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千年的“中国”怎么变成了“庸国” 黎 鸣
如何看待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好”、“坏”或“强”、“弱”等等的状态？这应该是一种学问。正如同在人类的社会之中，如何看待一个人的“好”、“坏”或“聪明”和“愚蠢”等等一样。 关于“中国”，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而言，我的总的判断是：对于广大中国的老百姓的生存状况来说，比较而言，中国确实是一个“坏国”；而对于中国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而言，在一千多年前，曾经是“强国”，例如在汉、唐时代，而在近代，尤其在２０世纪之前，则只能算是一个“弱国”。如果更从世界人类思想史的结果而论，则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就只能算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庸国”了,是一个由大量“庸人”所组成的“庸国”。我今天文章的主题即谈：两千年的“中国”怎么变成了“庸国”？ 通过我上面的概说，我的亲们大概应该已知道我的观点，作为一个哲学学者，我基本上是从中国长期以来的“思想史”的表现来进行这种判断的。我的结论很显然，从“思想史”的意义上看，近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确实就只能称作是一个“庸国”，一个在智能的意义上非常“平庸”的国家。国家的“平庸”，反映其中的“人”即是更加的“平庸”，甚至应该说是“愚蠢”。这与我的比较著名的著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人”愚蠢，所以“平庸”，所以由“中国人”组成的“国家”的“中国”，也就只能是“庸国”。我今天的文章，并不只在给出结论，而是想要探讨，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会愈来愈变成为了一个“庸国”？ 我的答案不用猜大家也都会知道，因为在当今的中国，我以“灭孔兴老立人”的“非常偏激”的观点而著名：根源自然就在中国人两千多年思想一贯制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我的中国的亲们总是想要把孔丘的原始儒家与汉代以后的儒家严格地划分开来，似乎汉代之前的儒家是“真善美”，或至少是有部分“真善美”的可取之处，而到了汉代之后，尤其汉武帝之后，即变成了完全的“假恶丑”了。似乎一切都根源于是否被统治者所利用。在汉代之前，孔丘的儒学是私学，不是官学，而到了汉代之后，儒学便成为官学了，只有变成了官学的儒学，才是坏的，而之前只是私学的儒学，还是好的，或至少不是那么全坏。 我要告诉我的亲们，这种说法是明显地自欺欺人，或者说，是纯粹的自己骗自己。不管是汉代之前，还是之后，大家起码可以看到，无论《六经》，还是《四书》，总应该是一样的吧。怎么一到了汉代之后，同样的《六经》、《四书》，就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呢？从思想性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变化。更说白了，孔丘及其原始的儒家、儒学，原本也就是为了让学儒的人们当官用的，否则，为什么说“学而优则仕”呢？孔丘在生的所作所为，其实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孔丘带着弟子流窜于列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想当官吗？这与汉代之后的被官方的利用，能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呢？自然，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确实加大了孔儒的破坏性的作用，这一点，应该肯定，但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在汉代之前与之后，它的本质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前面的文章曾谈到，没有道德的国家，必没有真文化；而没有真文化的国家，其实也必然会是“无大用”的“庸国”。中国人丧失了老子的真“道德”，却启用了孔丘及其儒家的“假道德”。孔儒的“假道德”是什么？说得泛泛一点，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说得更具体一点，其实孔儒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伪《道德经》，这个伪《道德经》的真实名称即称作《中庸》。我今天可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中国人的“中国”之所以会变成“庸国”的一个至深的奥秘，即在于孔儒们的仿照老子的《道德经》所著的伪《道德经》——《中庸》。它的名称刚好即是从“中”到“庸”的归纳和总结。我可以告诉我所有的亲们，正是这个孔儒的伪《道德经》彻底地把中国人的“中国”改造成为了“庸国”。 我们现在即来论证这个命题。据说，《中庸》是孔丘的孙子孔伋，字子思所作。子思的弟子是孟柯。可见《中庸》之作已成了后世孔儒心学之本，其实是孔儒学派的伪《道德经》，是给后来的中国人留下了假“道德”的根本。正是因此，我今天的论述《中庸》要以对照老子《道德经》的方式来进行。这样才可能让我的亲们看得清楚，我们中国人究竟是怎么从正常的“人”最后变成了“庸人”，而“中国”又是怎么变成了“庸国”？ 前面的文章我已谈到了老子的《道德经》，老子的“道”是真理、是规律、是逻辑，老子的“德”是人类全面、绝对、自由的精神追求的境界，也即“玄德”的境界。而总的老子的“道德”，则是关于人类“言、行、思”的最起码的“底线”的概定。然而孔儒，具体地讲，孔丘之孙子思写作的伪《道德经》——《中庸》所谈到的“道”和“德”是什么呢？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首先即把道与“天命”联起来—引者注）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这其实即表述了孔儒之道，即“中庸之道”——引者注）。 “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其实即表述了孔儒之道的本质，仍然是“伦礼之道”——引者注）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伦礼之道”的具体的表述，依然在“礼乐之道”——引者注）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中庸之道”的人人不平等性是明明白白的，永远不可变。