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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乡村，夜晚是漫长而无聊的，那时整个山村没有一台电视机，晚饭后，我和弟弟妹妹写完作业，就盼着邻居的一个叔叔来串门，他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乐趣。 这个叔叔不爱劳动，最喜欢是事是背着一杆土枪，满山岭转悠。隔几天，时不时提回一只野鸡，一只傻狍子——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好多时候，在太阳落山之后，叔叔就沿着一条曲折倾斜的山路走回村庄，枪杆上空空荡荡，可是叔叔却是一脸的喜气洋洋。没有收获还乐呵呵，我不明白。 枯燥的夜晚，是被叔叔的一部部狩猎经生动起来的。 大雪纷飞的的冬天，早饭后，叔叔就背着枪出去打野兔。野兔的皮毛都是灰黄色的，不鲜艳，没有野鸡的好看。不过打野兔的收获是叔叔一年中最大的收获。在瑟瑟的冬雪的夜晚，我们蜷缩在炉火旁，听叔叔讲那曲折生动的狩猎经，就觉得夜晚变短了。 狍子是最傻的动物，别的动物在山中很警觉，听到响声就撒开蹄子一溜烟跑了，狍子却是要回过头看看是什么在响，往往回头的功夫，叔叔的枪就响了。即使第一枪打不准，人也不用挪窝，狍子跑不多远又会转回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候再补一枪，十枪九准。 兔子也是一种傻动物，喜欢走老路。一夜的大雪之后，雪地上就留下了兔子跑过的痕迹。顺了脚印追上去，很快就能发现一只肥大的兔子在雪窝里找吃的；或者是在这条路上埋上夹子，第二天早晨的收获也是稳稳的。 这些打猎经虽则听着津津有味，可是想起来却是血淋淋的。叔叔家有三间土坯房，只有前墙用白灰抹了，他每次打猎回来，就把兔子的皮剥下来，贴在墙上，满满一墙的灰黄色的兔皮，远远看去有点深山野林的的味道——长大后我读《林海雪原》，每次能联想起这壮观的一墙的野兔皮。况且他们家的后面就是绵延的山坡，所以我从来是不敢一个人到他家去的。 冬天过去了，山坡上的草也随着春天慢慢复苏，到夏天，草已经过膝深，兔子是难以打到了。叔叔就每天拿了两根长长的筷子，带了一个口袋，到山坡的背阴处去翻石头，捉蝎子。这种小动物比起那些兔皮来，更让人毛骨悚然。印象里就记得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心，忐忐忑忑地去叔叔家看蝎子。叔叔把捉来的蝎子放在一个大大的深深的筛子里，密密麻麻的蝎子，你挨我挤，大大小小纠缠着，每一个都极力想向上爬，可是没有一个爬出来。我不敢靠近，远远地看着，好奇心满足了，恐怖和恶心却涌上来。 似乎是这次看蝎子不久，叔叔就当兵走了。 那时我们村有三个年轻人去当兵。那天上午的课我们还停了，跟着全大队的几百号男女老少敲锣打鼓去欢送他们。叔叔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军装鲜绿鲜绿的，帽子上的五星和领章却是鲜红鲜红的。叔叔一脸的笑容，高高的瘦瘦的个子，浓黑的眉毛，整个人忽然就如那天的太阳一样明亮起来了。换了新衣服的叔叔原来还是英俊的。 很快就听说有人给叔叔提亲了，姑娘家距离我们村30里地。这个消息还是奶奶来我们家串门的时候说起的。奶奶的口气里，是一种跟平时不一样的味道，长大后我才知道这种味道叫自豪。自己家的儿子到部队吃军粮了，奶奶一家人成了军属，好多优惠的待遇也降临到奶奶家，很快他的另一个儿子被招工走了，到了县城的化肥厂上班。 大约是叔叔当兵一年的样子，他回来探亲了，顺便是结婚。后来似乎是听妈妈说起过，在叔叔结婚之前，他看到的只有自己未来新娘子的照片。