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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回
河西走廊
在瓯越国因无力抵御闽越的入侵，被迫内迁之后，闽越国很自然的占据了瓯越之地，成为了整个东越之主，并升级为“东越国”。只是当南越国灭亡之后，面临这样一个四面包围（包括海洋）的局面，东越国的灭亡也没有任何悬念了。公元前111年8月，南越国灭亡后仅仅半年时间，汉帝国便征发四路大军，发动了对闽越的战争。很显然，由会稽、南越两地，海、陆并进，攻击东越国的沿海据点，是能最快结束战争的线路。在汉军的强大压力之下，战争只持续了四个月时间（还包括准备时间），便以东越国的投降而告终。
在最终如何处置“东越国”的问题上，帝国并没有特别的创新。这块性价比超低的土地的征服，并不能给帝国带来特别的利益，除了将其国民内迁，以削弱土著居民的实力以外，帝国中央的统治者，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控制这片土地。这种做法，也同样适用到了南越国的处理上。而这种大规模内迁，并放弃经营（除了设置行政机构以外）的后果就是，一直到唐朝为止，整个东南沿海都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或者说生产力出现了倒退（生活条件自然也就很艰苦了）。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央之国只有强制把那些犯错的官员放逐至此，才能保证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行。当然，任何形式的人口迁移，都很难做到一网打尽，尤其是在东南沿海这样的丘陵地形中。对于帝国来说，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做到完美。重点在于贵族阶层，以及最有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的男性居民。所以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可以在东南沿海的，看到很多古越族所遗留下来的基因。
征服闽越国，并不是汉武帝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扩张战争。实力达到顶峰的汉帝国，在扩张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在重复秦帝国曾经的路线。既可占可不占的地方，都会去尝试占有。在今天看来，这些扩张行为，通常会被视为是一种有远见、为子孙后代谋利的行为。不过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却是会透支国力的。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能够掌握资源的统治者和精英阶层，总是会有意无意的加速一些事物的发展。只是这种加速，并不应该总是被归结为“大棋论”一类的战略布局罢了。
不管汉帝国最终扩张到了什么程度，取得了多少胜利，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匈奴问题的解决，才是一切扩张得以发生的基础。所有这一切的扩张，都是在对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做到的。因此我们接下来的视线，又将回到北线，去看看在对百越之地的征服之前，中央之国的北方重心都发生了些什么。
当白登之围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解除后，汉匈之间出现了一段相对和平期。除了双方以生意人的做法，达成了“以和亲换和平”的交易以外，各自内部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是战略层面上的原因。就汉帝国来说，那些异姓、同姓诸侯们，此起彼伏的叛乱是一个问题；而经历长期战乱后，民众需要休养生息，国力需要时间恢复是更为严峻的问题。至于匈奴人，他们的问题也同样不会少。尽管在汉帝国眼中，“匈奴”似乎已经完全成为了北方威胁的代名词，但这个空前的游牧帝国，本身只是一个松散的结构。那些因为被征服，而成为匈奴一份子的游牧部落，同样有可能随着局势的变化，对匈奴王庭构成威胁。这使得匈奴单于和他的核心贵族阶层，并不能总是把目光锁定在农耕区这块肥肉上。
在评判现代中国的军力结构时，有句比较经典的总结：海军是中国人的钱，而陆军是中国人的命。这句话套用在匈奴身上，可以被改为“漠南是匈奴的钱，漠北是匈奴的命”。将经营的重心放在漠南，匈奴所得到的不仅仅是放牧期更长的草场，还可以经常性的从农耕区获得额外补给。但问题是，如果匈奴核心部落都放在漠南的话，漠北就很有可能被那些尚未完全臣服的被征服部落乘虚而入了。要是那样的话，匈奴人所丧失的，就很可能是草原的统治权了。
赚钱和保命，永远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至于匈奴人到底是侧重于经营漠北，还是更着力于南线扩张，就要视情况而定的。总得来说，时间越早，匈奴人越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稳定漠北上。反之，随着内部结构的稳定，匈奴人也会越来越有力量，发动在南线的大规模战争了。只是在怎么平衡，基于漠北在帝国结构中的核心位置，匈奴人也不可能把核心部落尽数放在漠南的。这一点，从匈奴人对蒙古高原左翼的经营上就可以看出。在这个方向，水草肥美，并最为接近农耕区的科尔泌草原，并没有成为匈奴左贤王部核心草场，而是被交给了东胡遗族“乌桓人”游牧。
