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的传播、扩散和控制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一种对家猪具有高度致命性的病毒性疾病，其主要症状有出血热，致死率可高达100 ％(Penrith等，2004a)。迄今为止，所有针对ASF的疫苗生产努力都告失败。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的新发展给研制出一种可预防ASF的疫苗提供了希望(Chang等，2006；Dixon等，2004；Lewis等，2000)。然而，最近几年，ASF令人震惊的扩散速度，已表明采取建设性的防控措施变得更为迫切，而不是等待疫苗的研制成功。本综述的目的是证明ASF具有迅速穿越边境以及进行长距离扩散的能力，调查ASF传播的方式以及有助于其传播的因素，同时考虑预防和控制方案，特别是以南非的形势作为参考，最后对疫苗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简单的综述。

1 ASF的历史分布和传播

ASF最早在肯尼亚被描述为一种同古典猪瘟不同的疾病(Montgomery，1921)。南非的ASF最早描述出现在1928年(Steyn，1928，1932；de Kock等，1940)。安哥拉在1932年报道(Gago daCamara，1932)，在肯尼亚和南非，人们认为ASF的发生同家猪与疣猪(Phacochoerusafricanus)的相互接触有关，因此防控措施是确保将两种动物隔开(Scott，1965)。

当葡萄牙先后于1957年和1960年两次出现ASF时，ASF不再成为影响非洲地区猪的一种奇怪疾病，这二次疫情均由安哥拉传入(Wilkinson，1989)。疫情第2次传入葡萄牙后没有得到遏制，ASF迅速扩散到了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马耳他、比利时、荷兰，它留在了伊比利亚半岛，直到1995年才宣布无ASF(Penrith等，2004a)；它也留在了意大利的撒丁岛，最近一次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OIE)的疫情暴发于2005年上半年(www.oie.int)。

1971年，ASF穿越大西洋传到了古巴，疫情在那里被艰难地清除了。1977和1978年在伊比里亚半岛再次暴发，1978年ASF传到了巴西和多米尼加共和国，1979年传到海地，1980年再次在古巴出现(Penrith等，2004a)。这些国家为消除ASF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最近，Lyra(2006)描述巴西历时8年，进行了可歌可泣和昂贵的斗争才消除ASF的经历。ASF在欧洲和养猪业高度发达国家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其进行强烈研究的兴趣，以便研制出一种能够有效预防ASF的疫苗(Hess，1971；Martins和Leit?o，1994；Malmquist，1963；Plowright，1986；Stone和Hess，1967)。研制疫苗的一些尝试首先在安哥拉实施(Mendes，1962；Mendes和Daskalos，1955)。那一时期的努力结果或许是不幸的，因为当时的试验结果显示研制出一种对猪具有保护力而又不引起疾病的常规疫苗是不可行的，但低毒力的病毒在这一过程中被释放到了环境中，导致产生了ASF亚急性型以及慢性型的疾病，比典型的ASF急性型疾病更难确认，且病毒能够在猪群中维持更长时间。然而，对ASF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结果是软蜱(argasid ticks)——通常被称为波斯锐缘蜱，栖居在猪场的猪上。钝缘蜱(Ornithodoros erraticus)能够携带ASF病毒，并将病毒传给其他蜱和猪(Sanchez-Botija，1963)。后续的调查发现，跟毛白钝缘蜱(Ornithodoros moubata)同一类的蜱在疣猪的洞穴以及东非和南非地区的猪舍中都可以找到。它们是ASF病毒重要的宿主，也是病毒从疣猪传给家猪的唯一正常方式(Plowright，1977；Plowright等，1969a，b；Plowright等，1974；Plowright等，1970；Thomson，1985；Thomson等，1983；Thomson等，1980)。

与东非和南非形势不同的是，疣猪从未牵涉到把ASF传给安哥拉的家猪(Concei??o，1949；Mendes，1994)。马拉维的研究显示，除了存在于疣猪中外，ASF病毒也存在于没有疣猪但有蜱生活的家猪群中(Haresnape，1984；Haresnape等，1985，1987；Haresnape和Mamu，1986；Haresnape和Wilkinson，1988；Haresnape等，1988)。

