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体熟人社会”与乡村巨变3

                                                                                       　　其次是，农民的交往内容和效果具有公共性。在私人性的交往中，交往的内容一般是与私人事务相关，其结果是加深私人间的理解，拓展私人间的关系，增进私人间的情感。村庄的交往除了有私人性的一面外，还有公共性的一面，其交往所涉事务一般是涉及村庄层面的事情。这一点可以从村民在一起闲聊的话题中窥探一斑。在公共性较强的村庄，农民闲聊谈论的话题一般包括婆媳关系、家庭矛盾、老人赡养、村庄道德、村庄间竞争、村庄道路、宗祠修建、礼仪礼节、感情送礼等，这些话题有私事，也有公事，但都通过援引公共规则进行价值判断，而使它们带有公共性。在这些交往中，其效果是彰显和强化了公共规则，否定了私人性的行为和想法，使村庄的是非、对错、黑白的观念更加明确。公共性的交往不在于人多人少，也不在于时间与场合，即便是两个人在卧室里聊天，也能达到公共溢出的效果。
　　最后是，村庄生活具有安全感和可预期性。每个人都按规则行事，按规矩出牌，按惯例思考问题，极少有不在常识之内的事情发生，因此村庄生活就有预期和有安全感。
　　村庄公共性产生的前提是农民对村庄有主体性。只有当农民具备村庄主体性时，才会在意村庄，才希望村庄变得更好，因而才会遵循公共规则和主动经营村庄。当村庄主体性缺失时，村庄的公共性就会减弱，人们就不会为了村庄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不会为了维护村庄规则而得罪他人，相互之间就变成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局面;大家在一起不说村里的事情，只谈国家大事、国际战事，或者专心致志打牌，从头至尾不说一句话。这样，村庄的公共规则就不再起作用，私人的偏好、打算和阴谋就会堂而皇之地介入村庄生活与交往之中，重塑村庄评价体系，农村的交往就纯然变成了消磨时间、加深私人感情、建构私人关系的方式了。
　　（三）归属感缺失。归属感是一个人精神和灵魂栖息于某地的体验。在传统熟人社会，宗族与村庄既是农民的生活单元，也是农民的归属，它是世俗化与神圣性的统一体。农民既在其中获得生活所必需的互助与合作，使生活得以展开，也在其中参与社会性竞争，获得面子、荣耀、尊严、承认和成功的体验，同时还在其中获得宗教般的关怀，使生命有意义和价值。对于流动的农民来说，虽然身体在漂泊，但只要有宗族和村庄在，灵魂就不会在路上，就会得到很好的安放。无论漂泊的身体多么孤寂、多么劳累，无论归途多么艰辛、多么漫长，只要有宗族和村庄可以想念、可以回望，心灵总是平静的，苦难总是可以承受的，生活总是有动力的。在这个意义上，家乡是中国农民的宗教。吴著中归乡的农民热衷于在重要节庆中参与大型宗族活动、大办“夸富宴”，也只有在人生归属的意义上才能得到解释。
　　农村对宗族和村庄有归属感的条件是熟人社会具有主体性和公共性。也就是说，只有当农民还把村庄当作自己的村庄、把宗族成员当作自己人、把自己视作村庄和宗族的当然成员的时候，当村庄的公共规则还起作用，还能规范人们的行为，村庄还是生活和伦理共同体的时候，宗族与村庄就还具有归属的意义，就还能为农民提供归属，农民也还愿意归属其中。当农民不再对村庄有感情，而村庄本身又乱七八糟的时候，农民就恨不得赶紧脱离村庄，何谈归属之有？如果农民在农村的归属都没有了，村庄无法承载农民的灵魂之后，农民的身体和灵魂就都处于漂泊状态，就真的成了“无根基”的人了。
　　总而言之，“无主体熟人社会”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论述，一个是“无行动主体”层面，一个是“无主体性”层面。前一个是吴重庆展开理论想象的前提和基础，是指农民行动主体的不在场，简称“身体不在村”，后一个是笔者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进一步想象，指的是农民主体对村庄熟人社会的情感体验的缺失，简称“人心不在村”。
　　“无行动主体”与“无主体性”是一个整体，只有将两个层面有机结合起来，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理论建构才是完整的，对农村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解释才会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力度。这样，“无主体熟人社会”就不仅囊括了“身体不在村”的理论内涵，还包含了“人心不在村”的理论逻辑，从而既能解释广大中西部“空心村”出现的现象和问题，也能解释人心不在村的“非空心村”现象和问题。进而，在农村社会建设和社区重建上，就不仅是要在留下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上下功夫，还要在农民“人心”的改造上下功夫，这就需要重建农民的横向联系，以重构不仅有行动主体，而且有主体性、公共性和归属感的熟人社会。
　　（《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建设》，吴重庆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