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新的“失败者” 正如甲午战争被人们称为是李鸿章以一人之力对抗日本一样，百日维新也可以称作是康有为一个人的“狂欢”，偌大的大清，执行中央变法命令的省份却是凤毛麟角，多数地方鉴于帝党与后党的斗争，在变法一事上选择观望态度。只有“霸蛮”的湘楚大地湖南省，是个例外！ 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影响下，开启了一段变革之旅，而这段历史对大部分人来说，却十分陌生。  陈宝箴老宅 一、百日维新前的变革运动 提及湖南的维新，就必然要提陈宝箴和黄遵宪这两位先驱者。 陈宝箴早年参加围剿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后投奔曾国藩，成为洋务派的一员，这为他接触西学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曾国藩去世后，陈宝箴又得到张之洞、王文韶等地方大员的赏识，并在甲午战争时期被任命为湖南巡抚。他为人廉洁开明，深知国家变革的重要性。  陈宝箴 黄遵宪更是一位奇人，他放弃了科举功名，前往日本担任“外交人员”工作数年，后被调任驻美旧金山总领事，在美国目睹了总统大选。与陈宝箴不同，黄遵宪亲眼目睹了美国与变革后的日本有多么强大，他更明白国家变革的路径与重要性。  黄遵宪撰《日本国志》 甲午战后，国内掀起了一阵阵反日与变革浪潮，公车上书更开启了“书生”议政的先河，此时的变革者已不再局限于洋务运动的“器物”变革，他们将目光伸向更要紧的领域，即国家体制。 黄遵宪正在上海与梁启超创办《时务报》，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897年，黄遵宪赶往湖南就任湖南盐法道与按察使职务，成为辅佐陈宝箴变革的核心人物。既然要变革，那办教育培养维新人才，办报刊以宣传维新思想，办社会团体以开启民智等，都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时务学堂、《湘报》、南学会应运而生，成为陈宝箴治下的湖南进行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今日的时务学堂旧址 二、康门与康学 时务学堂开办之后，黄遵宪便向陈宝箴举荐了好友梁启超，此时的梁启超正好因为与张之洞闹矛盾而无法再继续创办《时务报》，好友的邀请正为他创造了新的机会。 康有为深知在时务学堂传播变法与康学的重要性，在梁启超赶赴湖南之前，特意赶往上海与他商谈办学事宜，并派遣康门弟子韩文举、叶觉迈与梁启超一道赶赴时务学堂教学。 1897年10月，时务学堂正式开办，梁启超出任学堂中文总教习职务。  梁启超 康有为的康学，到底是个什么玩意？简单来说，他的思想极为复杂，既有传统儒学的影子，又有阅读大量西学书籍之后所自主创造出的西学知识体系。他在变法前所著的《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就是“康学”的集中表达，在书中康有为不但否定了儒家的经典书目，更认为孔子是为了“变法革新”而人为创造出六经与尧舜等上古圣君。  《孔子改制考》 在多数人看来，“康学”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它不但否定了儒家的大多数经典的权威性，甚至还认为孔子也参与了历史造假。尽管康有为很巧妙地为孔子的做法盖上了“改制”的大义，但他的“康学”是大多数读书人断然无法接受的。而梁启超带着传播康学的企图前往时务学堂，也必然会引发双方的激烈争论。  陈丹青画作《国学研究院》，左二是梁启超 三、戊戌年下的湖南维新 既然是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梁启超自然负责学生的所有“国学”课程的学习，而这正好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宣传机会。在梁启超制定的课程学习计划当中，学生需要学习大量的公羊学说以及由梁启超撰写的诸多经典的“导读”书籍，学生在日复一日的带有引导性的教学之下，思想就很容易被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带领到他们所规划的路途当中。  时务学堂 而这种带夹带“私货”的教学宣传行为，很快便被陈宝箴发现，同为变法者，陈宝箴所奉行与采取的是较为缓和的变革措施，比如开办新式学堂，创办报纸，整顿政府机构等，康有为的激进思想自然与他大相径庭，于是一场“围堵”康门的行动就此展开。 针对《湘报》宣传康学的举动，陈宝箴下令立即对报纸进行整顿，1898年7月，正值戊戌维新如火如荼的时刻，《湘报》被勒令停办，直至半个月之后才重新发行，很明显这场整顿是针对康门弟子的“过火”举动而进行的。  陈宝箴家族照片，其孙为著名史学家陈寅恪 而针对时务学堂的行动也很快展开，陈宝箴早就有过更换教堂总教习的想法，但梁启超在湖南也有支持者，在谭嗣同的游说下，陈宝箴也无法与梁启超决断。于是陈宝箴便利用寒假找到了学生的手札与课程笔记，在里面发现了康有为所想表达的激烈的反传统儒学的证据，“铁证”如山，陈宝箴这下有了底气。 这次谭嗣同也无法再对康门的行为作出解释。温和派与激进派已濒临决裂，梁启超离开了长沙，谭嗣同也北上赴京，在长沙的康门弟子也被全数解职。  谭嗣同剧照 陈宝箴并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过于激烈的措施，在“驱逐”康门弟子之后，陈宝箴立刻引进汪颂年等温和维新人士，继续在湖南搞维新活动，而康门也由于其激进的变革措施而在变法中进退失据，最后的失败与这种激进的思想措施不无关系。 文史君说 变革有激进与温和之分，过于激进的变革固然有雷霆万钧之功效，但在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前提下，过于激进的措施反而可能导致变革的失败。康门在湖南与陈宝箴的合作，本可以做出更大的成绩，但由于双方在变革理念上的不同从而发生了诸多龃龉，维新派内部的内耗大大削弱了变革的力量，也使得这场维新仅百日便草草收场。 参考文献 贾小叶：《再论湖南时务学堂之争》，《湖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贾小叶：《激进与渐进：湖南维新变法的不同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生青年学术论坛2010年卷。 （作者：浩然文史·刘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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