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哉！无双国士——纪念谭嗣同去世121周年

1898年9月28日，121年前的今天，谭嗣同牺牲于北京菜市口。

与教科书留给世人的“维新志士”的印象不同，谭嗣同在本质上是一位革命者，他念兹在兹的，是中国的时代转型，而非爱新觉罗王朝的存亡。

在《仁学》一书中，谭嗣同重新界定了“君民关系”，对维系中国传统帝制朝统治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他写道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

谭还说，既然君与臣都是为民办事之人，如果出现君主以天下为其私产，视民众为犬马粪土草芥的情况，则民众也必然不会再爱这被君主变为私产之国：

“民既摈斥于国外，又安得小有爱国之忱。何也？于我无与也。”

具体到清王朝，谭先是追溯了其建国纯依赖血腥暴力的往事：

“成吉思汗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蕹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其残暴为何如矣！”

然后又回到现实层面，认为清廷是历代王朝之中残害民众最为暴烈者：

“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羶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

爱新觉罗皇室，也因此被谭视为“客帝”乃至“贱类”：

“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从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亦得从容腼颜，挟持素所不识之孔教，以压制素所不知之中国矣，而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

基于上述认知，谭曾疾呼国人，不要将自己与清廷统治者归为同胞，“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图：谭嗣同

以上种种对清廷的激烈批判，皆始于甲午之战带来的冲击。

谭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至少在1889年写出《治言》一文时，25岁的谭嗣同仍是清廷坚定的拥护者。文章中，谭虽忧心清廷敌不过西方列强，但仍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不可变，且认定“西人格致之学”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实际上也“皆中国所固有”，是中国以前就有过，只不过后来或失传或没有再深度发展。当时的他，给清廷开的药方，是“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而架驭柔服之”，即现存的政治理念、政治体制不可变，要学的只是学一点夷狄的器械工艺。

甲午之战的惨败，让谭嗣同猛然惊醒，“创巨痛深”“绕室彷徨，未知所出”。谭一面忧心于国运不振，一面愤慨于清廷的专制、腐朽与无能，乃至于说出了“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否则清廷必然“逞其残贼”将“君主之祸”蔓延世界这样的话。

甲午年之后，谭嗣同不敢再讲中国之“道”比西方优越；转而承认“民主尤为大公至正”，主张“尽变西法”。其政治立场，也由清廷的拥护者，转变为反对者，愿为反秦之陈涉、反隋之杨玄感，做“圣人”革新时代的垫脚石：

“东事亟时，决不肯假民以为战守之权，且曰：‘宁为怀、愍、徽、钦，而决不令汉人得志。’……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

图：谭嗣同著作《仁学》

愿做时代变革垫脚石的谭嗣同，稍后遇上了正在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理念的康有为，怀着“以供圣人之驱除”的心态，谭对康遂执弟子之礼。

1897年，康党利用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关系，集体进入湖南，秘密筹划“湖南腹地自立”，设立了时务学堂及南学会等新政机构。

所谓“湖南腹地自立”，按梁启超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所做解释，乃是“独立自任”，效防王莽末年窦融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清初郑成功守台湾而存明正朔之榜样，使湖南成为腹地自立之省。梁以窦融、郑成功二例游说陈宝箴，颇具深意——窦融之河西政权相对于刘秀之东汉，郑成功之台湾政权相对于爱新觉罗之清廷，均拥有高度的独立性；二者俱不听命于“中央政权”，但“中央政权”亦未公开宣布其为叛逆。

梁的这番解释，其实只是掩饰，真正的“湖南腹地自立”计划，本质上是反清廷的。戊戌政变后，在南海康有为家中抄获了一份梁启超1897年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在书信中说：

“谭服（复）生才识明达，破例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

“谭服生”，即谭嗣同；“伯里玺”，President之音译（晚清常译为“伯里玺天德”）。显见康党有意在湖南另立以谭嗣同为首脑的新政权，而非与清廷所任命的湖南湖南巡抚陈宝箴合作，效仿窦融经营河西。

梁启超在其《戊戌政变记》中还曾承认，康党在湖南期间，先后成立了南学会、新政局等若干机构，这些以维新面目出现的机构，俱有深意：

“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保中国不保大清”，是“湖南腹地自立运动”的核心指导理念。梁启超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即在学生当中大力鼓吹革命：

“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师生）日夕以此相鼓吹”，“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抨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

