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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母亲】一上午,一下午

 浑圆流韵 2015-05-10



家乡之一。


  某些早上起来,凝望窗外的阳光,我总会在一刹那神游到童年时的某一个时刻,有一些记忆中的场景会特别清晰地浮现出来。

  那是乡村的早上,母亲在大屋前的禾坪上临时架起了许多竹竿。母亲总会选择冬天某个暖阳天做红薯粑粑。历史上南方农村经历过很多轮饥荒,所以农村人世世代

代有本事将那些可怜的粮食折腾出各种花样,比如红薯就可以做出几十种花样的食物。红薯粑粑是把秋天收回的红薯晾上两个月,待其糖份充分渗出,就洗干净煮熟,去皮,把那些杂质都去除掉,放进木刻的磨具中将红薯压成饼;如果拿一根木棒将煮熟的红薯捣烂,再放进另一种模子中,那又成另一件作品了。当然,各家的做法并不相同,在我的记忆里,把红薯加工得极精细的只有两个人,一是我姑伯娘,还有就是我母亲。

  但我并不想谈红薯,我想说的是那上午的阳光。当一大锅一大锅的红薯用大木桶盛着放到禾坪,腾腾的热气透过搭在竹竿上的布幔,透过新鲜而温暖的阳光升腾向上,我的心里总是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感。我会在临时搭建的竹竿阵里和我的堂兄弟们嬉闹,或者趁大人不注意,从大木桶里迅速掏出只红薯,跑到僻静处开始吃起来

  至今我也不知道那种喜悦来自何处。当时虽然年幼懵懂,但是我已经清晰知道我生活的世界封闭,贫穷。我也知道吃米饭是尊,吃红薯豆子饭就卑;吃鸡鸭鱼肉是尊,吃青菜萝卜是卑;穿尼龙T恤呢子大衣是尊,穿士林蓝的土布衣或者穿不起袜子就是卑。

  所以我只能理解那喜悦来自那时候的阳光,干净澄明。而且,只有在那样的早上,母亲干活会格外专注,她的脸色温柔平静。


  14岁那年,我去上高中了,学校在离家四十公里的一个镇上,有一条从衡阳到邵阳的大马路经过学校门口。但是我很少乘车走那条路回家,我经常绕过学校的后山,走一段方工乡的山路,又走一段檀山乡的山路,走过两个集市,三个小卖部,四个地方的狗很凶……这样五六个小时后,我就回到家了。

  那是家里很艰难的几年。只是自己还不太懂事。记得第一年在学校学会了喝啤酒,下馆子,为了面子和一帮狐朋狗友混。于是一个月就花光了家里预计一学期的用度。我写信向家里要钱,作为承诺,我在信中说,“一定好好念书,将来回家做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民。”父亲叫哥哥到学校来,告诉我如果一开始就想做农民,就不要在学校浪费时间了。家庭的境况不容许我有可笑和幼稚的想法,也击毁了我残存的对生活不切实际的幻想。又或许因为自己到了敏感的青春期,总之就再也没有体验过那种无来由的喜悦。

  我必须在立刻滚蛋和好好念书中做出选择。但是第一年的成绩出来了,没有悬念,我的英语18分。我不知道如何开口和家人说,并非自己没有办法向他们隐瞒。母亲不识字,父亲只上过私塾,哥哥初中生,他们都不会明白高中学习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决定告诉母亲,想看看她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母亲很平静,只是说,你行的,你行的。“你发蒙那年,六岁还不到。细黄竹堂的云峰说,哎呀这可不行,他这么小这么点高,将来老倒班(留级)可丢大丑了!我问你行不行,你自己说你

行的!果然你年年都是第一。”

  我带着这无来由的“你行的”,完成了并不快乐的高中生活。


家乡之二。


  因为母亲总是病。到我高中毕业,母亲就六十岁了。头一年寒假,母亲说,多年前算命先生说过,她最多只能活到六十岁。她拿出用塑料袋包裹了几层的一包红薯粑粑,那粑粑上撒了芝麻,裹了她自己熬制的糖浆。母亲,“你不爱吃红薯片,就爱吃这红薯粑粑,还嫌别人家的不好吃。我担心以后你吃不着,这次就把做的红薯粑粑都给你吧。”她把红薯粑粑装进一口木制的行李箱。那是陪伴我高中三年唯一的“家具”。上大学后我嫌它土不肯再用,哥哥捡了去做了工具箱。