——引者注）（以上引文均见《中庸》） 比较老子的《道德经》，我们发现了什么？： 第一， 我们发现子思用“天命”之性取代了老子的“自然”之性，所以子思的“道”，是“道法天命”之“道”，而不可能是老子的“道法自然”之“道”； 第二， 子思的“道”是“中”与“和”，“中”是道之“本”，“和”是“达道”，然而，子思又把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视为天下之“达道五”。老子的“道”之“至”是“玄同”，是“人人平等”；而子思的“达道”，则显然是“不平等”。更关键的是： 第三， 子思一下子转向了尧舜等古代统治者们的“圣人之道”，更转向了“礼仪”和“威仪”，实质上是回归了孔丘的“礼乐主义”。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子思他所说的“道”，与老子所说到的“道法自然”的“道”无关，更与“真理、规律、逻辑”无关，他实际上是转弯抹角地把“道”拐回到了孔丘的“天命”和“礼乐”，拐回到了统治者们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圣人之道”，更加上子思所说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我们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到： 第四， 子思以及儒家是一群多么顽固的“等级主义者”。很显然，子思的“道”是坚决反对“人人平等”真理的非常错误的“道”。 我们再来看子思的“德”，以及总体《中庸》的思想的本质：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故大德者必受命。”（“德”完全蜕化成为了功名利禄寿命等世俗的“得”—引者注）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谓“达德”也与人们的“言、行、思”的起码“底线”的老子的“道德”无关——引者注） “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很显然，子思的所谓“中”仅与经验的善恶相关，而与先验的真假和超验的美丑完全无关——引者注）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 礼所生也。”（显然可见：“中庸之道”是明显的“血统之道”、“宗法之道”、“礼乐之道”和“人治之道”——引者注）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 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大地之化育；可 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完全是毫无真理、规律、逻辑的胡言乱语，自欺欺人——引者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孔儒的“中庸之道”实即标准的“明哲保身”——引者注）（以上引文均见《中庸》） 子思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比较老子《道德经》的“玄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人人思想绝对自由的境界，子思的“大德”实在是庸俗之至、功利之至、卑鄙之至，一味地与人争位、争禄、争名、争寿、争受命，而其“达德”则更是具有欺骗性的“乡愿”：孔儒的“知”是知“礼乐”，孔儒的“仁”是“克己复礼”，孔儒的“勇”是捍卫“礼乐”。请问我的亲们，子思的如此的“道”和“德”，能够与老子的“道”和“德”相比吗？而且子思的“道德”根本就与人类“言、行、思”的起码的“底线”无关。因此，与老子的《道德经》相比，子思《中庸》的思想境界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庸俗、渺小至极。 最后，我们再来总结子思《中庸》的思想本质，我可以告诉我的亲们，《中庸》不仅思想卑鄙、无耻、庸俗、渺小，缺乏最起码的人类“言、行、思”的“底线”的“道德”，而且还更荒唐，更蓄意把中国人引向了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的非常糟糕和混乱的境地，这才是制造中国人的“庸国”历史的最关键的本质根源啊。 它是什么？是子思的《中庸》的思维方法，它其实也是所有孔丘及其儒家徒子徒孙们的思维方法，完全都只是在统治者的“礼乐”的等级主义制度的围栏里，惟一只关注经验的功名利禄等具体的功利，而完全丧失了对于先验真理和超验理想的思考，更不要说追求。子思的“中”完全都只有经验现象的利和害、善和恶的“中”，却根本就抛弃了先验领域的真和假，以及超验领域的美和丑的思考，而这二者，根本就不可能是“中”的问题，而必须是无限的“永恒”和“终极”，是非常地不“中”，更应是“极端”地“偏激”的问题。而这两个“极”点，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却全都给出来了，它们即是“玄同”和“玄德”。这不仅仅是子思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从孔丘开始到后来所有的儒家文人们的整个“儒家、儒学、儒教”的共同性的错误，包括中国近现代出现的所谓“新儒家”们，也同样都是如此。 最后说一点大家都可能感兴趣的话题，历史上所有的孔儒文人们的思维，其实还不如一个没有上过学的老农民画家齐白石先生，齐白石老先生在谈到他画画中所体验到的方法时，曾有一句名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以及“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而子思的《中庸》却把“取法乎中（庸）”当作了所有中国人做所有一切工作的方法，也即孔儒文人们，全都把“中庸之道”视为天经地义的做人、做事、做一切的“道理”，这本质上是把“伦礼”当作了中国人做一切事情的永恒的“规矩”和“典范”。如此的后果是严重的，所有的中国人都因此而成为了非常“平庸”的“庸人”，而中国人的“国”，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世界上明明白白的“庸国”。追根究底，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中国人失去了对于“上”的取法呀！而“上”在哪里？“上”在老子“玄同”的自然真理和“玄德”的自由理想的逻辑啊。由此看来，子思的《中庸》真是中国人和中国的历史坏命运之“踵”啊。到了今天，从思想的意义上看，中国人惟一的路，就只有回归老子《道德经》的人学世界啊！
（2015,4,26）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