照片上的姑娘浓眉大眼的，依照那个年代的审美标准，未来的婶婶也应该是一个美人坯子。于是叔叔请了探亲假，从遥远的新疆回来结婚了——也是这时候，我才知道叔叔在那需要坐火车几天几夜的一个很少有汉人的地方当兵。 叔叔满心欢喜地回家结婚，可是据说看到通信半年的未婚妻，却一下子心凉了。我的这位准婶婶矮矮胖胖的，还黑，一看就是粗笨的，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个矬瓮（这是后来叔叔的话。矬瓮，是农家装粮食的一种粗笨的瓮）婶婶最让人难忘的就是那双黑黑亮亮的大眼睛。看来照片是有迷惑性的。 叔叔的反抗是无效的，奶奶家的条件也不允许叔叔挑三拣四，况且女方家是一百个满意，彩礼只是象征性地要了一点点。这样的亲家打着灯笼也难找到。于是，这个看起来跟美丽挂不上边的姑娘就成了我的婶婶。 婚后不久叔叔就回部队了。不过也是他这次回来，我们才知道叔叔的工作也不太光彩，在新疆喂猪。于是村里人看奶奶一家人的眼光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喂猪在村里都是妇道人家的事儿，一个大男人去喂猪，还跑到在天边的那个叫新疆的地方去喂猪，简直的咄咄怪事。 新娶来的婶婶是勤快的，过门三天就扛着锄头下地了，路上总是低着头一声不吭。村里人都说奶奶有福气，娶了一个好儿媳。 三年的时光很快过去，叔叔复员回家了。跟他同去的两个人却没有回来，据说都留在了部队，一个开车，一个学什么工程预算。 回到家的叔叔，不肯脱下那身军装，似乎是一年四季就是一身军绿，只是帽子上没有了鲜红的五星，领口上没有了鲜红的领章。穿了一身绿的叔叔又背起了那杆土枪，把旧时的营生又拾掇了起来。后来我想，叔叔当兵三年的最大收获就是娶回来了一个婶婶。 然后我就到外地上初中去了，高中到了离家更远的县城，回家的时日就少多了。在寒暑假回家，总见村里不时有一两栋新房冒出来，慢慢的全村人几乎都盖了新房，时兴的人家开始贴瓷砖了，房屋就明明亮亮鹤立鸡群一般了。只有叔叔家还是三间土坯房，像一个灰头土脸的丫头，躲在山坡脚下不敢见人。 地里的活儿都撂给了婶婶，叔叔是天天在山坡沟壑兜转。他有两个儿子，样子都随叔叔，好看得很，据说学习也好。我在偶尔回家的时候，遇到奶奶，她说起自己的两个孙子，满脸又是笑意。 叔叔却依旧是那个样子，散散淡淡，每天与野鸡野兔为伴。 在我儿子三岁光景的一年暑假，我带儿子回家，自然问起叔叔的状况。妈妈叹气说，别提了，一年不如一年，刚攒了点钱说要翻盖房子，他的大儿子得了肾炎，跑了几趟石家庄，钱就空了，孩子也休学在家了。我从自己家的屋后望过去，山坡脚下的叔叔的三间土坯房，瑟缩在风中。 隔了几年，爸爸妈妈也搬到县城了，故乡的人事离我们渐来渐远。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少有人说起叔叔。有一年冬季的一天，爸爸跟我说，婶婶在县城的冶河大桥上跳河自杀了。原因是被偷了一百多元钱。这些年婶婶在市里给人家看孩子，这次回家的车上，让小偷掏走了口袋里的钱，一时想不开，就寻了这条路。 我怔住了，心中的悲哀涌起，许多流年往事像电影的底片一样，快速回放。我转过头，看窗外，天阴沉着，有零星的雪花在慢慢飘落。 叔叔后来再也爬不动山了，算来现在也是60岁的人了。他家里的两个儿子的消息听不到了，只知道叔叔住在了县城的养老院，每天跟一帮老人在墙角说他的狩猎经。那段当兵的岁月，他永远不提起。同去的两个战友，更是提都不提。妈妈说起过，那两个人后来也转业了，一个分到了县城的农技站，一个到了北京，做房地产预算，现在已经是身家千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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