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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存在分析宗教心理学的双重X模型 [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5-05-04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民族地区宗教和谐与社会文化建设研究”(12BZW122)的阶段性成果。 精神分析学派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那里吸取营养，形成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简称“存在分析”)。存在分析主张理解人的爱、本真、自由、焦虑、孤独、死亡等存在状态，强调人的在世之在，关注人的整体性。这避免了主体我陷入精神分析封闭“自我”的泥潭。宾斯汪格、梅达特·鲍斯、罗洛·梅和弗兰克尔等是存在分析的主要代表人物。 一、存在分析的双重X模型建构 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实际上是一种“存在分析”，后来为了与宾斯旺格等人的存在分析相区别，才改称“意义治疗学”[1] ，其意取自希腊语Logos一词，即“意义”(meaning)、心灵(soul)、“精神”(spirit)。意义治疗则是一种更少回顾性和更少内省性的方法，“它着眼于将来，关注患者在他们未来生活中实现生命的意义”[2] 。弗兰克尔通过对自己集中营中的经历，以及对大量临床病人的观察发现：人要活下去，必然要有某种意义的支撑。因此，意义治疗法将治疗视野由患者内在小我转向“我与客体建立关系”，精神分析典型的自我中心模式被打破。这意味着由心理治疗由心理性转向精神性。 “意志的自由、求意义的意志、生命的意义”是弗兰克尔存在分析意义治疗的基础和内在联系的三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它们促使主体自我形成完整人格：自由、责任、精神。同时，这构成主体自我在客体世界探寻生存意义的前提。另外，主体自我在现实意义与潜在意义的差距中，形成一种紧张，这种紧张就是心灵动力，迫使主体自我(人)在客体世界中去追寻意义，这有助于患者战胜自己的心理或者心灵神经症。从一定意义上讲，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是存在主义哲学与精神分析理论的结合体。在此，构建存在分析的双重X模型(图1)，来展现弗兰克尔的存在分析意义治疗。
图1 存在分析的双重X模型 二、存在分析的双重X模型结构说明 (一)存在分析的第一重X模型：主体自我心理模型 第一重X模型主要描绘的是心理层面的“我”，而不是第二重X模型所展现的精神层面的“我”，但是自我结构中超我部分的责任、爱、良心等具有精神性成分，它是心理层面的“我”、精神层面的“大我”两个边界相连接的重要触点。存在分析强调此在之在的个体自我(第一重X模型)在意义意志的作用力之下，向客体大我世界(第二重X模型)探寻生命的意义，并实现自我的超越。这个此在世界的个体自我就是第一重X模型世界，即主体的“我”。“我”所要遵循的是如何在这个世界生存的问题。这个个体的我在存在分析之中，还主要是一种自我，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主体自我的结构及其运演机制与心理地型说具有一致性，或者说其构建的整个精神分析大厦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那就是X模型。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构成。 第一重X模型结构主要描述的是存在之在的自我主体，也既是人本身的心理层面(也部分地含有超我的精神层面)。它是存在分析中实现主体自我向第二重X模型精神层面超越的基础，即个体自我在客体世界中寻找存在的意义，并完成自我实现，健全人格发展。就第一重X模型而言，弗洛伊德指出，人格系统中的本我、自我、超我，既独立又密切联系，其产生矛盾成为人格发展的动力，进而使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在规范之内实现理想。本我的目的是追求快乐，自我的目的是追求现实，超我的目的则是追求完美。自我“必须同时伺候三个残酷的主人，且需尽力调和此三人的主张和要求……这三个暴虐的主人是外在世界、超我和本我”。自我主体与外在客体世界形成一定的边界，人格结构中的超我成为主体我与大我世界的触点，即心理与精神(心灵)的连接点。 (二)存在分析的第二重X模型：主体自我与客体世界模型 “潜意识”领域，竭力向“意识”呈现是精神分析的基点，而存在分析“意义治疗学”则寻求精神现实的意识，体现了主体竭力向客体世界建立联结的事实。存在分析要唤醒第一重X模型中的主体自我，由本能和冲动的本我状态与客体世界建立联系，进而引起主体自我中超我部分“爱、责任、意义”等人性的强化，这便是存在分析的基本原理。存在分析将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人作为主体自我的存在是一种在世之在的生存主义，而第一重X模型“我”之外的客体世界是实存的世界，只有自我在客体的实存世界中并在意志的支配下寻求活下来的生命意义，这个世界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主体自我(第一重X模型)必须在客体世界(第二重X模型)中去寻求意义，并唤起主体自我(第一重X模型)存在于超我中的良心、爱与责任，等等。这个过程，便是一种自我的实现、自我的超越。 新精神分析学派与佛洛依德古典精神分析相比，他们在理论结构上具有一致性，比如X模型系统，但是在寻求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动力系统上却大相径庭。