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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从《重庆晚报》上看到一张场面壮观的照片—— 大操场上，成百上千的人排得整整齐齐，横看竖看斜看都宛如大型体操表演；仔细看，是孩子正给家长洗脚——母亲（或父亲）坐着，脚伸进盆里，孩子蹲着，双手正搓着一双成人的脚。 这是最近几年比较时兴的一种“德育方式”,而且还是“德育创新”。但我很自然想到几个问题：第一，组织这次活动的教师在家里是否给父母洗脚？自己没做到的，偏要孩子做到，这是什么“德育”？第二，就算组织者本人每天都回家给父母洗脚，于是想把这种美德推而广之，然而是不是有了这么一次声势浩大的“洗脚秀”，孩子们从此每天都会给爸爸妈妈洗脚了？第三， 这些爸爸妈妈们大多四十岁上下，身强力壮的人需要孩子给自己洗脚吗？第四，孩子今天在学校操场上给父母洗脚了，但他回家给自己洗袜子吗？洗内裤吗？他每天早晨起来收拾自己的床铺和房间吗？他每次吃了饭都洗碗吗？在家扫地吗？周末帮着妈妈做饭吗？ 如果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地定义为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或者说规范的话，那么我也可以通俗地把德育定义为其实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自然而然遵循文明的行为准则。甚至可以干脆简洁地说——德育，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生活”与“自然而然”。而上述关于组织学生洗给父母脚的“德育”，既非“生活”的，也非“自然而然”。因此，在我看来，这样的“德育”是应该摈弃的。 但是，我估计“洗脚秀”的策划者组织者是不会这样想问题的，他们只关心他们组织的这次活动是否“抢眼球”？这样的场面通过报纸和电视台展示出来是否有“画面感”？ 是否有“视觉冲击力”？是否有“轰动效应”？然后，年终进行德育总结评比时，这样的活动是否能够获“德育创新奖”？ 类似的简单化作秀般的“德育创新”还不少。比如，为了让孩子体验妈妈怀孕的不容易，便让小学生在肚子上绑一天或一周沙袋；为了让孩子体验亲情，便将全校学生集中在操场上，拥抱爸爸妈妈；为了让孩子感恩，同样是在操场上让孩子们一起喊：“爸爸妈妈，我爱你！”然后齐刷刷地给爸爸妈妈下跪…… 我知道教育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我也不反对适当地开展一些类似演讲比赛、参观访问之类的德育活动。但有效的德育主要不是靠这些。德育应该给孩子呈现一种自然的生活常态，一种举手投足的自然。尽管我相信也相信，类似“洗脚秀”之后，孩子们的命题作文中一定会有许多诸如“通过这次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了……”之类的语言，但是如此一次性的“感人肺腑”，一次性的“震撼人心”，一次性的“催人泪下”，一次性的“强烈反响”……就真的能够收到持久的实效吗？ 我愿意再次强调，德育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所谓“积极”说的是行为文明规范，符合公民精神；所谓“生活”指的就是我们（不只是学生，还包括教师和学校的所有成员）每日每刻彼此交往的状态。和其他学校一样，我校也有必要的“德育常规”或者说叫“显性德育”，如升旗仪式呀，报告会呀，还有歌咏比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板报比赛等各类活动，但我校的德育更多的是一种情境，一种氛围，一种气息，一种感染……如何让日常生活充满德育因素而又尽可能了无痕迹，这是我校的德育追求。 全面论述并展示我校的德育，显然不是这篇短文能够完成的。但我愿意讲几个小故事，让读者感受一下作为生活方式的德育应该是怎样的。 我担任校长后，在教学楼下面建了一个一百多米长的开放书吧。所谓“开放书吧”就是把许多书都放在开放的书架上，孩子们课余时间都可以随便翻阅，不需任何借阅手续，也没有人看管。因此，每当下课，或者午休和下午放学后，开放书吧里总有不少孩子坐在那里静静地看书。 最初反对的老师不少。他们担心，这些书会不会丢失呢？表面上看，开放书吧是为了方便孩子们课外阅读，但我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就是营造一个自然而然的德育情境。这个“情境”，就是开放书吧里那些书的安全。在我看来，这些书无论丢失，还是没有丢失，都是德育的情境，也是德育的资源。 结果刚开始时书真的流失得不少。有老师急了，要求还是把书放到图书室去“管起来”。我却说：“不用，开放书吧继续开放！”我给老师们解释：“这些书都流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不都流失到喜欢这些书的手里去了吗？偷偷把书带回家当然不好，但这也说明这本书对孩子有着何等的吸引力，不然他不会冒着风险偷偷把书带回家的。说不定这本书会让他爱上某门学科，或者崇拜上一个英雄，甚至改变他的人生。把书放在的图书室，当然一本都不会丢，但也可能无人问津，一尘不染；放在开放书吧，虽然会丢失一些，但每本书都被充分地阅读。想想，哪个更合算？