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报》旬刊。湖南新政的重要喉舌。自1897年4月22日发刊，至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刊45册。张之洞曾对其激进言论表示甚为不满。另一更激进的《湘报》，则因引发张的愤怒而被整肃。 
谭嗣同。谭在戊戌维新中以维新派的面目出现，但其本质乃革命派。1897年湖南新政中，谭多方联络会党组织武装力量，戊戌年曾拟以这部分力量入京围杀慈禧，谭氏死后，这些力量被唐才常收编整顿，成为庚子年自立军起义力量的一部分。谭号召反清的《仁学》一书，在其生前未敢刊行。戊戌年谭被保荐入京参与维新，启程前曾有责怪同僚“横生事端”之语，也缘自谭渴望排满革命而无意于维新。 
唐才常。康党湖南新政骨干，其政治主张与康有为极相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张师统，以孔子纪年；易官制，以泰西为准；开国会，以日本作则；改律法，与公法相通。”自1897年之后，唐才常与康党同进共退，庚子年领导了康党最后一次武装革命“自立军起义”，事败被杀。 
湖南巡抚陈宝箴。从现有资料来看，湖南新政期间，陈宝箴是清楚梁启超等设立南学会的本意是创设议院的。但陈仍然选择了有限地支持梁，因为陈虽了解其“腹地自立”的意图，却并不知道其排满革命的宗旨。 
康党湖南新政的主要反对者王先谦。王是湖南学林领袖，若无王领袖，湖南士绅则无以对抗康、梁。值得注意的是：王先谦的对抗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其时，康有为入京已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王氏的弹劾曾一度遭到圣旨的呵斥。王氏甘冒得罪最高层的政治风险领头驱逐康、梁，当有其非如此不可的理由。 
叶德辉。另一抵制湖南新政的代表人物。叶德辉与康有为一样重视中西文化竞争,但反对西方式的“以最强之兵力行教”的文化推销方式。并批评康有为“国强才能教兴”的观点与西方人并无二致，都是以强力推销文化，是不可取的。王先谦的观点也与叶德辉相近，王氏曾批评康有为的粉丝徐仁铸以学使的地位急急推行康教,乃是以威势强人服从，与西国以兵力胁持行教无异。 
熊希龄。湖南新政重要人物，1897年，出任时务学堂总理，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参与创办《湘报》，组织南学会。新政失败后，熊曾指责叶德辉出于私利，为了谋取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这一薪资丰厚之位而驱逐梁启超，此与事实不符，因叶氏家境富裕，张之洞屡请其出任学院山长而遭推辞。但此一不实指责流传最广。 相关言论关键词： 维新 革命 康党 谭嗣同 王先谦 谭嗣同：君者，为民办事者也谭嗣同仇视清廷，不认可其固化了的君民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君者，为民办事者也；臣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取之于民，所以为民办事之资也。” 唐才常：君主虐待人民是叛国唐才常是湖南新政骨干，1897年曾广泛联络会党为革命做准备。其政治主张与谭嗣同接近，认为君主虐待人民是叛国：“西例，以民为国本，国为公器，民叛君未叛国，君虐民斯叛国，国与君显有区别。……其意颇合孟子，公羊之微言。” 易鼐：一切制度全学习西方《湘报》是湖南新政喉舌，言论相当激进。曾刊载易鼐文章《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提出中国由弱变强四种途径：西法中法相拼、西教中教并行、民权君权两重、黄人白人互婚。并提出“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激进主张。 王先谦：驱梁不代表我守旧自驱逐梁启超后，湖南少数真守旧人物赞扬原本支持维新的王先谦“已有悔心”。王氏很不高兴，反驳说：“此语虽誉我，实以毁我也。先谦依然先后一人，并无两样面孔、两样心肠，果有何事应改应悔乎？” 叶德辉：中国之事无不误于空谈叶德辉不满康学的另一个理由是，康学流于空谈。而在他看来：“中国之事，无不误于空谈。不求立学，徒以策论易时文；不求考工，徒以枪炮易弓马；法则变矣，其如弊之未去何？” 梁启超：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梁启超曾在题为《论湖南应办之事》的致陈宝箴书信中，系统阐述实施“腹地自立”方案的具体作法。他认为当前“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自保则己耳，苟其欲之”，则应办好三件大事，即：“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 结束语关键词： 维新 革命 康党 谭嗣同 王先谦 1897年，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前往湖南的真实目的，不是“维新”，而是“革命”，他们其实是“革命志士”，他们谋求的，是湖南“腹地自立”。 1897年，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守旧势力”，其实是在呼吁“维新”。他们把梁启超们迎入时务学堂，并未想到他们要搞的是革命。 王先谦们最终选择驱逐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不满其革命宣传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康有为的“学术”无法获得湖南士绅的认可。湖南士绅的态度其实很明确：支持讲西学，但不支持讲康学；支持搞维新，但不支持搞革命。 湖南新政悲剧其实是戊戌维新悲剧的一个预演。戊戌年“顽固派”态度也很明确：支持搞维新，但不支持由康有为主持搞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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