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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再谈顾城”，因为我在三十年前就发文谈过顾城。
几年前我开博以来，只要在家，大体上每天更新，已在某大网贴出博文百余篇，随着年事渐高、精力日衰，欲“刹车”矣。日前忽发奇想，妄图谋求明年在某大报副刊为我开个类似“文苑随笔”的专栏：千字短文，平均月发一篇。若此想获准实现，我就从博里自我解放出来，不再天天更新了。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今天原本要写《陈丽印象》下篇的。看来不得不暂时放一放，来再谈一下顾城。
事情是我的好友上海刺猬诗人一篇博发的“日记”引起的。刺兄读了《文学报》上姚全兴氏一篇说顾城的文章，有些不同看法，写了一篇博文，我在博里转载了。诗友陈发根为我留言：
发稼先生您好！看了《刺猬诗人》的这篇日记，我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我单位的一位同事叫谢象献，与谢烨是堂兄妹关系，谢烨被顾城杀死，深深刺痛了他的心。谢烨是公认的才女，顾城的很多诗都经过她的修改，才得以问世。现在又大张旗鼓地纪念顾城，好像顾城是一个壮烈牺牲的英雄！这无疑又给谢烨的家人还未收口的伤口上撒上了一把盐！
顾城的诗，我读的不多，有一次在韦娅的博客上见到了她喜欢的一首顾城的诗，诗中凸显出顾城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得不到的东西，也一定不让别人得到，他最终杀死了谢烨，也实实在在地证实了这一点。
从顾城的一些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顾城是有心理疾病的，而一些人却认为这是诗人的正常的神经质，如果我们的一些善良的诗人，对于顾城暴露出的道德缺陷，对顾城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而不是一味吹捧，那也许他就不会成为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犯了！
11月22日 16:42
我简答发根：
发根你好！
我早年在山东《作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也谈顾城之死》，与你看法一样。
发稼 11.22.
不料黔省我的一位好友、著名作家叶公将发根的留言和我的简复，不加评论、“立此存照”式地E发给一些朋友了。
为写本文，我想找出我早年写的那篇《也谈顾城之死》，明明记得曾收进我的一本集子，可我太过仄小的居室实在太乱，真可谓“云深不知处，只在此山中”。昨日下午我折腾了整整半天，大冬天的竟闹得汗流浃背，还是没找到自己那本书。极为奇怪和震惊的是，在四万余字的《樊发稼作品系年》里，居然也漏录了《也谈顾城之死》的篇名，最后终于在我的稿费记录本中查到了：此文发表于1994年1月15日山东《作家报》（顾城1993年10月8日杀妻自杀于新西兰激流岛）。原文未找到，但基本意思记得很清：顾城残忍地杀死年仅35岁的妻子谢烨，沦为杀人犯，应该受到严正谴责。
我也认识顾城夫妇。在北京作协诗歌组一次会议上。小顾腼腼腆腆、白面书生的青涩文弱样貌，他发言时略显羞涩的神态，甚至谢烨讲了一句没听清的插话，我至今还留有印象。小谢文静秀丽，上海人，她以如此方式遽然辞世的噩耗传来，令我万分惊恐，不堪想象。我曾经大声诅咒顾城的灭绝人性！——当然那都是不明就里的一时之激愤。
我大体知道顾城的出道过程。受家学影响（乃父顾工，是1950年代著名军旅诗人），自小爱诗习诗。文革期间在北京东城区文化馆《钟鼓楼》小报（成志伟主编）发表一组诗，和我的习作登在同一版上。可能他爸将这组诗寄给了已复出的诗人公刘，公刘看后写了一篇赞赏的评论文章发表在《星星》诗刊。于是顾城便一举成名。公刘是识才的伯乐，若无刘公（公刘本姓刘）慧眼，便无后来的著名青年诗人顾城。——世间事有时就这么简单！
对顾城的出众才华，我一直高度肯定；对他的诗作，我有自己的看法。有的极好（诸如用黑色眼睛寻找光明）；有的一般；有的不知所云——比如被大诗评家津津乐道、捧到天上的《弧线》。
我没见过顾城的老爸顾工。只识其诗；文革前我与他有过一次令我失望乃至愤懑的通话，其时他是军报副刊诗歌编辑，我是普通投稿者（1962年冬，我曾在军报“进军号”副刊发表评论宫玺第一本诗集《我爱连队 我爱家乡》的文章，责编是刘启光同志）.1985年，我受命编一本短诗选，写信向顾城征稿，信被乃父顾工看到，主动寄来一组诗作，我是采用了的（按选编规则一人一首）。顾城的诗，我早在编《中国新时期儿童诗选》时就选用过。
我购买过《英儿》这部长篇。实际是纪实之作，我仔细读过。“英儿”实有其人，是位青年女诗人，顾、谢的第三者。我知其本名，因与大诗人李瑛同音，我们称她为“小李ying”，在《诗刊》帮忙做过编辑。看来她是个浪漫情种，与我一位曾是诗友的知己（曾在我家住过好久）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感情故事。不久前得知她与《诗刊》一位原副主编（也是我的诗友）结婚，现定居海外。
顾城是因诗生情，因情而死。其来龙去脉，我今天算是清楚了。他杀妻时已不是正常人，是神经病患者。失去理智的神经病患者杀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不能以“杀人犯”论处。
一代英才如此谢世，是极为可叹复可惜的。
——这就是我现在的看法。
长话短说，我只能讲到这里。
樊发稼 2013年11月24日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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