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路上的侦察员
1903年9月，巫德九同志出生在江西省万载县巫三堂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29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初参加农民赤卫队，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斗争，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是红军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十七师五十一团侦察员。
巫德九同志生前在个人自传中回忆道：在当侦察员期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每次都能不打折扣地完成，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特别是长征途中，每到一个地方，找不到老乡和向导，自己就去侦察行军路线，了解情况，有时要跑很多路。就是在十分危险的时候，也能不顾艰险，不考虑个人安危，按时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那时没有任何顾虑和杂念，上级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对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从来没有讲过价钱，总是愉快地接受，坚决地完成，因此没有受过任何批评和处分。即使是爬雪山过草地时，也能完成领导交给的警戒和联络部队的任务……这一时期，参加了永阳、金田、沙市、大广坳、红庙、龙加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以则河、将军山、观音堂等数十次战斗。在战斗中受过重伤一次，轻伤数次。
杨凤书女士回忆说，1943年冬天，她刚满18岁，是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卫生所的卫生员，经人介绍，第二年和时任三十六团团长巫德九结了婚，并调到该团卫生队工作。虽然和巫德九携手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但对他长征那一段经历不是太了解，不过自从她分到分区卫生所后，听到过他的许多故事，有些真的很生动，富有传奇色彩。在反围剿时他负了重伤，子弹打中了大腿，差一点打中动脉。取子弹时，是用一个消了毒的竹片，伸进伤口里去探子弹所在的位置，当时他痛得大汗淋漓，就像是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每当他说起这件事，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一刻还不如打死了痛快！”，可见疼痛至深。还有一处，子弹是从左脸颊进，颈骨出，这一处伤几乎让他送了性命，大家以为他真的要见马克思了，没想到他又活了下来，很长时间他的嘴都张不开，是靠把他的牙齿撬开给他灌些米汤之类的食物来维持生命……
身赴抗日烽火
在抗日战争时期，巫德九参加了保卫抗日根据地的灵寿战斗、同下战斗、木佛战斗、塔底战斗以及著名的陈庄歼灭战。每场战斗都十分严峻和残酷。
1937年7月，巫德九任红军六军团十七师五十一团四连副排长，同年8月任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一营一连副排长。9月随三五九旅工作团深入敌后到河北平山、井陉、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开辟新的抗日革命根据地。1938年初，任晋察冀军区四分区独立营连长，同年3月任井陉游击队副队长，8月调往四分区八大队五中队任中队长。1939年3月任四分区五团二营营长；1940年12月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侦察股股长；1942年2月任井陉九区队参谋长；1944年8月任晋察冀军区四分区三十六团团长；1945年4月任冀晋军区四十团团长。从他个人的这些履历中，随着他职务的不断晋升，工作的频繁变动，我们不难发现，他转战南北，英勇作战的身影。