我当然不是说，要放任学生随意私自把书拿回家，不诚信的行为当然要教育，但空洞的教育是不会奏效的。我之所以要保留这个开放书吧，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有了这个书吧，我们多了许多教育资源和教育契机。每丢失一本书，都是一次教育机会。而这种教育是真实情境中的自然教育，而非主题班会式的的专门教育。我们正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 果然，有一次初一一个孩子把书拿回家被发现了。分管校长问怎么处理，我说应该找孩子好好谈谈心，就以他犯的这个错误对他进行关于诚信的教育。同时，在他真正认识到自己错误之后，一定要写出书面检讨，在全校公开检讨。最后，当孩子的检讨放到我的办公桌上后，我对副校长说出了我的决定：“由我在全校读这篇检讨，并隐去学生姓名。这样，既教育了全校学生，又保护了犯错孩子的自尊心。”当我在课间操，面对全校三千多学生读这篇检讨时，全校学生都被震撼了。 那以后，开放书吧的书便基本没有流失了，而且还越来越多了，因为好多学生都从家里拿书来捐给学校的书吧。但我们没有奢望书的安全从此一劳永逸，学生的成长总有反复，但不要紧，我们已经越来越从容，并有信心在真实的情境中对学生进行引导。而如果没有这个开放书吧，我们便失去了这么一个教育情境。 应该指出的是，围绕开放书吧书籍管理对学生进行的教育，当然是有鲜明针对性的显性德育。但这里的德育，依然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培养。开放书吧的环境，这环境对每一个孩子的道德考验，孩子战胜自己后的由衷自豪，他犯错后所承担的他人批评和良心谴责，以及改正错误之后的重拾自信……这一切都不是教育者专门设计的德育，而是生活中自然而然发生的；或者说，这一切本身就是孩子真实的生活。 我校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九月各班都要进行队列素质操比赛。“队列比赛”好理解，而“素质操比赛”可能有读者会不太理解。所谓“素质操”是我校体育老师专门针对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而编创的，非常有特色。为了迎接每年的队列素质操比赛，各班都利用课余时间加紧训练，每年九月的校园都呈现出一派“沙场秋点兵”的气势。 可是，三年前，当朱怀元老师接手刚刚进校的初一（4）时，面对队列素质操比赛，他却犯难了，因为班上有一个叫“汪宏”（化名）的孩子脚有残疾。从训练中看，汪宏无论怎样认真，他的动作都不标准，也无法标准。本来按比赛规则，学生是可以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请假的，但汪宏急于参与集体活动的欲望和他训练的认真劲儿，让朱老师实在不忍心将他排除在集体之外。于是，朱老师决定宁可不拿名次，也要让汪宏参加。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初一（4）班没有拿到任何名次。因为比赛中，汪宏每一个动作都比全同学们慢一拍，这意味着每一个动作都要扣分。但没有一个同学埋怨他，相反汪宏同学的精神让所有人都很感动。以后每年——去年初二，今年初三——的队列素质操比赛，汪宏同学都参加训练，参加比赛，朱老师的班从来都整体上场，一个都不少。尽管年年都同样没有拿到名次，但全班同学都很自豪，为自己的集体而自豪。 我是最近一次在食堂吃午饭时，偶然听坐我旁边的朱老师说到这事的。说到这孩子，朱老师说：“他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留下后遗症，所以个子也不高，但一直积极向上。平时课间跑步，他跑不起来，但又希望和同学们一起跑，我便我请他在前面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同学们从不嘲笑他。每年的队列素质操比赛，同学们都很理解他。只要全班都参加，展示了我们集体的风貌，没拿到名次也不要紧。作为老师，我想的是名次重要，还是学生尊严和权利重要？当然是学生的尊严和权利重要！班主任所带的班取得了名次，当然很光荣。但我不能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剥夺学生的尊严。何况，汪宏参与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也是磨砺自己的过程，因为他以后还要面对生活，还要面对许多挫折。我不能剥夺他参与的机会，不能让他的心灵会受到伤害。其实，汪宏的行动对其他同学也是一种激励，训练中，我经常对同学们说，同样的动作，你们没出汗，汪宏却出汗了，大家还有什么理由不刻苦训练呢？同学们对汪宏的尊重让汪宏很感动，他尽管是个普通同学，没担任任何班干部，但平时非常乐意为同学们做事，为集体服务，比如经常帮助课代表收作业。” 老师和同学们被汪宏所感动，因而给他以平等的尊重；汪宏被老师同学所感动，因而竭尽全力参与集体活动，为同学们服务。在朱老师的班上，没有关于“尊重”的任何说教，也没有类似的演讲比赛，但因为有了一个汪宏，三年来，“尊重”已经浸透于班集体中，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这不是刻意的“德育”，但这是最好的德育。 