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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茅房(专辑)

 老北京的记忆 2015-05-08

目录

(1)那儿味儿正 —京华忆旧之二--老熊

(2)老北京的茅房与掏粪的

(3)茅房与卫生间--雨林 

(4)说说老北京的厕所 

(5)公厕叫官茅房,皇城根下的公共茅房

(6)告诉您真实的老北京大杂院

(7)北京的厕所,是八国联军刺刀下逼着盖起来的

(8)帝都WC起源:刺刀逼着盖起来的厕所?

(9)四合院的生活

(10)京中本无厕 谁关茅房门







(1)那儿味儿正 —京华忆旧之二

过去卖东西的讲究个吆喝的字正腔圆,直截了当,一点儿不二乎。现在卖东西的则讲究个包装,弄得云里雾里,花里胡哨,让人听得不知其所云,不禁心中惴惴,战战兢兢。

喝酒叫酒文化,饮茶叫茶文化,吃饭叫食文化,真让人要吃要喝却老大不落忍有点下不去嘴,弄得小曲儿好唱口难开,直怕这一口下去可就把个文化给悶得儿蜜了。

光吃了文化也就罢了,那边厢又说“穿的是艺术”,很觉得自己内存了文化,又外披上艺术,好似金镶玉一般成了瑰宝,让人眼晕一激灵,浑身顿时不舒服起来,哪儿都不敢碰,哪儿都不敢蹭,脖梗子发硬,手脚没了着落处,真怕把个艺术给糟践了,恨不能立马三刀来个霸王卸甲,解甲归田去算了。

自小就住在机关的宅院里,却偏喜欢去胡同里玩,找同学搧洋画儿、拍三角、抽汉奸(陀螺)、滚铁环,饿了,回家一看,饭还没得,就又踅摸出来,接茬儿玩。姥爷笑骂着给了个封号,叫我“胡同串子”。

对胡同里印象最深的就是公厕了,亦叫茅房。味儿真冲。后来,读了点儿书之后才知道,古人管上厕所叫“登东”,雅称“更衣”,还挺哲学兼佛学意味地将厕所称为“五谷轮回之所”。每当市场上下来韭菜、洋葱之后,五谷轮回的那味儿就显得变颜变色的凌厉。往尿池子跟前一站,氨水味儿直冲囟门,饶是五黄六月的大夏景天都带出股冷嗖嗖的寒意来,让人浑身打抖一激灵。

当玩得不光忘了饭点儿,也玩得里急后重起来时,便不得不蹿入胡同里的“五谷轮回之所”去“登东”“更衣”,自是一番感悟。

记忆中最为鲜活的是屎尿憋得正转磨时,向墙根儿下蹲着晒老阳的老爷子问茅房,老大爷必是将手虚虚一指“顺着味儿找,那儿味儿正”。真不亚于“仙人指路”。

现在厕所通称“洗手间”“卫生间”了,大概是取“饭前便后要洗手”的“洗手”之意和“不随地大小便”的讲究“卫生”之则。还有了什么“五星级”的“洗手”和“卫生”之所,香气扑鼻,仙乐绕梁,很是受用。倘若是设在公共场合的公厕,还标上了英文的缩写WC,算是实现国际化大都市之一隅,虽然英文的这般用法大可商榷,到底也接近了接轨一说,是不是中规中矩倒在其次。老熊


