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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万景元
一、《力命篇》的成书年代考 《力命篇》是《列子》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和《杨朱篇》一样，反应了魏晋时期士人的生活观。刘向《列子新书目录》云“至于《力命篇》力推分命，《杨子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 而近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考证云“古代的唯心主义认为，偶然性的出现是一种非人类所能宰制的力量，即一种无可奈何的力量，这叫做命，也叫天命。唯心主义者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唯物主义者说“人定胜天。”这个天人之争，即是力命之争，在魏晋六朝表现的相当激烈。《力命篇》可以说是这一场斗争在寓言的外衣下的反映，作者的立场是唯心主义的。既然《力命篇》和《杨朱篇》是玄学清谈和放荡纵欲的曲折反映，就并没有什么“二义乖背”，就无妨把它们当作两晋风俗史和思想史的资料来看待。”虽然对于《列子》一书的真伪和成书年代，学界尚有争论，但笔者认为杨伯峻先生对于《力命》、《杨朱》二篇的看法，大抵是可取的。 二、《力命篇》主要思想 什么是命、力？张湛注曰“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虽此事未验，而此理已然。若以寿夭存于御养，穷达系于智力，此惑于天理也。”又曰“命者，天也；力者，人也。命能成之，力能运之，故曰命运也。” “素定”，含有已然的成分，相当于“定数”，即不可改变，注定了的。《力命篇》认为命是注定了的，力也是注定了的，因为力就属于命赋予的一个范围。但是为什么同样能力的人，却成就不一呢？《力命篇》认为这也是命定。 在《力命篇》曰： 杨布问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寿夭父子也，贵贱父子也，名誉父子也，爱憎父子也。吾惑之。”杨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尝识之，将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又曰： 农赴时，商趣利，工追术，士逐势，势使然也。然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士有遇否，命使然也。 《力命篇》认为水旱、得失、成败，这些偶然的出现，其实是已经注定了的“必然。”是不可更改的。纵然作出人为的努力，但是都是难以改变的，如杨布问杨子的话，同样的付出和条件，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悬殊呢？就因为命不一样。《力命篇》中认为人相对于天命来说，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能做的只有听天由命，文中不仅否定了一切人为努力的意义，“生非贵之所能存，身亦非爱之所能厚；生亦非贱之所能夭，身亦非轻之所能薄。故贵之或不生，爱之或不厚，轻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甚至认为“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管仲对待鲍叔牙，前后有厚薄的区别，但是这些都不是由管仲自己能控制的，都是天命。这样把人所做的一切，是非功过，都委之于天命，是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狡辩，是对自己行为不负责任的表现。 三、《力命篇》和《杨朱篇》的关系 《力命篇》认为一、命是前定的，不可改变的，人的禀赋、得失、贵贱、贫富，都是注定的，不是人努力就能得到的，也不会因为不努力而失去。二、人的所作所为，小而对待一个朋友的态度的变化，大而国家的盛衰，都是注定的，人在这里没有任何能动性，人的任何改变，都是注定的天意。 对于定数的迷信，容易使人产生颓废的心理，而将人事的是非委之于天命，则更易使人用“天命”作为自己为非作歹的幌子。可以说《杨朱篇》就是这种对“天命”的绝对迷信之后，而产生的一种不良的心态。 《杨朱篇》认为人无非是一气之暂时的聚合，死后仍然归于虚无。人生在世，有富贵贫贱的区别，然而死后则同于臭腐，灵魂也随之飞散，不知道什么是非了。所以认为养生就是要适意，适意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追逐声色之欢。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我们不尽要问，这样不会伤生么？不会对身体不好么？对于命的绝对信仰，告诉纵欲者，不会！因为人的寿夭、生死，都是注定了的，“生非贵之所能存，身亦非爱之所能厚。”这样一来，士族放荡就有了充足的理由了。 南怀瑾先生评论魏晋名士的不拘作风说“名士学老庄之放荡，而不学老庄之寡欲。”可称中肯之论。古人云“人不小慧，不大愚；不小学，不大迷。”《力命》、《杨朱》二篇，可以说是魏晋名士的供词，也是他们内心挣扎的记录。 四、和《力命篇》不同的诸家论点 《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道世上许多事情是自己所难以掌握的，就应该“安之”，不去做无谓的争取，因为这些争取会伤害自己本来的“天真。”人应该恬淡寡欲，随自然之造化，任六气之陶冶，超然于物外，排遣杂念，逐渐进入逍遥之境界。庄子的“安命”说，是其超脱的一个心理支持。 作为先秦时期的士人，对于命运，多少有些相信。孔子周游列国，厄于陈蔡，夫子丝毫没有恐惧之色，说“天之不坠斯文，文不在兹乎？恒魋其如予何？”孔子以“斯文”的传承者自命，认为天要流传斯文，则恒魋不能害我。其实这里隐含的命题就是：天命是仁德的。后世儒家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认为“天心”通过仁人君子来表现，赋予“天命”以道德的属性。