陈庄位于河北省灵寿县西部，是我晋察冀边区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交通也比较方便，又是抗大二分校的所在地。因此，这里成为敌人扫荡的重要目标。1939年9月中旬，敌人纠集了水原旅团一部即田中大队和伪军共2000余人，从灵寿出发向陈庄进犯。在回顾陈庄战斗时，巫德九在自传中写道：9月下旬一个深夜，我带领二营参加了战斗。五团只有二营参加了这次战斗。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在坡门口一带阻击敌人的退路。一二○师在岔头方向包围了敌人，敌人要想突围，坡门口是必经之路。我们营从拂晓进入阵地，不到天明，敌人就冲了过来，进入了我们的埋伏圈，我打响了第一枪，接着机枪喷射出愤怒的火焰，战士们把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顷刻间阵地前躺下了敌人30多具尸体。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人晕头转向。为了逃命，敌人集中兵力拼死突围……战斗进行最激烈的时候，聂荣臻司令员通过分区打来了电话，询问战斗情况，并向全营指战员表示慰问，指示我们一定要坚守阵地，不能放跑一个敌人。我代表全营同志向首长表示：誓与阵地共存亡，决不让一个敌人从我营的阵地前跑掉！聂司令来电话的消息立刻传遍了阵地，战士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士气高涨。敌人的飞机前来增援，战斗打得更加艰苦，官兵们又饿又乏，天黑以后，越打越感到困难和吃力。全营600多人只剩下一个连的兵力，营指挥员只有我一个，四个连的干部也只剩下六连长了，其余的连排干部不是受伤就是牺牲了。我把剩余下的人组织成一个连，集中兵力坚持到最后。从早晨打到晚上，共打退敌人9次进攻，敌人尸横遍地，我们伤亡也很大。战斗结束时，全营只剩下六七十人。等团里派一、三营增援时，敌人已经被我们消灭得差不多，战斗基本结束了。分区政委刘道生同志亲自到二营来慰问。在战斗总结会上表扬了二营，说二营打得坚决、勇敢、顽强，敌人没有一个逃出坡门口。
杨凤书说，邓华司令员、刘道生政委对巫德九非常好。因为他打仗非常勇敢，打起仗来命都不要了，当时被干部、战士戏称为“巫傻子”、“红眼团长”。1944年，她和巫德九刚结婚不久，巫德九带着一个营在灵寿狗台一带与多于他们数倍的敌人打了一仗，战斗结束后，一个营的人只剩下他和警卫员王纪栓，还有一个受伤的连长，其余的全部战死了。事后她问丈夫巫德九，那么多人都牺牲了，难道你不怕吗？巫德九毫不在乎地说，打仗就有牺牲，那么多人都牺牲了，我还怕死吗？没打死我是我命大，我时刻准备牺牲。她没想到巫德九面对死亡竟如此坦然。
为人民得解放把“匪”剿
巫德九同志，1946年2月任冀晋军区独立二旅五团团长，1947年12月任北岳军区一分区十三团团长。1948年8月任一分区一团团长，1948年9月调往北岳军区第一军分区任副司令员，1949年4月参加领导了和平解放大同的接收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部参加了绥远包头战役、平汉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和解放应县、张北的战斗。
据史料载，1948年9月，北岳军区下命令调巫德九任第一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是赖富。1948年10月，察南绥东的广大地区除大同外，都被解放军占领。11月24日，攻打大同城前线总指挥部成立，军区司令员王平任前线总指挥。随后，王平司令员率所属部队与一分区副司令员巫德九率领的两个步兵团和浑源支队共一万人，分别部署在大同西郊口泉、云冈、孤山等地，将大同城团团包围起来。前敌指挥部设于阳高县南小白登地区。后又移至大同城东二十里铺村。11月，北岳区在浑源组建了大同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王平、副主任赵汉（地委书记）、委员有李铁柱、赖富、王子平、巫德九等9人。
在包围大同期间，不断有小股敌人出动，外出抢粮，均遭到我军的打击或被消灭。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我二十兵团的8个师从太原挥师北上，准备强攻大同。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大同敌军表示愿意放下武器，接受和平解放大同的条件。这样，在围困大同近半年之后，1949年5月1日，我军接受了大同守敌的投降，5月2日，我军举行了入城式。当天，《晋察冀日报》发布重要消息：山西北部重镇大同和平解放。国民党军队1.3万余人全部放下武器，离城到指定地点接受改编……
巫德九自始至终参与组织了和平接收大同的工作。他在自传中说，在参加和平接收大同工作的过程中，能够严格执行上级的指示。后来，王平司令员在总结工作时说，大同和平解放接收物资工作未发生任何问题。1949年5 月，军区任命他为察哈尔省军区雁北军分区司令员兼大同警备司令部司令。
巫德九任雁北军分区司令员时，积极配合地方政府的工作，响应党“发展生产”的号召，从1950年3月17日开始，历时3个月，军分区出工50317个，完成了修整御河支干渠20余公里，可灌溉土地10万亩。谈起修整御河渠道，杨凤书女士回忆说，在一次修渠过程中，一个村民忽然累倒在工地上不省人事，正在工地上参战的巫德九闻之，立刻命官兵把其背上车，护送到医院，其间，他还亲自到医院看望病倒的老乡。当时“土匪”活动比较猖獗，扰乱老百姓生活，给老百姓造成很大的伤害，巫德九的行为在军民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有记者在报纸上进行了宣扬，从而也鼓舞了军民团结奋战共建家园的士气。
同时，1951年1月21日，雁北军分区召开第一次人民武装工作会议，确定“剿匪”是当前的工作重点和“包打包剿”的原则。会后，司令员巫德九组织并指挥了“剿匪”工作。据杨凤书女士讲，那时司令员巫德九短则七八天，长则一两个月不着家是常事，回家也是匆匆忙忙的换件衣服就走，那一年年根底基本上清除了“匪患”，使当地的治安得到了保障，老百姓过上了安心的日子。
