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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大丹巴和扎西看来，最后悔的事情莫过于让妻子的户口转为非农户口。因为转为非农，就可以享受一个月多20斤粮票。 “现在农村的福利多好，就为了20斤粮食，一斤粮食现在才多少钱嘛？”大丹巴说。 但是在1985年，户口从农村转出，绝对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从此都是“厂里的人”了，就像当年来到这里的上海双职工一样。大丹巴和扎西都没有注意，他们操作的机器，其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解放前，甚至抗战前上海资本家购买的设备。 这些机器老了。 而在内陆的浙江和江苏等地，无数民营企业正在兴起，十几人甚至几人的小厂灯火通明，日夜开工，比照着杂志上一些模糊的纺织品照片，就可以仿制出极其相似的产品。一个民间财富的传奇，正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小工厂里酝酿。 而在林芝毛纺厂，“高原牌”产品供不应求，大丹巴和扎西依然在周末里劈柴、上山拾野桃。内陆剧烈的经济变局，在林芝只变成隐隐的雷声。 对于毛纺厂而言，风暴即将到来的第一个标志，是拉萨商业局不再统购统销。从此毛纺厂要为自己的产品寻找销路。厂里天天开会，卷烟的烟雾缭绕，讨论的结果是自产自销。员工中有些人因此成为销售员，在西藏各地设立门市部，在厂里也设置了门市。大丹巴和扎西是生产员工，销售不是他们的工作。然而市场的不振，必将影响生产。 门市销售日渐惨淡，销售员风尘仆仆地前往全国各地，却沮丧归来，他们还带回了销售不掉的积压货物，日渐增多地积累在库房里，如同乌云一般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全厂人的心头。生产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大丹巴依旧为干烘羊毛的机器添加柴油，扎西依旧为梭呢机添加硫酸，周末他们依然检查作业、揍孩子，仿佛一切毫无改变。 但是他们亲眼目睹库房里大量堆积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产品，如同无人喜爱的孩子。他们内心惴惴不安，品质毫无改变，为什么卖不掉了？ 我问扎西大叔，产品的样式是否是根据市场需要设计的。他说，样式是当时的技术员设计的，他只是一线生产的工人，不过在他看来，好像每年的产品样式都大同小异。 毛纺厂终于陷入困境，1990年开始，生产规模全面压缩。 尼珍在家绣十字绣。 沉寂的老厂房。 扎西站在已经改为物流中心的厂房前。 我和我的机器兄弟 这时，有一个词开始在工人中传播，“减员增效”。包括大丹巴和扎西在内，不太明白这个词的意思。 第一批下岗的工人出现了，约一百多人。下岗是什么意思，他们也并不清楚，但他们知道厂里有困难了。自己是好工人，暂时的下岗，等厂里渡过难关，他们还会回到机器旁，以加倍的努力工作。厂里的困难是暂时的，何况下岗去做点小生意，也不是什么坏事。 站在当时的角度，也很难责怪他们无法看到全局：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老林芝毛纺厂以其庞大的规模，高昂的成本和祖父级的设备，早已积重难返。 如今，他们比当时看得清楚得多。我去采访时，大丹巴的妻子在织毛衣，她拿着一团毛线说，你看这内陆织的毛线，又软和又便宜，毛纺厂那时候肯定不行了嘛。如今一位普通家属都能看出的道理，在当时就连厂长也看不明白，何况大丹巴和扎西之类一线工人。 从此毛纺厂和其员工进行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挣扎。第一批下岗100人，第二批300人，第三批达500人。总共员工1800人的林芝毛纺厂，至此已经有一半人下岗。老员工已经退休，其他没下岗的员工，也处在停产状态，工资发放已经极其困难。 正值盛年的大丹巴和扎西，都选择了不下岗，厂里最好的工人要与他们的厂共患难。部分厂房开始出租，不下岗的工人，也无法领到全额工资。厂里组织他们干各种活，例如在日多温泉去修路。这些曾经操作机器的工人，如今拿起了钢钎。 