  算命先生将母亲的寿命从六十岁推算到七十岁。等母亲过了七十岁,想问问算命先生她能不能活过八十岁,算命先生已不在了。

  母亲活了八十六岁。只是她似乎永远在生病,也查不清什么原因。

  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其实我并不曾格外喜欢那红薯粑粑。但是也无所谓,母亲视力越来越差,再也没能力像当年排兵布阵般在禾坪上制作红薯粑粑了。

  我十八岁离开家乡,回去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与母亲有关的记忆,似乎总是和食物连在一起。母亲擅于做各种腌菜,自制零食,能炒出美味绝妙的菜。但是讽刺的很,母亲的病就是无法进食。她吃进一口米饭,一会就看见她坐在那里拿拳头在胸口不停地扫,像她的食管里有一个调皮的孩子似的。半晌,母亲吐出一句话来,“又噎住了!”

  六十岁开始,她就只吃流质食物,或者煮的稀烂的面条。她告诉我,“我这一辈子总是在饿!九岁的时候我爹死了,没爹的女子哪能不受苦!家里也没点地,也没点山。饿了到山上去采点野菜野果,每回都要遭受白眼,因为山是别人家的!嫁到大黄竹塘蒋族来,也没有过上过好日子。等你爹在城里做生意赚了点钱,又‘走日本’了,把个家产都败了。还有吃食堂饭的时候,那真叫饿啊。我这病,或许就是那时候落下的。今天这日子好了,有得吃了,我却吃不下了!看着你们吃香喝辣,我只有羡慕的份。”

  我坐在母亲身边听着,我也无能为力。



  在北京读三年研究生后,我对食物的接纳开始变得辽阔。所有的菜系都能接受之后,我觉得自己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有一回下夜班,一干人去并不八卦的八卦一路吃宵夜。吃着吃着上来一份爆腊肠。一入口,我觉得整个人被雷击中了似的,好像无数根沉睡的味蕾被唤醒,又好像一颗球突然被挥杆击出,回到了多年之前。我开始在记忆中搜寻,以解释这突如其来的感觉究竟为何而来,门外长途运菜的车子停下,饭店的员工卸菜时说的家乡话让我明白了,这腊肠和母亲做的风味很接近。家乡的腊肠是将猪小肠清理干净后,在烟火中熏得焦干。而母亲只在家里有贵客来的时候才会炒这个菜下酒,每每得到客人的盛赞。因为她做的爆腊肠吃起来很有嚼头,而香味弥久不散。

  我楞在那里,强烈地想念着母亲。

  不久,我把父母亲接到深圳来。这是我十八岁上大学后与父母朝夕相处最长的一段日子。但是也没有更多的交流。我总是夜班,每日里过午才起床,勉强能和他们一起吃上午饭,而后在他们午睡的时候,我又要赶去上班。后来母亲就不再午睡,说是中午睡了晚上难入眠。

  每天下午,母亲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视力差了,又不识字,也听不懂普通话,所以连电视剧她也不看。那时我们还没有孩子,午后家里总是显得格外安静。深圳冬日的太阳在午后会穿过餐厅的窗户,在木地板上投下变形的光影。母亲就呆呆看着这光影,她小而孱弱的身体因为卷曲而显得更小,只能占到沙发极小的一角。我总问她,“你不舒服吗?”母亲回过神来,“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用?”她总是用这样的感慨来开始一场意义不明确的对话。当然,我知道她内心里是希望我能坐到她的身边,用乡音和她聊天。

  在深圳的那些日子,我发现母亲的变化。她再也不扯张家长李家短的话题,也不再对生活感到忧心忡忡。有一天她告诉我,“你爸老糊涂了,居然问我们现在住在哪里?我告诉他住在儿子家,他不信,还说反正他现在一无所有,骗不了他什么。”母亲觉得这件事很好笑,她张开觜大笑的时候,才发现已经缺了好几颗牙齿了。

  如果不陪着她说话,每次我到客厅时总发现她在打着瞌睡,开始轻轻走过去给她批件薄毯子她又醒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用?”