例如，弗洛伊德的“快乐的意志”、弗兰克尔的“求意义的意志”、阿德勒的“求权力的意志”。弗兰克尔的“意志的自由、求意义的意志、生命的意义”三元论，从人的“身体、心理、精神”三个层面突出了“精神性”的地位，更完整地把握了人性。 2.第二重X模型交叉点之下：个体潜在意义与现实意义的紧张形成心灵动力 第二重X模型交叉点之下主要是第一重X模型存在的空间，也即是作为在世自在的自我主体拥有的位置，结构上类似佛洛依德心灵地心说的潜意识空间，位于结构最底层，它是一个相对于客体大我世界的个体小我世界，即“我”。“我”对于第二重X模型顶端的现实意义的寻求，可能引起内在的紧张而非内在的平衡。这就是精神动力，又叫心灵动力，即存在的动力处于一个紧张的极化区，一极代表着将要实现的意义，另一极代表着将要实现这一意义的人。这种紧张存在于个体的内心，即主体自我之中，用将要实现的意义来挑战自我，只有这样，才能将生命的意义从潜在状态中激活[3] 。这些紧张和不平衡是精神健康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正如尼采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着的人几乎能承受任何怎样活的问题”。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中发现，如果一个人意识到有一个任务等着他去完成，这个人最有可能活下来[4] 。 3.第二重X模型交叉点：存在的挫折可以导致心灵性神经症 第二重X模型交叉点是主体的小我与客体大我的接触点和阈限。如同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一样，人寻求意义的意志也会遭受到挫折，即存在的挫折。存在挫折在结构上类似于精神分析X模型的前意识，并表现出的阻止性。在这里不是阻止潜意识向意识的转变，而是阻止个体自我向客体世界的超越。存在挫折包含“存在本身、存在的意义、追寻意义的努力”。存在挫折可以引起非心理性神经症(区别于源于自我与本我、超我、环境等冲突的传统心理神经症)，非心理性神经症或者叫心灵疾病产生的病灶不在人的心理维度，而是心灵维度或者叫精神维度。心灵性神经症并不是来自于驱力与本能的冲突，而是来自于存在挫折。在这些问题中，意义意志追寻意义中形成的挫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4.第二重X模型交叉点之上：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意义 第二重X模型交叉点之上是主体小我之外的客体大我世界，这里是主体和客体充盈的时间和空间，主体在这里生存，客体实在在这里表达自身的现象。大我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只能去发现它。这类似于精神分析X模型结构中的意识，相对于潜意识并具有理性的特征。主体的我必须在意志的支配下，在客体世界寻找精神性的存在(爱、责任、良心、意义等)，进而唤起小我自我心理层面的超我道德品质(爱、责任、良心、意义等)，这个寻找与唤起的过程(第一重X模型向第二重X模型超越)，就是人类生存的表达。 (三)存在分析双重X模型的整体运演：主体自我向客体大我的超越 存在分析的自我超越，其实质是第一重X模型主体自我中的潜在意义，与第二重X模型客体世界的现实意义之间形成一种紧张，也即是心灵动力，该动力在意义意志的引导下，主体自我向客体世界超越，寻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种实践的观点。弗兰克尔及其理论的魅力在于他实践了自己的理论[5]。在一个否定意义、暴力充斥和人性沦丧的时代里，唯有他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人道帮助”观可用于医治破碎的自我(心理层面的小我，即第一重X模型)，帮助人超越存在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这种超越为主体自我赋予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研究存在的恰当而切实的方法不再是心理学的，而是存在主义哲学的。 综上，存在分析的治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精神分析的治疗原理，即精神分析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方法，使得潜意识中的非理性冲突按照快乐原则，呈现到意识之中，进而减缓患者由于心理能不平衡而带来的个体心理症;存在分析是让作为非理性的人(主体)认识到自己(即自我中超我的层面)与客体大我世界(即世界的爱、良心、责任、意义等)存在的差距，进而产生心灵动力——紧张，在意义意志的指引下，个体自我在世界客体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唤起自我在这个被抛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三、宗教心理学视域下存在分析双重X模型的应用 在宗教心理学的领域内，精神分析的影响怎么估量都不过分[6]。荣格和弗兰克尔的宗教心理学说兼顾了心理治疗与心灵治疗两个层面，这对宗教神学界和世俗社会中的人以及社会产生了影响。二者都认为，宗教对精神或神经病患者有治疗作用，而且对正常人，对所有人的心理发展和人格成长都有一种治疗作用。 存在分析双重X模型(图1)实际上包含了两种互为补充的治疗方法，第一重X模型所描绘的是个体自我的心理世界，其结构的平衡是心理治疗的主要目标;第二重X模型是对主客体世界的整体性构建，从个体治疗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心灵治疗模型，即使得第二重X模型的平衡达到主客体相统一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尤其是在思维方式上，第一重与第二重X模型在治疗技术上都是符合精神分析理论的，也符合精神分析X模型的基本原理。实际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从强调本能、潜意识等非理性的理论视野出发，打破康德以来的理性研究领域;而弗兰克尔基本抛弃了佛洛依德的本能、快乐原则、力比多等概念，重新拿起理性的武器，并且辅之以宗教、道德、意义等。因而，又有人将他的“意义治疗学”称为“理智信念疗法”。 据此，从宗教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基本可以从“宗教对信众的心理影响”“宗教对信众的心灵影响”等角度，考察宗教与心理、心灵以及生理之间的关系(见图2)。