(2)老北京的茅房与掏粪的

    老北京人对衣食住行处处都有讲究,上厕所过去叫“茅房”老年间的北京茅房什么样?其实也很简单,一般的院子都有自己的茅房,大多都设在后院、跨院,而大杂院里就很少有茅房,人们要是想上茅房就得去外边的“官茅房”也就是今天的公共厕所、公用卫生间。
    老北京的茅房都是设有马桶老北京人叫“马子”,每天有掏粪的人来掏马桶,那时候对这些掏茅房的人称“倒马子的”“掏茅房的”。老北京城有几大粪场子,各有各的地盘,粪霸之间也时而有挣夺。过去哈德门外就有因此得名的胡同也就是今天的普仁医院(原市第四医院)后身一带,文革是改叫抽分厂了,谐音还是臭粪厂。上世纪九十代末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变成了今天的“新景家园”小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市政的改造各家各院的茅房也由马桶改为了“蹲坑”用水可以冲走粪便方便了老百姓也解放了掏粪工的劳累,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和卫生状况。
    说起“掏茅房的”不能不说时传祥,他14岁从家乡逃难来到北京,迫于生计背起粪桶当了一名生活在最底层的“粪花子”,饱受了粪霸的剥削压迫,遭人白眼,受尽了凌辱。解放后他当家做了主人,感到了尊重与平等,掏粪是纯体力活。背在肩上那半人多高的粪桶有10多公斤重,装满了粪便有50多公斤。以前时常看到掏粪工背着粪桶还用粪勺的长把儿架在肩上粪桶的背把儿这是为了减轻肩上的压力,时传祥每天掏完了在背,一天的总重量得有5吨。解放后,他掏了十七八年粪,基本上没休过节假日,因我住家就在哈德门外经常看到时传祥的身影,他还去过我家的茅房掏过马桶,街坊们端着茶请他喝,让他歇歇脚,很朴实的一个山东大汉。他以“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职业道德观,教育影响青年一代安心本行业工作。1959年全国“群英会”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接见了他,热情地握住他粗糙的手,询问他的工作情况。毛泽东请时传祥到中南海去住,并把他当贵宾请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当年担任副市长的万里也曾背起粪桶,跟着时传祥学习背粪;清华大学的一些学生曾拜时传祥为师。
时传祥
时传祥

淘粪工人
淘粪工人


    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在那场 “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传祥惨遭到无情的迫害,被诬为“工贼”,瘫痪了的时传祥被遣送回原籍。几年后在周恩来的询问下才接回北京平反、治病,1975年病故。
     如今老北京的“茅房”没了掏粪的也没了,连地名也没了,一切都在变。茅房这一词也很少听见了,只有那些老人们还是说“上趟茅房”之类的话偶尔勾起人们对过去老北京那些事的回忆。

(3)茅房与卫生间

读过了博友《触景随想》博文中一篇关于鲁迅故居中提到鲁迅故居中的茅房,不由使我又想起了一些往事。我也曾去参观过鲁迅故居,也见过小院里面的那个茅房,它就是北京七十年代以前厕所的一个缩影,现在就是老北京茅房博物馆了,现在在北京其它地方怕是很难找到这样的厕所了。

说起老北京的厕所,过去叫做茅房。这个词很贴切,因为它简陋,老北京大都是平房院,茅房就建在院里僻静的地方,外面一扇门,里面一个坑。讲究点的茅坑是用砖砌的,不讲究的就是一个土坑,坑边上垫两块砖。那你问了:有钱人家的茅房什么样呢?告诉你:一个样。不知为什么,老北京非常不重视厕所文化。那你又问了:就这么一个坑,院里面这么多户人家够用的吗?当然不够用。所以每家每户都有“痰桶”,夜壶、之类的器具了。

说起茅房,不得不说说它的卫生状况,那是相当的差了,臭气熏天不说,到了夏天还生蛆,早先撒石灰,管不了什么用,后来撒敌敌畏,稍微好些了,那还是苍蝇满天飞,所以那时卖苍蝇拍的特别火。那时候街道居委会一天到晚不干别的,就是一个查卫生。

有了茅房自然就有了劳动模范时传祥,掏粪车、掏粪桶、掏粪工在那个年代是老北京一道亮丽的风景。时传祥真不愧为劳模,天天和屎尿打交到,真的不容易呀!