到20世纪70年代，在南部和东部非洲地区有养猪业的大多数国家都有ASF发生的报道(Penrith等，2004a)，这些国家的分布位置同疣猪和蜱的分布一致。西非的塞内加尔于1978年首次向OIE报道了ASF。未发表报道中的有限研究显示，尽管该病在塞内加尔南部的家猪群中呈明显的地方性流行，但疣猪并没有参与该病毒的流行或传播(Sarr，1990)。除了西非的北部地区，当地并不存在钝缘蜱属的蜱类(Hoogstraal，1956；Leeson，1953)；不过有报道称在塞拉利昂的一个疣猪洞穴中发现了猪钝缘蜱(Ornithodoros porcinus，Walton，1964)，但那里从未有过ASF的报道。1981年，喀麦隆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养猪业几乎被ASF完全毁灭(Wilkinson，1989)，随后开始呈地方性流行，不过并没有疣猪或蜱参与其中的报道(Ekue和Wilkinson，1990)。由于引起喀麦隆ASF疫情的病毒跟在欧洲流行的ASF病毒相同，有人认为欧洲的ASF可能是从西非传入的，但这从未被证明(Wesley和Tuthill，1984)。

2 ASF最近的历史

从1994到现在的这段时期见证了ASF在非洲的急剧扩张，许多国家成为有ASF流行的国家(Penrith等，2004a；OIE 网址：ebsitewww.oie.int)。在ASF的“原有”流行区出现的两宗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疾病的关注。莫桑比克最早于1962年确诊有ASF(Abreu等，1962；Mendes，1971)，之后该国中部和北部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有ASF疫情流行的报告。但是，1994年，疫情首次穿越 Save河，在该国南部的3个省份暴发，几乎摧毁了首都马普托附近规模较小但发展良好的养猪业。同样，肯尼亚自1963年起明确全国无ASF疫情以来，1994年在首都内罗毕市附近的商业化猪场暴发了ASF疫情。这两次疫情的暴发经追溯，同家猪的运输有关而同疣猪无关(Penrith等，2004a；Penrith等，2007)。1996年，ASF疫情更进一步扩大，当时西非的科特迪瓦出现了ASF疫情(El-Hicheri等，1998)，接着尼日利亚的贝宁和多哥(1997年)、加纳(1999年和2002年)、布基纳法索(2003年)也相继暴发了ASF疫情。除了科特迪瓦外，自从疫情传入以后，该病在这些地区并没有被清除，反而又暴发了多次。

尼日利亚、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家在2007年仍然报告了有ASF疫情的发生。1998～2000年，佛得角的圣地亚哥和马约岛、冈比亚和塞内加尔也遭遇了严重的疫情。不过，该病对这几个国家而言并非是新出现的猪病。1998年马达加斯加首次报告了ASF疫情。与此同时，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疫情。可能是因为养猪数量的增加使得能够感染ASF病毒的猪的数量也增多。2007年10月，岛国毛里求斯首次报告了ASF疫情。非洲大陆之外的葡萄牙在1999年暴发了一起ASF，但疫情很快被遏制住。2007年7月，来自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样本被确诊有ASF病毒存在，大量的猪在疫情得到确诊前就已经死亡。ASF疫情在数月内又传到了亚美尼亚，并且到2007年底，俄罗斯车臣地区的野猪也被检出有ASFV。2008年1月，阿塞拜疆的一个猪场小范围地暴发了ASF疫情，但很快被控制住。不过俄罗斯很多地区后来陆续有疫情发生的报道(www.oie.int)。