几乎所有走进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的人，都会感到我们校园的朴素——除了教学大楼上“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的校训，就再没有任何标语口号。比较醒目的是两幢教学楼之间墙面上遥相呼应的两张巨幅照片，一张是全校老师的笑脸，一张是学生奔腾跳跃的英姿。其他墙上也贴着一些照片，全是普通老师和普通学生的。没有一张领导视察的照片，也没有所谓“杰出校友”照片——尽管建校才十年，但如果要“贴金”，我们也可以罗列出一些“成功人士”的。我的想法是，武侯实验中学的校园，就是要突出普通的老师普通的学生，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当一个学校只是悬挂校长的大幅照片，突出“各级领导关怀”的照片以及所谓“杰出校友”照片时，学校的每一个人都自然而然觉得自己的微不足道。在这样的学校，企图培养每一个教师和学生“人”的尊严显然是很难的。 我曾在教工大会上说过：“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的学生，以后肯定会有人成为科学家，成为院士，成为各行业的名家大家，到那时我们校园也可以宣传他们。但是我希望将来在我们的校园里，不但有成为科学家、院士的校友雕像，也有从我们学校走出去后成为中国第一环卫工人、誉满神州皮鞋美容师的校友的雕像……他们都是我们学校的骄傲！” 在我们学校的集会上，我和老师老师的发言，开头的称呼总是这样：“可爱的孩子们，亲爱的老师们，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而不是首先说“尊敬的各位领导”。学校归根到底是为孩子服务，因此把孩子放在前面是理所当然。这样的开头，已经成了习惯。同样，在我们学校，所有教育者——无论是普通老师还是校长、主任等行政干部，都被学生称作“老师”，而不是“某校长”“某主任”。我倡导老师对行政干部也称“老师”，而不叫行政职务。如果在正式场合，需要介绍行政干部的职务时，则这样说：“这位是我校分管德育的副校长唐剑鸿老师……”或“下面请我校校长李镇西老师发言……” 说到平等与尊重，我又想到了几年前的一天早晨，我巡视早读时，一个小稚嫩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李校长，李校长！”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小女孩。我俯下身问道：“有什么事吗？” 她仰着脸对我说：“前天我们进行队列素质操总决赛的时候，您为什么提前走了呢？” 我想了想，嗯，是的，那天学校体育馆举行素质队列操总决赛，我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就离开了现场，因为当时急着去开会。我说：“对不起，当时我要去开会。” 小姑娘很体谅地说：“哦，没关系！我明白了。”随后又补了一句：“李校长，以后同学们的比赛你一定要看完，不然这是不礼貌的。” 我说：“嗯，好的。以后如果我实在有重要事，我一定给同学们做个说明。谢谢你给我提这个意见。” 真没想到，孩子们那么在乎我是否在乎他们。当时，我讲完话就匆匆离开赛场的时候，心里一点都没有想到在场的孩子会怎么想。平时我总是给老师们说，要“尊重学生”，可我自己却也有不尊重孩子的时候，而且自己当时浑然不觉。当然，当校长总有一些突然通知的会必须去开，但是，我走的时候，为什么不给全场孩子们做个说明并表示歉意呢？这说明在潜意识里，我对孩子的确尊重不够。现在，孩子给我提意见，让我感到歉疚。 其实，我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内疚没有给这个女孩说，因为我不好意思说——那天，我离开体育馆之前，特意走到前来参加这次决赛的教育局陈兵副局长说了说明：“陈局长，抱歉，我要去开会，不能陪您了。”陈局长很理解地说：“没事，你忙去吧！”我既然都能够给局长打个招呼表示歉意，为什么就没有想到给孩子们作说明并表达歉意呢？ 可见，我骨子里面也有着连自己都浑然不觉的等级意识和卑尊观念。 我想到陶行知说过，因为千年封建专制的影响，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都有专制的倾向。当我们在呼唤民主与平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别人很可能恰恰缺乏平等的尊重。陶行知说：“民主的时代已经来到。民主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对于民主的生活还不习惯。但春天已来，我们必须脱去棉衣，穿上春装。我们必须在民主的新生活中学习民主。”而所谓“民主的新生活”，我理解就是对人——无论是对总书记还是对普通的小孩子——的尊重。这种尊重往往体现于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每一个细节。 第二天，我在全校大会上对老师们说了这件事。我说：“平时我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尊重学生的话，可我在行动上却没有完全做到。这很不应该。希望老师们从我这件事上吸取教训，尊重孩子，从细节做起。” 半个月之后，学校举行一年一度的田径运动会。我在致辞中，预祝运动健儿们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结尾我特别说了几句话：“前不久，一位初一的小同学给我提了一个意见，批评我在学校体操总决赛的时候，没看完同学们的比赛就中途离场了。