1952年7月，巫德九调任山西省忻县军分区司令员，1953年1月调任晋东南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65年离休，在山西省军区第一干休所休养晚年，享受正军职待遇。
生命的延续……
1990年5月8日，巫德九因病在太原逝世，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享年87岁。他的爱人杨凤书女士和8个儿女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他（她）们每个人的心里对巫德九都怀有深深的眷恋和无限敬仰之情。
杨凤书女士回忆说，老巫是个积极上进、严于律己的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部队进行了整训，侦察连解散，他和大部分人员去了教导大队学习，但在那里学习的机会并不多，大部分时间是和友军（指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成的西北军）一同外出搞宣传，向群众宣传抗日，扩建红军队伍。1940年1月，他在抗大二分校特科大队第一队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学习，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44年的年底，党中央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抽调一部分有战斗经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老同志或老红军到延安去，一边休整，一边学习。其中就有巫德九。这使他的文化水平、军事指挥能力及其他工作能力都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她还告诉我，在大同和平解放前，巫德九所带的团作为主力参加了攻打应县的战斗。应县是阎锡山的部队驻守，工事修筑得特别坚固，战斗打得很艰苦，牺牲了许多战士，最后还是把应县攻下来了。供给部门的同志当时把从敌人碉堡里搜到的一包袱布匹偷偷分给部队的几个首长家属。巫德九得知，狠狠地批评了她和供给部门的同志，并将布匹全部收缴上来交了公。
大女儿巫建珍回忆说，父亲从工作岗位离休后，家就从长治搬到了太原，当时，住房周围有一片空地，父亲带着他们把这片地开垦出来，拾粪积肥，种果树、种蔬菜，养鸡养兔，用父亲的话说“搞副业生产”。父亲为了种好菜地，虚心地向老农请教，向农科院的果树工人学习，亲自给果树嫁接、剪枝。常有吃不完的西红柿、豆角、辣椒等蔬菜，苹果树、梨树、葡萄树也获得丰收。这让她们的家充满了温馨、幸福和快乐。
三女儿巫建英说，1964年，她在长治友谊小学上学，父亲受学校邀请，以亲身的经历给全校的师生做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报告，讲的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事情，使大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从此，她对父亲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四儿子巫建华说，父亲经常给他们讲红军的故事，讲父亲过去受的苦，教育他们要艰苦朴素，做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有用的人。父亲是这样讲，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掉了几颗米粒，父亲说了他一顿，告诉他粮食来得不容易，不要浪费。当时他并不以为然，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当他看到父亲在吃饭时不慎掉了一粒米，马上捡起来放到嘴里时，对他触动很大。以后他观察过数次，父亲总是这样，吃完饭后，碗里总是干干净净的，从来不剩饭。还有一件小事对他的影响也很大，父亲不顾年迈体弱，在住的院子里开荒种菜，拾粪积肥，不怕脏，不怕累。有一次他问父亲，咱家不缺钱，何必花那个功夫种地呢？父亲却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有些东西并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当时他听了之后并不明白，可是过后仔细想想，确实如此。有些东西并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如劳动人民的本色。他深有感慨地说，父亲虽然级别很高，功劳很大，却依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这是他一辈子要学，一辈子也学不完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