扎西觉得没什么，他是农民的儿子，如今为了生活，他也可以重新成为农民，为了自己的厂，他当然可以。即便是家属，也开始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原先设计先进，整齐有序的工人新村，如今已经出租给各色人等。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出现在新村里。有一天尼珍突然发现，这里已经不是她在婚前羡慕了很久的工人新村。漂亮的绿化带中有奶牛和猪成群奔跑，鸭子也在泥潭中打滚。她看到粉红色的墙上已经石灰斑驳，屋顶的檩条如老人的牙齿般日渐缺失，幼儿园围墙上彩绘的小白兔也已经褪色很久了。 尼珍觉得她的梦想已经失去了，这么多年来，她曾经希望成为毛纺厂的正式职工，而如今她所想的却是如何渡过难关。女人和家属出自直觉，比自己的男人更早明白，时代已经改变，她们一定要跟着改变。 今天，大丹巴难过地说，“她1985年和我结婚，成为家属，就没过几天好日子。”对步入老年的他来说，这可能是最难过的事情。 在当时，大丹巴却还没有丧失信心，厂子一定还有救。对他信念最后一击，发生在那天。那天开始，厂门口停着许多载重汽车。厂里最后一次组织这些骨干工人一起工作。对工人而言，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重新工作，然而他们得知，工作的内容是拆毁他们亲手操作了多年的设备，并且将不再引进新的设备。 大丹巴至今记得，人们不约而同地聚在工厂门口，看着那些8个轮子的载重卡车将自己的梦想和回忆载走，就像送别最好的朋友。 “那时候知道厂真的不会恢复生产了，赶紧要求退休。”大丹巴和扎西的回忆是一样的。 纺织厂工人的后代 对于从厂里退休后的生活，大丹巴和扎西不愿多谈，我们也可以想象，那些年月无非是艰辛。20年后，这些工人如今已经在享受退休生活，当年的工作已经远去。大丹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说是退休的，才四五十岁嘛，操作了一辈子机器。”扎西的回忆则更加专业，他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从澳大利亚进来一批质量极好的羊毛，可以用来纺细呢子。而那曲的粗羊毛，只能纺藏毯。 有些想法，没来得及实现，例如扎西想租一个缠毛机来缠羊毛，算是个小生意，也终于没有实现。 只有他们的妻子，还在替自己的男人诉说辉煌的过去。“我老公在部队得了好多奖。”并且也替自己说话，觉得男人总沉浸在回忆中毫无意义。她们说：“说过去的事情没用，我就是觉得现在政策这么好，对我们家属也应该有点照顾，都是老人家了，享受不了几年了。” 尼珍说，她的姐姐一直在农村，有6个孩子。当年姐姐一直羡慕她嫁了一个工人，如今情况已经完全相反，尼珍羡慕姐姐在农村的惬意生活，姐姐的几个孩子，如今有几个还当了公务员。尼珍说，手头不宽裕，已经有好几年没去看过姐姐了。 他们如今最大的精神寄托，是下一代。扎西的女儿比较年长，也是全家的骄傲。她在广东读初中，在湖南读大学，生活最拮据的年代，扎西大叔曾下河挑石头来供女儿读书。如今女儿和女婿都在昌都丁青当老师，他们的儿子每天被扎西大叔背在背上。 大丹巴的儿子去年毕业，他报考了公务员。第一次报考日喀则，没考上，孩子的妈妈哭了，孩子也快要哭了，大丹巴说：“我没哭。”第二次报了那曲，这次考上了。我问扎西，那曲是否分数比日喀则低，大丹巴挥挥手说：“一模一样，这个就像是赌博，看运气。”如今，他的儿子在那曲索县当上了一名警察，工资数千，大丹巴和尼珍觉得，他们肩上的重担，终于轻了一些。 他们开的小茶馆就在原先的工人新村内，来的客人也往往是厂里的老职工或者职工子弟，大伙在一起叙旧，如果没带钱要赊账，大丹巴他们也是默许的，都是兄弟，扯不下面子。 而扎西依然在柏树王公园工作，每天黄昏，他跨上自行车，在中国最美的318国道上骑行8公里回家。这条从上海起始的道路，一路延伸到西藏，横贯整个中国的腹地。同无数中国人一样，扎西的车轮行驶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 在这一段路上，他与中国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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