逐渐的北京胡同里建起了公共厕所,那茅坑就被填埋了,茅房也就被拆除了,掏粪车变成了抽粪车,掏粪工改做抽粪工了,劳动强度低多了。零八年以后,公共厕所又有了很大的改进,有了冲水设施了,有的还有洗手池了,卫生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所以就不能再叫厕所了,更不能叫茅房了,叫卫生间挺合适的。

雨林 

(4)说说老北京的厕所 这话题,听着恶心。我小时住在牛街,记得很小就得去公厕。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地儿。大老鼠在厕所横行。还有人拉的回虫抖动。那时我很小就被家里强吃塔儿糖,叫“山道年”的去虫药,吃了就会拉出回虫。 
再就是一些老头儿,撒完尿,把几八头儿在墙上蹭。还跟蹲坑的说,蹭老皮儿了,晚上就多操会子。 
还偶遇过同性恋的在厕所里爱爱。真是让人想起就炸毛。 
后来北京大学《北大百年》的书里也写到北大的毛房也是老鼠乱跑,冬天“冷风吹屁股,寒气入肛们”。可见那会子,多落后。重口味的,请原谅。
我想说,这老房子不拆,也不行。2003年回牛街,一进礼拜寺,碰上老街坊闪爷,我就逗他,这高楼住着咋样啊?老闪爷说“那感情好,上毛房随时随地,洗澡随时随地。再也不进那臭毛房啦”我逗他,可是四合院儿没啦。“没就没吧,这会儿,您抬我回去,我也不去”。所以,您看,这旧房子旧院子改高楼,也有他的好儿不是?
那会儿是粪霸,划的势力范围。各管一片儿。卖大粪赚钱。所以,老北京的顺口溜:“倒马子带花儿,臭美。倒马子开飞机,臭架式”倒马子的,是对淘粪工人的鄙视。老北京的四合院儿,在墙角磊个小厕所,里边放一马桶,专供女人使的。男的都得去公厕。所以,拆了旧房子,就卫生间了。洗澡,解手儿。
我也在牛街长大的,麻刀胡同,杂院儿,院里西头就有个茅房,不用去胡同里的公共厕所。
记得喜欢在茅房里玩火儿,安全,而且掏粪好像在隔壁儿,所以这个院儿并不臭,留在记忆里的都是火柴头儿的硫磺味儿
院子里一株香椿一株芙蓉,看景儿尝鲜儿两不耽误
赶上婚丧嫁娶,就院里扎棚架火,孩子们各屋串,从不避讳
(5)公厕叫官茅房,

皇城根下的公共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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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老北京管上厕所叫上茅房,厕所是后来兴起来的新名词。老北京的每个院子里都有一个茅房,开始时放马桶,是由背马桶的掏粪工负责清理。(那时不叫掏粪工,叫“倒马子的”)。外边的人想借用方便,需要经主人同意。后来在胡同里,大街上盖起了“公共厕所”,叫官茅房。

(6)告诉您真实的老北京大杂院

真在老北京大杂院生活过的人,说出来就是不一样:

这个大杂院男女老少三十七八口人。当家的有登三轮车的,有泥瓦匠,有卖布头的,有拉洋车的,有当游走医生的,有开汽车的,有给东交民巷外国人当老妈子的,就是孔家老三还没固定事由,时不时跑小买卖。他大哥养活了自己,每月能拿回三四十斤棒子面钱。

全院就一个水龙头,在北房西山墙那儿。水钱按家算,不按人头摊派。多一点儿少一点儿,没人在乎。穷,穷得够哥们儿义气。论真,日子过得稳当的要算住东房北边三大间在邮政局开汽车的。姓张,大哥去年退休,由弟弟替补。弟弟没哥哥能说会道,也没什么技术,所以做内勤杂务。张大爷生活得有滋有味儿,最大的嗜好是吸鼻烟儿。家里的鼻烟壶摆满了堂屋的三面墙柜。鼻烟壶上的画儿,人哪、景的都让人看不够。张大爷说过,他的这些鼻烟壶值一所小四合院儿。

住进来没几天,张大妈发现茅房太臭。风一过,掏茅房的一走,臭气在院子不散。她们住的这边因为是死角,又合上大土堆的味儿,臭味儿简直呛死人!这样儿,掏茅房的刚走,她就憋着气去看掏得干净不干净?原来不单是没掏净,粪汤子还从粪坑一直淋在门口、台阶下边一溜儿。她想,不单要掏干净,粪汤子也不能沥沥拉拉这么远。转天,她估摸掏粪的该来了,先端出一大碗茶等着。掏粪的一来,先让他喝碗热茶,然后跟他说该怎么把粪掏干净。