当时，康门弟子何树龄与康有为通信，内中更有“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等语——所谓“大浊国”，当然是“大清国”的隐笔。

戊戌年，监察御史文悌弹劾康有为等人，曾特别点出其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件事情，置大清国于不顾。戊戌政变后，清廷宣布康党及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六君子”的罪状，其中一条赫然正是：

“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以民权革命为时务学堂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在来湖南之前，谭嗣同与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商量好了的决定。梁的教学批语，与谭嗣同《仁学》中关于“君民关系”的理念，高度一致：

“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

除在在课堂上讲述民权，谭嗣同还曾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私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添加批点案语，广为散播，并利用《湘报》公开为《明夷待访录》等书作广告。

图：《扬州十日记》

此种立场，引起了湖南本地士绅如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警觉。事情闹大后，陈宝箴欲调阅时务学堂札记。唐才常等人“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伪造了一批内容温和的札记。但纸终究包不住火，陈宝箴仍下令将坊间已刊的《时务学堂课艺》“版片、刻本查出，一并销毁，严饬毋得再行刷印售卖”。

一时间康党人心惶惶，许多人欲离开湖南保全性命。

对这种恐慌，谭嗣同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既然要做事，就要有不惧杀身灭族的觉悟。他给老师欧阳中鹄写信，如此说道：

“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此其魄力所以横绝于五大洲，而其学且历二千年而弥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

当然，谭嗣同并非主张无谓的牺牲，他深知推动时代转型的风险。1886年，他曾写信给上海的汪康年，请他想办法替自己搞几张英、俄的免死“绿卡”。信中如此说道：

“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借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絷；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

图：左，唐才常；右，毕永年。二人与谭嗣同关系密切

戊戌年，谭嗣同北上担任军机章京，参与维新。但很多人并不相信谭会甘愿替清廷卖命。

在革命党人黄中黄（章士钊）看来，谭北上的用意，绝非效忠清廷，而是与沈荩、唐才常等人有所分工，“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

“（沈荩）持破坏主义，出于性成。……荩其时已趋为实行家，而有诡秘之运动矣。荩之为人，夙不理于乡人之口，即维新家亦相戒不交荩。独嗣同、才常与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迨凶耗至，才常投袂而起，誓为复仇，荩亦随之而东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主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

谭嗣同师从欧阳中鹄。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也不相信谭会真心为爱新觉罗服务。欧阳予倩搜集家藏谭氏书信，于1940年代编成《谭嗣同书简》。在该书序言中，欧阳予倩披露：

“在他（谭嗣同）的著作中，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议论颇不显明，他给我祖父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可见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还有一事为证，就是他曾经秘密把《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一类的书介绍给我父亲读。”

唐才常与谭嗣同私交甚笃。唐才常之弟唐才质，曾自兄长处闻知，北上前，谭嗣同曾托唐才常、毕永年往汉口联络哥老会，“且欲于京师结纳有志之士，以为策应，然后凭此二者之力而建功业”；接北上之电，众人皆贺，惟谭“忽忽若不怿者”，并不兴奋，且叮嘱唐才常秘密保持与哥老会的联络，不可为仇者侦知。作为革命同志，唐才常对谭嗣同北上之行的定性是：

“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

其实，维新也好，革命也罢，对谭嗣同而言，皆是推动时代转型的手段。这些手段所欲达成的终极目的，皆是为了兴民权，将专制之清廷改造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的新政体。北上之前，谭嗣同与友人唐才常作别，口占一绝称“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三户亡秦四字，足见谭对清廷旧体制的态度。

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戊戌维新未能实现谭嗣同的理想。

图：法国《小巴黎人》报画刊绘制的戊戌年菜市口刑场

在屠刀即将落下之时，谭放弃了逃亡。在给同志毕永年的诀别信中，谭写道，自己已决心“引颈”待死，希望毕氏志气不坠，在海外“为贵种觅一遗种之处”。他还将自己所著《仁学》一书及其他诗文稿交给了梁启超，希望他能够将之刊印，并勉励道：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

可惜的是，“无以召后起”一句，后来被康有为篡改成了“无以酬圣主”。

这种篡改，极大地矮化了一位无双国士，矮化了他那为理想不惧杀身灭族的伟大精神。

参考资料

蔡乐苏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局。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谭嗣同集》，岳麓书社。欧阳予倩(编)，《谭嗣同书简》，文化供应社。《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唐才质，《戊戌闻见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