3 ASF病毒的传播与扩散

非洲猪瘟病毒(ASF Virus，ASFV)是通过受感染猪与易感猪间的接触，通过食用受感染猪的肉，被受ASFV感染的蜱叮咬(Ornithodorosspp.)以及接触了受含有ASF病毒的物品(如来自受感染猪的血液、粪便、尿液、唾液)污染的材料或物件(如垫料、饲料、设备、衣服和靴子、交通工具)进行直接传播。尽管疣猪是ASF病毒的天然宿主，但已有文献充分地证明疣猪不能将病毒直接传给家猪(Thomson，1985)。其他种类的非洲野猪(Potamochoerus)属的丛林猪和巨林猪(Hylochoerus meinertzhageni)如果存在的话，它们在ASF流行病学中的作用尚未阐明，但是丛林猪能在实验条件下将病毒传给家猪(Anderson等，1998)。实验性研究显示，ASF病毒仅能够发生短距离空气传播，不超过2 m(Wilkinson等，1977)。除蜱外，其他被证明可以携带ASF病毒一段时间(长达48 h)并能将病毒传播给猪的节肢类动物是厩蝇(Stomoxys spp.) (Mellor等，1987)。由于它们是一类很小的苍蝇，除非被无意间转到另一个猪场，一般只能在猪群中传播病毒。其他潜在但从来没有被证实且似乎是极不可能的病毒传染源是饮水(病毒在饮水中会被快速稀释，因此不可能达到可引起猪感染的剂量，因为ASF的感染剂量相当高)、老鼠、鸟类(Penrith等，2004a)。尚无可靠的证据能证明病毒可以通过怀孕母猪的胎盘传给胎儿(Penrith等，2004a)。也没有报告称病毒可以通过性传播，但病毒可以通过生殖系统的分泌物释放到环境中。因此，陆生动物卫生法典(OIE，2006)提供了可以确保精液无ASFV的指导方法。

在南非，自1951年以来，ASF的暴发仅在ASF控制区或控制区附近(1996年，林波波省控制区外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疫情)被记录到。控制区是根据是否存在受感染的疣猪和蜱来划定的。这一区域位于南非的东北部，包括林波波省大部分地区以及西北省、姆普马兰加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的多个地区。这些疫情的暴发原因都是由活动无限制的家猪与疣猪之间的接触导致感染ASF病毒的蜱叮咬家猪引起的。控制区的养猪法规规定，饲养猪的设施周围必须有防止猪出入的障碍物，通常是双排栅栏。根据这些要求管理猪场的养猪场并没有暴发ASF，且有一个值得骄傲的无ASF感染记录。

非洲国家最近多次暴发的ASF疫情并非是由家猪与疣猪或其他野猪接触后造成的，而是由于受感染的猪或猪肉制品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找出与野猪的联系相对容易，且当这些联系找不到的话，它们可能会被排除出感染源。另一方面，通常困难的是能否确信可追溯到跟猪相关的疫情暴发源，因为所涉及到的运输通常是非法的。

过去10年间，ASF病毒的分子遗传学特征的研究进展已经大大地促使我们了解到引发疫情的病毒可能源自何处，同时了解到它们可能会如何扩散。引起喀麦隆暴发ASF疫情的病毒来源已在上文提及。随后使用更先进的技术进行的研究已经证实，发生在西非的所有ASF疫情和在欧洲、加勒比和巴西发生的ASF疫情，它们的病毒都属于同一基因型(Bastos等，2003；Ekue和Wilkinson 2000；Nix等，2005；Otesile等，2005；Phologane等，2005)，而在南部非洲和东非流行的ASF病毒属于多种不同的基因型(Lubisi等，2005，2007；Boshoff等，2007)。感染马达加斯加猪群的病毒被证明可能起源于莫桑比克(Bastos等，2004；Gonzague等，2001；Lubisi等，2005)，并且现在相同的基因型被证实是引发毛里求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ASF疫情的病原。可以证明，2001年、2003年和2004年在坦桑尼亚不同地区暴发的3次疫情是由3种不相关的ASF病毒造成的，因此也表明有3个独立的传入途径(Wambura等，2006)。尽管这些信息非常有用，但通常情况下这不能确定感染的确切来源和途径。