掏粪的说,“你们买点儿石灰,撒在粪坑周围,茅房里再堆一堆,万一我滴答一点,用石灰一扫,就没事儿了。咱们两下和一块儿,准行了。”最后他还谢谢给他端茶,并说,“我拉着粪车走到这儿,还真渴了。”

转天,张大妈让丈夫去买了一袋子生石灰,按掏粪的说的做了,果然见效。

从此,张大妈见天在掏茅房的来时,给他端出一大碗热茶。

张大妈做的这件事儿,让全院大人们翘大拇指,夸这位大妈做事儿讲究面儿,愿为大伙儿做事儿。从此,要是邻里有哪点儿过不去,有人就说了,“让张大妈来说合说合。”

张大妈这么那么一说还真成。不和的彼此想想也是,“街坊亲,全院亲,有事儿不用出大门。”

(7)北京的厕所,是八国联军刺刀下逼着盖起来的
八国联军进京,德国人的安民告示只有四条,一是德界内的粮食,禁止出界外贩卖;二是命令住户负责将各街巷修垫平坦,每日三次在街上洒水,打扫干净;三是从晚七点到十二点,每家都必须在门前点灯照明;四是严禁居民在街巷里大小便,违者重罚。 
德军为何作此规定?入夜每家在门前点灯照明,是因为当时没有街灯;严禁居民在街巷里大小便,乃是因为当时既无公厕亦无私厕,要出恭就只能在街上,女眷则在家里用便桶,然后再倒到外面去;而规定家家户户必须平整路面,洒水清扫,则是因为当时北京城里的路况根本不是现代人可以想像的。 
老北京的街道之糟,早在明代利玛窦来华时写的《中国札记》中就有记述: 
“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铺路的,也很难说一年之中哪个季节走起路来最令人讨厌。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同样使人厌烦和疲倦。由于这个地区很少下雨,地面上分离出一层灰尘,只要起一点微风,就会刮入室内,覆盖和弄脏几乎每样东西。为了克服这种讨厌的灰尘,他们就有了一种习惯,那或许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的。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还是乘坐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 
这情形到了清代仍无改进。据著名的戏剧艺术家齐如山介绍,那时北京的大街中间有条所谓的“雨路”,“各大街之雨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边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雨路上头,浮土都是一二尺深,步行可以说是万不能走,所以北平有两句谚语:""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又有两句是""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 
因此,也难怪德国鬼子要命令各家各户平整街道,洒水扫除,并严禁居民在街上出恭。虽然其他占领区都有类似规定,但以德国人执行得最严格也最粗暴。而且,他们只知禁止,却不为居民想法解决问题,这与其他占领区特别是美界完全不同。据当时人的记载: 
“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倒垃圾也这样,过去只需倒到户外去即可,如今洋人却不准了: 
“惟烈风时起,尘沙败叶吹满门,必须时刻扫除干净,否(则)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吓。又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惟德界无人倡率此举,似亦缺事耳。” 
您说那阵子的中国人怪不怪?明知其他占领区有公厕,有垃圾车,非常方便,却只是因为德界“无人倡率此举”,于是男人宁肯在空房里出恭,或是跑到数里之外,或是半夜偷偷摸摸跑到街上去出恭,然后赶快打扫干净,女眷则将排泄物存在房里,垃圾就堆在院子里。联军是8月16日开始占领的,大热天里,那气味怎么受得了?可就是没人出头去“倡率”,或发起邻里募捐,或游说当局向各户派捐,修建公厕,创办“公捐土车”,却宁愿默默受罪。这些人到底是犯了什么病? 
好在后来德界有了华人巡捕,总算“变通章程,改为各巷安设路灯,每三四户轮流值点”,这才把每家门前的灯撤了。但那已是半年后的事了,“整整半载,无论风雨寒冷,未敢一日偷闲。家家耗尽钱财,受尽劳苦。今立此新章,户户似稍轻释矣”。 
——《刺刀逼着盖起来的厕所》

(8)帝都WC起源:刺刀逼着盖起来的厕所? 

