湘大地，不知此时的梁启超，是否还会想起两年前的那一幕幕。 时务学堂，实质是准备维新变法的政治学堂。梁启超仿照万木草堂的教学制度，亲自制订《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一曰立志，以天下为己任；二曰养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三曰治身，忠信笃敬，三省吾身；四曰读书，纵横中外，探索古今；五曰穷理，见微知著，格物致知；六月学文，条理细备，持之以恒；七曰乐群，互观议论，相敬相爱；八曰摄生，文武兼修，张弛有度；九曰经世，学以致用，经邦济世；十曰传教，研习义理。总体而言，这十条学曰并没有脱离儒家“修齐治平”的观念，尤其是最后传教一条，更是直呼要复兴孔孟之教义，但在当时来看，其学以致用，全面发展的目标是明确的。 初创的时务学堂有学生四十，蔡锷、范源濂为其中佼佼者。梁启超的教学一如他的演讲一样，极富感染力，往往声情并茂。辅之以手势，时而皱眉深思时而开怀大笑时而热泪滚滚，听者无不屏息静气。梁启超每天上四小时课，他风度翩翩，举止亲和。今天的长沙博物馆里还有一场灯影戏（姑且称之），我去年前往长沙时，完全被吸引住了，看完了梁启超一天大致的安排：每天教习开始的时候，他总会用温情的目光跟学生问好，然后从厚厚的包里翻出准备好的讲义和学生的作业，晚上他经常熬夜批阅学生的作业，每个学生的作业都有很多批语，其中给最得意的门生蔡锷写的最多。往往是夜深人静，月影重重，更鼓之声再三响起时，他才吹灯而眠。长沙博物馆的这种纪念宣传方式，我觉得别出心裁，令人印象深刻。 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除了有黄遵宪、陈宝箴等一批务实的官员外，湖南时务学堂梁启超门下的高材生们，如林圭、李炳寰、蔡锷等也出力不少。堂内空气日日激变，他们经常议论国家大事，以上利于过，下泽于民为己任，同时也直指朝廷纲纪败坏。蔡锷则以“求学苦读，匡济时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决不随俗沉浮以自污”为目标，砥砺奋进。 在湖南风气渐开之时，当地的守旧派也不甘寂寞，开始蠢蠢欲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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