在这里，我除了向这位同学表示感谢之外，还诚恳地向全校同学表示道歉！今天我全天都在学校，一定观看同学们的比赛！请同学们谅解！” 全校同学给我以热烈的掌声。 前次因为不得不提前离场，我能够给局长说声“抱歉”却没想到给全校学生说一句“对不起”，这只能说明我的头脑里有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只有等级而没有平等。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而我理解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这里的人，就现代公民。因此，教育者的使命就是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平等意识。对教育者来说，培养学生的平等意识，与其说是煞费苦心的“教育”不如说是潜移默化的“感染”，即通过教师本人心灵深处平等意识的自然流露，给学生以“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教师走进课堂，学生起立齐声说：“老师好！”教师应该真诚地鞠躬回应：“同学们好！”需要帮助的学生被叫到办公室，教师首先请他坐下；校园师生相逢，教师主动招呼学生，或者面对学生的问好，教师也真诚问学生好；课余，教师和学生不妨一起嬉戏娱乐……这都是自然而然地体现出师生尊严上的平等。平等只能在平等中培养――今天的教师如何对待学生，明天的学生就会如何去对待他人。平等只能在平等中培养――今天的教师如何对待学生，明天的学生就会如何去对待他人。 很多时候，教师的行为决定了学生的行为。这是我们意识不到的德育，但这是最真实最自然而最有效的德育。 2006年9月，我来武侯实验中学做校长参加第一次升旗仪式时，看到孩子们队列整齐，表情庄严，可老师们却没有队列，东站一个西站一个，有的还在学生队列后面聊天。我没有当场批评，而是拍了几张照片——有精神抖擞的孩子，有随意散漫的老师。 第二天下午有例行的教工大会。我将昨天拍的照片打到投影仪上。第一张照片就把老师们震撼了，穿着校服的孩子们，齐如刀割，昂首挺胸，望着冉冉升起的国旗。再打出第二张刚一打出来，老师们便哄然大笑——三三两两正随意站着聊天的老师们，与第一张照片中孩子们的队列反差实在太大。第三张照片更具有意味——前面的同学们巍然屹立，宛如雕塑，后面的老师聊天的，说笑的，仿佛是农贸市场老友重逢。一张张的照片次第展示出来，慢慢的，老师们不笑了。 我说：“老师们想想，难道参加升旗仪式可耻吗？如果不可耻，为什么我们不认真参加呢？如果可耻，为什么要我们让学生去做可耻的事呢？我们给学生进行过多少爱国主义教育啊！说过多少升旗仪式的意义啊！也告诫过学生要认真对待升旗仪式，要站端正，不要说话，要庄严肃穆，等等。可这些给学生说的话，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什么叫教育的良知？让学生做到的，教师也能够做得到，而且做得更好。如果说一套做一套，就毫无良知可言！” 会场一片安静。也许老师们都在思考我的话。 我决定“独裁”一次，宣布：“从下周升旗仪式开始，除了班主任站在所在班级队列旁边之外，所有老师组成一个方队，站在全校学生的最中间，让我们成为学生的示范！” 果然，从那以后，每次升旗仪式前，老师们都自觉面对升旗台站在操场最中间，两旁是全校学生。每次体育老师整队时，首先对老师们发出口令：“全体老师注意了，稍息，立正！向前看齐！”老师们都认真地听从口令，调整队列。然后，体育老师再对全校学生喊道：“全体学生都有啊，立正，稍息，立正！两边的同学，向左向右转——向老师们看齐！”全校学生齐刷刷转过身，面向老师，对比老师队列，调整队形。 “向老师们看齐！”气势磅礴而又意味深长的一语双关。 于是，每次升旗仪式，我们老师的队列和孩子们一样的整齐壮观。 但我又发现，仰望国旗升起唱国歌时，有老师没出声。我又“多嘴”了：“既然要求学生们唱国歌，我们有的老师为什么不唱呢？希望每一位老师也能面对国旗把国歌唱出来！”于是，当国歌奏响时，老师们的声音交织着孩子们的声音一起在操场升空回荡：“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真正的德育，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完全不用刻意“提升”，也不用专门“创新”，更不用一天一个花样地“有无我有，人有我新”。德育，不是为了通过上级验收而“彰显”的所谓“特色”，不是为了扩大学校影响而“打造”的所谓“品牌”，而是为了“人”——教师和学生——本身。把德育看做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就是努力让师生都共同生活在一种充满道德意义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地彼此学习，情不自禁地互相感染。像青草一样朴素，像小花一样美好，像流水一样自然而然，像阳光一样无处不在。所谓“润物无声”，所谓“潜移默化”，所谓“耳濡目染”，所谓“潜滋暗长”……都在其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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