现代读者很难相信,古代中国的城市里,哪怕是百多年前也罢,非但没有路灯,没有象样的街道,而且竟然没有公共厕所,更没有垃圾车。居民就在街上任意出恭,  倾倒便桶和垃圾。而这些陋习的破除,城市有了最起码的市政管理和公共卫生设施,竟然是八国联军用枪杆子对北京那“首善之区”的居民实行强制改造的结果。

    最近国内时兴捧妓女,张艺谋拍了部《金陵十三钗》,拿到奥斯卡去参赛不说,就连清末民初的妓女兼老鸨赛金花,也被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主持人姜波正式封为  “九天护国娘娘”,其唯一的依据,乃是无聊文人曾朴写的《孽海花》与刘半农、商鸿逵写的《赛金花本事》。后者是赛金花本人的自述,基本是不着边际的自吹,  只能哄信毫无辨伪能力的人,但书中对老北京的介绍却很真实,她说:

    “北京的街道,那时(注:拳乱时)太腌了,满街屎尿无人管。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商家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  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欢喜,很夸赞洋人们能  干。”

    慈禧是否夸赞过洋人能干,赛金花根本不可能知道,但北京城确实在西太后出逃后变得干净多了,而这却是八国联军占领的结果,是他们首次将“市政管理”的新概念引入了中国。下文的介绍都取自当时人的日记或回忆录。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实行分区占领,北京城被划为德、英、法、美、俄、日等国占领区。各国军队的军纪不一样,各占领区的管理也不一样。根据当时的居民的日  记,德军军纪最差,管理也最粗暴,而美军与日军的军纪最好,管理也比较人道。英军则良莠不一,白人士兵军纪较好,印度士兵的军纪就比较差。不管是哪国的大  兵,进城之初都大肆抢劫。但在最初的骚乱过去后,美军即整顿军纪,在部队换防出城前,由军官搜查士兵,搜出来的银物一律没收,交汇丰银行代管。在分区占领  后,美军迅速出榜安民,派士兵保护街巷,并建立协巡公所,由地方官募派练勇,会同洋兵弹压缉捕盗贼。英界也成立了类似的警察机构。各界除法界外还都设立了  民政厅,封禁烟馆赌馆(美界甚至禁酒)。美界还出布告,不许其他国家的士兵在下午六点后进入美界。若美国士兵擅入民宅,百姓可以将其捆送巡捕房,赏银元一  百。若士兵持枪,百姓不敢捆绑,可以悄悄尾随,另外派人去举报。举报者不会说外语也无妨,只需竖起两个指头,当局就会派人来抓。英、美、日界都不拉夫,而  是花钱雇佣民工,还鼓励贸易,以致市面比乱前繁华了许多。日界还开仓平粜,缓解了粮食危机。

    德军的军纪则很差,不但抢劫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实施占领后还在入宅抢劫,甚至放火焚烧军营周边的民房,不但沿街抓苦力,甚至闯入民宅强行拉夫。不论是士农  工商,还是平民官宦,都被逼着去为他们无偿劳动。以致德界居民怨声载道,纷纷迁往美界或英界。德国人的安民告示只有四条,一是德界内的粮食,禁止出界外贩  卖;二是命令住户负责将各街巷修垫平坦,每日三次在街上洒水,打扫干净;三是从晚七点到十二点,每家都必须在门前点灯照明;四是严禁居民在街巷里大小便,  违者重罚。

    德军为何作此规定?入夜每家在门前点灯照明,是因为当时没有街灯;严禁居民在街巷里大小便,乃是因为当时既无公厕亦无私厕,要出恭就只能在街上,女眷则在  家里用便桶,然后再倒到外面去;而规定家家户户必须平整路面,洒水清扫,则是因为当时北京城里的路况根本不是现代人可以想象的。

    老北京的街道之糟,早在明代利玛窦来华时写的《中国札记》中就有记述:

    “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铺路的,也很难说一年之中哪个季节走起路来最令人讨厌。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同样使人厌烦和疲倦。由于这个地区很少下雨,地面  上分离出一层灰尘,只要起一点微风,就会刮入室内,覆盖和弄脏几乎每样东西。为了克服这种讨厌的灰尘,他们就有了一种习惯,那或许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  的。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还是乘坐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

    这情形到了清代仍无改进。据著名的戏剧艺术家齐如山介绍,那时北京的大街中间有条所谓的“雨路”,“各大街之雨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边  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雨路上头,浮土都是一二尺深,步行可以说是万不能走,所以北平  有两句谚语:'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又有两句是'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 

老北京的规矩套子 - 绿葉 - 来了您呐
(9)四合院的生活
 有人曾把装有现在信物的瓶子放入大海,为的是让若干年后拾到瓶子的后人知道未曾谋面的先人有过这样的海誓山盟;考古人员在一片甲骨,一件铁器,一个石臼,一粒谷物,一只陶器上读懂古人的生活和历史……用不了多久,也许就在三五十年后,当我们拿出我们儿时的玩物,一个我们小时候推着满胡同跑的铁环,一副女孩子们每天放学后在小饭桌上抓的羊拐,一个碎花布拼缝的沙包;当我们拿出我们小时候家里面最奢侈的家庭装饰品,一只绒鸟,一件料器,一块挑补绣花的台布,孩子们已然叫不出它们的名字,那么,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后人知道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某一时间,某一领域,某一地点曾经发生了什么,又消失了什么……写下点什么吧,也许,你的记忆在不太久远的未来会成为某段历史密密麻麻的注脚……
 过去住四合院的街坊,一早见面并不是互道早安,他们有更符合国情的问候语。
 家庭妇女清晨起床后头不梳脸不洗,首先要笼火(即生火),第二个出屋的妇女会对笼火的妇女说:“您早起来了?”笼火的会很客气地回答:“我也刚起,您瞧瞧我这一笼火把您吵醒了。”“没有,其实我早醒了。”
 清晨男性在街头相遇也是这样招呼:“您真早班儿呀,这么早遛鸟都回来了。”“可不是嘛,不起不行啊,它(指笼内的鸟)不干哪,喳喳起来没完,还不如带它出去遛遛呢,省得吵人。”这都是北京人早起的招呼,中国特色,北京风格。很多人说北京人见面就会问吃了吗,其实这是误传,北京人不会睁开俩眼珠子就问吃了吗。
 夏天,许多北京人有在庭院吃晚饭的习惯,用餐时若遇邻居在此经过,主人会很自然地和邻居打招呼:“您吃了吗?没吃(的话)一块儿吃点吧。”对方可能会说:“我先偏您了(即已吃过),您快吃吧。”或者说:“不客气,我们家也刚做得,说话就吃,您快吃吧。”交谈中虽然让对方一起用餐,但是双方都知道这是一句客套话,是一种礼节,只是虚让而已,谁也不会当真。
 同样北京人也没有说晚安的习惯,但是四合院的邻居们睡前肯定都要打招呼,为了整个门户安全,老北京都有这个习惯。
 当年四合院的街门,每晚四合院的各户都会积极主动地关街门,关门的人必须向每个住户打招呼:“张大妈您家都回来了吗?我关大门了。”听到这一问话各户都会主动作出回答:“全回来了,您关吧,咱明儿见了。”“全回来喽!又辛苦您了,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了。”凡有人未归的家庭定会主动招呼:“我那大小子还没回来呢,您先歇着吧,待会儿我关吧。”
 四合院的邻里街坊们,一个院儿住着,互通有无,相互帮助,是常有的事儿。
 各种炊具的借用如同家常便饭,有些炊具不一定家家齐备,诸如盖帘、炙炉等不常用的,几乎都是全院通用。每当做饭伊始发现缺少某种调料,一般不会上街去买,而是到邻居家去暂借。家中偶然来了客人,需要留宿,而当年居住条件又很紧张,对此不得不打发孩子到街坊家去寻休(即借宿)。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什么人会觉得不好意思。
 北京有句俗话叫:“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四合院的借与还是要区别对待的,邻里之间的交情,对于小小不言的调料是不必还的。至于炊具用完应清洗干净完璧归赵。至于药锅,则只许借,不许还。因为还药锅对药锅的主人不吉利,用完了就在你家放着,什么时候药锅主人需用时会主动上门讨要,药锅主人绝不挑眼,即便使用过程中将药锅打碎也不必赔偿。
 过去不论院子大小都得有个茅房,这是一间男女共用的设施,全北京城使用这种茅房的人,都掌握一个如厕暗号,那就是如厕前一定要咳嗽一声,如果里边有人定会回敬一声咳嗽,外面的人会很知趣地离开稍候。
 住在四合院也得洗衣服晾衣服,洗衣晾衣也有规矩,任何时候都不能将晾衣绳挂得太满,要为别人留出通道,如果实在洗得太多,可以在通道处晾几件儿童服装,千万不能在通道处晾成人裤子,这是规矩也是礼貌。
 过去北京的小孩很小就会上街购物,当然这个也有规矩,比如家长让小孩买猪肉和羊肉两样东西,出于对回民的尊重,一定会千叮咛万嘱咐:“不论绕道多么远,一定要先去买羊肉,后买猪肉,绝对不许提着猪肉进羊肉床子。”我想当年京城的汉民小孩,如今的老者大概都接受过这一条教育。