散养的猪因能够与不同来源的猪接触以及由于其觅食习惯而很容易感染ASF病毒。这种习惯包括食用ASF病死猪的尸体和含有受感染猪残留物的垃圾。然而，可以认为人在ASF病毒的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不仅负责猪和猪肉产品的运输，并通常进行长距离的运输，而且人在没有采取任何卫生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从病毒污染场向无污染场的流动，因而承担着病毒的传播者。用污染了感染猪血液的针进行注射，在ASF病毒传播上所起的作用也有报道(Penrith等，2004a)。

受感染的猪在疾病的潜伏期最为危险，在发展到出现疾病的临床症状前48 h，它们会向体外排出大量的传染性病毒。同时在出现临床症状期，大量的病毒会分布于血液、分泌物和排泄物中。康复的猪在临床症状消失后能够继续排毒约1个月。还没有证据表明康复猪可以作为ASF病毒的长期携带者(Penrith等，2004b；Valad?o，1969)。在较大的猪群中，由于持续补充ASF病毒易感猪，因此病毒可以长时间地存在(Penrith等，2004b；Penrith等，2007)。在已经产生对ASF病毒一定程度抵抗力的猪群中，病毒在猪群中流行和传播的能力得到了增强。较低的死亡率意味着在疫情暴发期间，猪群的规模没有减小，而是成为了一个完全易感的群体，因此疫情的暴发并没有自限性(Penrith等，2004b；Penrith等，2007)。这样的猪群可能广泛存在，在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东部地区以及安哥拉都很可能被证明存在(Concei??o，1949；Haresnape等，1985，1987；Mendes，1994；Penrith等，2004b；Penrith等，2007；Wilkinson等，1988)，它们可以作为其他地方发生感染的一个持续的传染源。

ASF病毒在有蛋白质存在的环境中具有非凡的生存能力，可存活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来自在ASF传染期宰杀的猪肉或自然死于ASF的猪肉，是ASF病毒的一个理想传染源。ASF病毒对高温有较强的抵抗力，病毒在60 ℃环境下至少要经20 min才能被灭活。因此，不仅是鲜肉或冻肉，还是腌制猪肉、烟熏猪肉和风干猪肉都可能含有感染所需数量的病毒(McKercher等，1978；Mebus等，1997；Plowright等，1994)。ASF病毒在一些组织中也可以存活很长一段时间，如骨髓，这些组织即使发生了腐烂还能存活。在ASF呈地方性流行的区域，这一情况在感染觅食腐肉的猪上可能起着一定的作用。

4 控制

在南非，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在ASF控制区实施现有的立法，ASF得到了良好的控制。然而，最近对蜱类分布及它们的ASF感染状态分析后显示，蜱存在于当前控制区以南至少100 km的地方，同时使用聚合酶链式反应(源自Onderstepoort兽医研究所外来疾病研究部未发表的数据)能够检测到ASF病毒的遗传物质。这些发现和不能从蜱分离到活病毒的事实是否存在潜在影响仍然有待评估。气候条件改变对南部非洲地区蜱分布的潜在影响也需要调查。ASF的控制措施重点是防止疣猪和家猪之间的接触，同时确保受感染的猪和材料不离开该地区。

然而，最近的许多ASF暴发事件与生猪和猪肉生产的国际运输和贸易相关。这表明，我们不能因为南非其他地方无ASF而对安全性感到沾沾自喜。因为南非的ASF控制区并非是ASF病毒唯一的来源。该风险因2004和2005年猪呼吸和繁殖综合征(PRRS)和古典猪瘟(CSF)传入南非南部沿海地区以及2000年猪O型口蹄疫传入夸祖鲁- 纳塔尔等事件而需要引起重视。