图2 宗教对信徒的心理性神经症和心灵性疾病的影响示意图 (一)第一重X模型：宗教与心理治疗关系 存在分析的第一重X模型位是对人的心理层面的勾勒。宗教对信众在心理层面的影响中(见图2)，信众与宗教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来自个体内部自我与超我(宗教道德)之间的心理冲突。其运行模式是，在个体内驱力心理能量的驱使下，自我在调解本我与超我(宗教道德)平衡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如果这种调解是成功的，那么宗教就会缓解个体的心理性神经症，使患者呈现幸福、意义和乐园等健全精神;如果自我没能调解好本我与超我，那么宗教就会导致心理性疾病，使患者呈现痛苦、愚笨和症状等病态精神。宗教对信众心理的影响，我们应当辩证看待。 (二)第二重X模型：宗教与心灵治疗的关系 存在分析的第二重X模型是对精神性或者心灵性层面的描绘。通过图2可见，人的心灵疾病主要来自存在挫折。宗教作为“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无情世界的感情”，它必然给痛苦的人生带来安慰，使人的不安情绪(恐惧、焦虑和依赖)得到缓解，使有限生命的个人在面临无限的空间与时间时，在面临生死问题时，能够得到或体验到某种“终极关怀”，从而生活得更幸福、更有意义。 弗兰克尔的存在分析学说使宗教在个体生理、心理和精神维度上为生命意义搭起一座桥梁，为宗教心理学贡献了一种非心理性神经症治疗的全新视野。为宗教心理学贡献了一种生存主义的洞察[7]。具有犹太教文化背景且不反对宗教的弗兰克尔认为：人对生命价值的失望，可能导致“非心理性神经症”，这类神经症在其意义疗法中被称之为“心灵性神经症”，该病症产生于心灵的维度(第二重X模型的不平衡)，而不是心理维度(第一重X模型的不平衡);他主张“心理治疗旨在医治灵魂，使人的灵魂恢复健康，而宗教的目的在于拯救灵魂”，应将心理疗法和宗教对灵魂问题的优势加以结合(见图2)。弗兰克尔关于宗教对信众的影响论述中，在宗教的起源问题上，他坚持宗教无起源论认为宗教的缘起是自发性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具有宗教性，自我主体在与世界客体分裂后，即第一重X模型与第二重X模型的割裂，个体内在潜在的宗教性与客体世界终极意义中蕴含的宗教性之间，出现一种差距，这种差距在意义意志的作用之下，形成一种紧张的力量，也即是心灵动力。个体在心灵动力的支配下，向现实世界中寻找意义(存在分析第一重X向第二重X模型的探寻)，其中包括宗教所形成的意义。 弗兰克尔对于人类精神维度的认识和运用，使人们对精神病学和宗教学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好的认识，这些方法试图拯救破碎自我：“一个人在他的信仰之上站得越不牢固，他就越要用双臂紧紧抱住那些使之区分于其他信仰的教条不放;相反，一个人在他的信念之上站得越牢固，他就越可以自由地把双手伸向那些与他信仰不同的人。前一种态度使人变得狂热偏执，后一种使人变得宽容。宽容并不意味着接受另一个人的信仰，而是把他看着一个真正的人，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8]。存在分析意义治疗法并未宣称能够提供治愈破碎自我所需要的一切治疗，它在本质上是与完整人性相沟通的一种渠道。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病人找到信仰的理由，并深信不管面对任何挑战他都能发现存在的意义，过一种高尚的生活。 参考文献： [1]陈彪：《人生意义与宗教——弗兰克尔的宗教心理思想》载自《基督教思想评论》(第八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维克多·E·弗兰克尔：《追寻生命的意义》，何忠强、杨凤池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 [3]维克多·E·弗兰克尔：《追寻生命的意义》，何忠强、杨凤池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 [4]维克多·E·弗兰克尔：《追寻生命的意义》，何忠强、杨凤池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 [5]William Blair Gould:《弗兰克尔：意义与人生》，常晓玲、翟凤臣、肖晓月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261-265页。 [6]陈彪：《人生意义与宗教：弗兰克的宗教心理学思想》 [7]陈彪：《人生意义与宗教——弗兰克尔的宗教心理学思想》，《基督教思想评论》(第八辑)，2008年。
[8]William Blair Gould:《弗兰克尔：意义与人生》，常晓玲、翟凤臣、肖晓月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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