老北京的规矩套子 - 绿葉 - 来了您呐

(10)京中本无厕 谁关茅房门

【咬文嚼字】

  人有三急,排泄本是动物本能之一,谁也不能免俗。不过中外文化都耻言粪与便,觉得不雅,便造出许多指代称呼,口语中有“解大/小手”、“上大/小号”,书面语则称“如厕”、“更衣”。《三国志·吴书》载曹操致书孙权,东吴群臣震恐欲降,孙权不悦。“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不是鲁肃要偷看孙权换衣服,而是要趁“方便”的工夫跟领导说说私房话。

  上厕所既然是不洁不雅的事情,就更要讲个礼仪,如厕失礼,也会招来他人不满。昨日,新加坡媒体报道,台湾歌手陈升在接受某报采访时说,他常跟自己的大陆朋友讲,等你们上厕所会关门的时候,我再跟你谈……言下之意,有指大陆朋友失礼之嫌。

  陈升是广受咱们内陆歌迷喜欢的唱作人,跟北京更有着特别的缘分,一首《北京一夜》曾勾起过无数文艺青年伤春悲秋的心思。没想到“陈升”和“厕所”居然在今天产生了这么奇妙的交集,我们不妨先把陈升搁下,说说后两者,说说北京的厕所。

  北京话中有个词叫“茅厕”,其中“厕”不像今天读作cè,而是依古音读作si,指旧式的简陋厕所,更为普遍的称呼则是“茅房”。称其简陋,原因之一就是没有门。如今北京街头巷尾的公厕都有了隔板,二十几年前,平房区的公厕还是一溜通铺式的茅坑,相信不少老北京人还有印象。再往前追溯,北京城居民的如厕则更为不便。民国之前,城内各家居民虽有私厕或净桶,公共厕所却数量极少。

  正所谓“撒尿别抬头,遍地是茅楼”,随地大小便可称陋俗。不过当时街道两旁的买卖家却并不以此为意,还认为路人的粪便能带来财运,这在今天真是很难理解:他们就不怕臭味熏跑顾客吗?

  茅厕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新中国的第一届北京(平)市政府也特别将整饬粪业和修建公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从那时起,随着当时北京卫生工程局改革老北京粪道制度,兴建市政设施,卫生公厕才逐渐普及起来。由此可知,北京人习惯使用公厕也才不过几代人,养成好的如厕礼仪,就更需假以时日了。

  这边回顾完北京公厕的演变,大陆网友对于陈升老师的表态也有了不少回应。其中既有“物以类聚”的回呛,也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反躬自省。笔者则觉得,整体中的个人素质有差异在所难免,无论是谁,主观经验都不免狭隘,最好别以偏概全,臆断整个群体的情况。毕竟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何况仅有“北京一夜”。

  靳海舟(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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