由于在无人的帮助下，ASF病毒不能进行远距离的传播，因此ASF可通过执行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得到预防。这涉及到应用相关法规，如果能够得到严格遵守，将不仅能预防ASF，也可以预防其他不受欢迎的疾病。这些规定包括限制人员和车辆进入猪饲养区，确保饲养员和其他必要的访客如兽医，在进入猪场前做好消毒工作，最好给他们提供防护服且不要将防护服带离养猪场，不要给猪饲喂含有猪肉的泔脚。最后还包括不要给猪饲喂剩菜，因为人的食物不允许进入养猪场内。

足浴消毒池在消灭ASF病毒方面通常并不是很有效，因此不能将其作为仅有的预防措施，但应该明确地将其作为猪场生物安全方案的一部分。为获得无疾病认可，分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概念最近被纳入OIE的预防方案中，这一概念非常适用于ASF，且其中的许多原则已率先在ASF控制区实施；其指导原则仍然处于开发阶段，但考虑到病毒传播时所利用的所有方式，主要基于在整个生产链上保持严格的生物安全，以防止特定疾病的入侵。

依靠动物卫生当局以确保ASF等多种疾病的安全可能会令人失望，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力采取措施来防止全国的猪免于疾病的发生，而是人在设法规避法规方面，特别是当有利益动机的时候，会显示出极大的“创造力”。因此，对控制像ASF这样的疾病而言，重要的是养猪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了解该疫病，并知道他们自己必须在其经营的范围内采取措施以控制疾病的发生。

将来，疫苗很有可能会被纳入ASF控制方案中。目前对疫苗的研究是基于研究某种ASF病毒弱毒株保护猪群免受基因型相近的强毒分离株的挑战(Boinas等，2004；Leit?o等，2001)，同时利用这些保护性模型中所牵涉到的免疫学目标和机制去开发可预防此病的疫苗。一种策略是研制减毒的ASF病毒疫苗，方法是对强毒株相继剔除已知参与逃避宿主免疫系统的基因序列、毒力基因、在蜱媒介以及猪巨噬细胞中复制所需的基因，同时在不同阶段检测疫苗的免疫效率，以确保在预防感染和流行上有充足的免疫力。

最新的研究否定了早期认为中和抗体在预防ASF上不能起到重要作用的看法。一项类似的研究证实，被动转移的抗ASF病毒血清能够防止猪受到致命性的攻击(Onisk等，1994)，同时一些蛋白(如P30、P54和P72蛋白)的中和抗体能显著影响疾病的发展进程，且在某些情况下能对同源或异源病毒的挑战提供充分的保护(Gomez-Puertas等，1996，1998；Barderas等，2001)。然而，一项最近的研究获得了与这些发现不同的结果，该研究显示这三种蛋白的中和抗体并不能够产生保护作用(Neilan等，2004)。为了改善以前的结果，正在进行的研究使用重组伪狂犬病毒表达这三个蛋白，该病毒具有细胞内表达的优点，因此能对负责免疫反应的一系列淋巴细胞(CD4、CD8 T细胞以及B细胞)产生刺激。重组技术领域的发展给未来成功开发出有效的疫苗带来很大的希望，但是这样的疫苗还没有研制出来。

然而，要记住的是有了有效的疫苗并不是意味着其他预防措施就不必要了。相反，生物安全仍然是保护动物抵御疾病的基石。

5 结论

ASF对全球养猪生产继续构成严重的威胁。自从1994年以来，ASF分布范围的扩大说明了ASF病毒能够快速地进行长距离传播。2007年格鲁吉亚意外出现了，同在东部非洲流行的ASF病毒有相同基因型的ASF病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94年以来，ASF在新地区暴发，几乎都跟家猪及其产品的运输有关，而并非是接触了作为病毒自然宿主的野猪所致。在南非，有必要意识到非洲猪瘟控制区域，并不是当前无ASF疫情地区唯一的潜在传染源。控制严重的跨边界疾病(如ASF)的职责永远属于兽医主管部门。但毫无疑问的是失败将会出现，除非养猪生产者了解ASF如何进行传播，并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以确保他们自己的猪群会不被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