  有一天母亲突然没有办法吃进东西了,她赶紧告诉我说,她必须马上去看医生。“我饿了一辈子,最后肯定会饿死啊!”医生安慰了她,打针,配药,回来,果然又能进食了。

  她没有糖尿病,没有心肺病,没有血管栓塞。母亲七十几岁的时候,几乎没有白头发,她思维清晰,记忆力也超级好。

  母亲每日的主食总是流质食物,粥,面。她吃苹果用小刀一层层刮着吃。她喜欢好丽友的巧克力派,喜欢将橘子掰成一瓣一瓣,把所有的经脉都剥得干干净净才吃

  母亲突然嚷着要走的,她说不能客死他乡。她怀疑父亲的时间不多了。

  这半年是我上大学后与父母朝夕相处最长的一段日子。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段日子。



  五年之后,年近九十的父亲走了。在父亲八十岁开始老年痴呆之后,母亲每日照顾他。偶尔她也生气,发牢骚,但是像程序设定好一般每天带父亲出去散步,为父亲换洗,照顾他吃饭。父亲走了之后,母亲一度很失落,像突然下岗了似的变得孤独。

  又过了三年。一天突然接到哥哥电话,说母亲让我赶回去见她。我在傍晚时分赶到衡阳市哥哥的新家。我进她房间的时候,她围着一张薄被坐在床的中央。看见我,母亲放下被子,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神情,是惊惶,绝望,哀愁还是别的什么,我来不及细想。只是仅仅三个月不见,母亲消瘦的样子吓了我一跳。

  母亲张开手,我赶紧坐到床边去抱她。这一个拥抱让我的心咯噔一下。我以为我抱住她了,突然像扑了空,我才发现她的瘦比我想象的更瘦。我像抱住了一张纸。

  母亲在我和哥哥面前,撩开自己的衣服,“你看,我身上一点肉都没有了!”母亲的胸部真的一点肉都没有了,因为没有肉,两颗乳头就显得格外大,皮肤紧紧贴在骨头上,露出一条条凹痕。

  这是我记事以后第一次看母亲的身体,也是最后一次。我立刻就哭了。

  母亲说,“我以为这辈子看不到你了。看到你就好了。说句实话,我不想死,还想活个十年八年。不过生死都有定数的。那年算命的瞎子说我活不过六十岁,谁知道二三十年了这话也没应验。我叫你回来就是想把我的故事说给你听,你都不知道娘这一生是怎么过的呢!”

  我打开手机听母亲说自己的故事,那些真实却闻所未闻的故事冲淡了我的忧伤。

  我答应母亲,我会亲自为她撰写一篇祭文。



  我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的母亲。

  哥哥说,母亲的体重已经不到六十斤了,因为连续两个多月都无法进食,任何食物包括牛奶都是一进食管就吐了,根本到不了胃里面。因为胃里长期没有食物,分泌的胃酸就会刺激胃壁让人痛苦,这需要服药,但是母亲没有办法服药,因为药物无法从食管到达胃。

  我和哥哥带母亲去各家医院。医生说要知道到底是什么病就必须做食道和胃镜,但是这么大年纪医院不可能同意做这种检查。即使我们子女同意也不行,因为这么大年龄的老人根本无法承受。而且即使做了检查确定了病因,可能也根本没有办法治疗。而不做检查就无法确定病因,也就没有办法开药。再说,即使开药,她也服不下去。

  我发现自己进入一个绝望的怪圈里,所有的环节闭合成为一道铜墙铁壁,我没有办法攻破它。

  这是身为人子最痛苦的经验。每一个决定都不能确定对还是不对。而且,很多时候你必须选择最为消极的办法。那种时刻的无力感,我此生从未经历。我常常在深夜人静而虫鸣不已的时刻,祈祷有神明指引我,如何做正确的选择不让母亲感到痛苦。

  两个月后,我们兄弟带着母亲回到久违的大黄竹堂,她十六岁就嫁过来的家。我们到处找药物减轻她的痛苦。我们每天陪她见那些熟悉的邻居,亲人,看她熟悉的地方。

  十天之后,清晨,母亲平静地走了。

  好长一段时间,我不能坐下来想母亲,她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手里拿着抹布在擦洗什么,或者在厨房里忙碌,醒来我怅然若失。  

  这是一段漫长的痛苦的时间。终于在这痛苦中我体验、理解和接受了母亲的痛苦。我相信这就是命运。直到那一天,我才觉得完成了对母亲的情感依赖。我放下了母亲。

  这是一个有阳光的下午,我坐在深圳的家里,体会这是怎样一个下午。在父母都离开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开始进入这样一个有阳光的下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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