这就是儒家命运观，区别于道家观的地方。盖儒家的天命是道德的，道家的天命是自然的。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认为人在出生的时候，就秉上天所赋予的气质和定数，这就是命。正因为每个人所秉之数不同，也就导致每个人的道路不一样，贵贱贫富不一样。孔子也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为什么同样是“知命”，《杨朱篇》所反映的“放逸不拘”，而孔子却把这当作“为君子”的必备条件呢？因为孔子认为，人只有相信命运，知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不会因为一时的嗜欲，而为非作歹，所以儒家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对待人生的穷通，儒者以命运来求得心理的平衡，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荀子《天论》曰“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荀子认为如果农民种地，因为天时的关系，有丰收和欠收的不同，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天上晴雨的变化，是自然的变化，不会因为人心而有所改变。但是同样的天时灾害，有的却能度过，有的却没有保护好民众，这就是政府的行为不同了。在荀子的“力命观”中，认为天地的变化是正常的自然现象，而面对这样，人只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就能把灾难降到最低，荀子强调的是人的能动性。认为人与天地，共为三才，天地各有所司，人也应该加入到其中来，以化育万物。 《抱朴子》在论证神仙可学，和神仙存在的问题上，就运用了“命定”的概念来论证为什么有的人成仙，有的人不能成仙？《塞难》篇云“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命属生星，则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则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所乐善否，判于所禀，移易予夺，非天所能。”认为人是否相信神仙，是由结胎之时，所秉之气不同，肯定了“命”的存在。然《勤求》篇云“仙之可学致，尤黍稷之可播种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获嘉禾，未有不勤而获长生度世也。”人生来命中有仙气，但是仍然需要后天的努力，好比种黍米一般，虽有种子，但是没有耕耘，就会没有收获。在这里葛洪先肯定了“命”的存在，但是又认为人后天的努力，也是必不可少的。《黄白》引《龟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这里所说的不受制于天的命，并不是我们常人的命，而是“还丹成金”之后的仙人的命了。 五、“力命”说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关于命运的定义，和“信命”者的不同态度，上面已经作了简单的介绍。信命者，如果有道德情操，则“天命”就能加强其道德的自律；信命者，如果爱老庄之逍遥，则“天命”能使其恬淡寡欲；信命者，如果像杨朱一般，“贵生之厚”，则“天命”就成为其放荡形骸的借口。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如何其把握和使之有利于自身的修养和社会的和谐，其关键乃在于人们自己。 现代学校的唯物主义教育，使得许多人都不再相信命运。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可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杜绝了一些人把责任推卸给命运的做法，无形中也加强了人的道德上的责任感。 然而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儒家对“命”，看的如此重要，我想是有其原因的，或许对于“天命”的敬畏，可以使人获得心灵的慰籍，《力命篇》中的北宫子就是如此。儒家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无以知。”不去担心自己的才华没有被发现，而是忧虑自己没有才华，这样便可做到“不怨天，不尤人。” 中国哲学讲究有进有退，所以《周易乾卦》有“亢龙之戒”，圣人应该根据时势改变自己，故孟子赞孔子曰“圣之时也者。”人的一生不可能每个时期都是顺遂的，“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如何面对生活的挫折？除去仁人君子，以道德自律之外，还有就是对“天命”的敬畏，如孔子虽厄于陈蔡，却坚信自己能够脱险。对道德的天命的信仰，一方面使孔子保持自己的节操；一方面也令处于困境的孔子，保持平和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命运的信仰，对于现今社会，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资料 《列子集释》、杨伯峻、中华书局、2009年版 《四书集注》、朱熹、中国书店、1998年版 《南华经注疏》、郭象注、成玄英疏、中华书局、1998年版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注、楼宇烈校、中华书局、2009年版 《抱朴子内篇校注》、王明、中华书局、2009年版 作者文章发表于《福建道教》、《老庄》、《武当道教》、《江苏道教》、《龙虎山道教》、《恒道》等多家知名道教刊物，转载请注明出处，如欲采用，请与作者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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