在帝国内部尚未完全融合的情况下，匈奴人的重点要更加侧重漠北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也对河套平原的归属造成了一定影响。因为在白登之围之后，匈奴人并没有要求完全得到河套平原，而是坐视汉帝国将触角伸到河套平原，恢复了对前套平原东部，也就是赵、秦两代所划定的“云中郡”的统治。也就是说，汉匈双方并没有以更有可能达成地缘平衡的“管涔山”为界，而是在前套这样的平原地区保持接触。那么，匈奴人“允许”汉帝国渗透到前套平原，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做内部整合吗？
以汉、匈两国的实力、地缘结构以及战术特点来看，匈奴人要想在大同盆地立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反过来，汉帝国想在河套平原保有一个突出部，也同样非常困难。然而双方在那段和平期中，却还是在前套平原维持了一条别扭的，无法确定平衡线的实际控制线。既汉帝国保有了在河套地区的存在，却又无法占据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而匈奴也并没有因为自己所占据的优势，一定要将汉帝国压缩回管涔山以东。
在博弈当中，一方能前进到什么程度，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决心和实力，对方的实力和想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动机来看，汉帝国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在河套平原显示存在。因为最起码从面子上来看，汉帝国并不认为自己败给了匈奴，所谓“和亲”只是由于双方都不想诉诸武力，而采用的一种相互示好的办法罢了。这样想的话，其实倒也不算自欺欺人，因为匈奴也的确无法击败全力一搏的汉帝国。既然汉帝国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那么作为一个以秦王朝终结者而自居的新王朝，恢复秦帝国所建立的疆界就很重要了。
尽管和亲之后的汉帝国，实际上是在花钱买平安。但想用钱买断河套平原，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失去了这片水草丰美之地，不仅意味着匈奴人在漠南没有了稳定的前进基地，更意味着，那些善于据险以自守的汉军，可以在阴山分水岭上，重建赵、秦两代所打造的长城防线。即使是只得到由大青山——阴山所庇护的“前套平原”，也足以让汉军拥有足够的地理优势，来打造一条相对完整的防线。也就是说，从匈奴的角度看，放弃整个前套平原，与汉帝国形成有明显地理分割的地缘平衡线，对自己并没有好处。相反，在汉帝国强烈希望在河套平原建制行政区时，让汉帝国“适当”的占据部分前套平原，对匈奴人来说反而会有更大的利益。
我们知道，作为北亚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帝国，匈奴暂时并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而逐水草而据的生活，也让他们对于土地得失本身，并不象农耕民族那么敏感。如果一片土地，有着比自己游牧牛羊更高的产出，而又无力阻止自己在丰收的季节前去收获，那么匈奴人其实并不介意，这片土地名义上归属于谁。换句话说，汉帝国能够在前套平原，重建一个缺乏地理防御能力的“云中郡”。并不是因为匈奴无力控制这一区域，而是匈奴人觉得汉帝国耗费超量的资源所维持的这个突出部，更象是为自己在经营一个可以轻易进去打猎的猎场。
基于同样的理由，在汉匈博弈线的最东端——下辽河平原，匈奴人也同样不认为需要把汉帝国，压缩直燕山以南。而为了经营这个和云中郡一样缺乏地理屏障的“辽东郡”，汉帝国也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匈奴拥有战略优势的年代，这两个边郡也是受到匈奴攻击最多，损失最大的行政区。如果匈奴试图吸收农耕文化，并依照中原政权结构建立帝国的话，那么最起码在一开始，汉帝国是无力保有这两个突出部的。
虽然汉帝国在竭尽全力的保有在河套平原和辽河平原的突出部，但在具体的经营上，云中郡的经营显然要更为帝国所关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板块直接承受着匈奴王庭的压力，更是因为，它可以成为帝国中心（关中平原），在北部的第一道防线。事实上，基于地理结构，即使汉帝国放弃了经营云中郡，陕北高原的“上郡”仍然是呈突出部状态，并被迫在西、北两线随巨大压力。而有了背靠山西高原的，占据前套平原东部“云中郡”，二者之间也可互为犄角，对匈奴的动向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不管汉帝国有多少理由，希望显示在河套平原的存在，但这种缺乏地理屏障的存在注定是痛苦的。我们甚至无法确知，西汉初期的云中郡到底在前套平原控制了多大区域。在匈奴的强大压力下，这条平衡线很有可能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变化区域，大致应该在阴山山脉东段的“大青山”至黄河一带。而对于汉帝国来说，唯一能够摆脱这种不稳定状态的办法，就只有将匈奴人完全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汉帝国甚至在领地本来就十分局促的“云中郡”东部，背靠管涔山又分拆出了一个狭长的“定襄郡”。以在帝国的政治体制内，向这个河套平原的突出部，倾斜更多的资源。这一做法和今天我们把南海那几个弹丸之地，升格为地级的“三沙市”的思路如出一撤。
当汉帝国忙于运用行政手段，强化对河套平原的经营时，匈奴那边对河套平原的经营，也同样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在前面也分析过了，除了拥有大兴安岭西麓草原通道的蒙古高原左翼（也就是左贤王部领地），居中的匈奴单于，以及右翼的右贤王，在接近汉地时都需要穿越大漠戈壁。这也使得这二个方向的游牧部落，迫切需要在阴山南北，特别是河套平原拥有根基之地。因此，在汉帝国表面艰难控制一部分前套平原之后，剩余的部分前套平原，以及后套平原，就需要在匈奴人内部也做一个分配了。以匈奴人的生活习惯而言，并不会有明显的分割线和据点来标示这种分配。不过大至的分配还是可以确定的，既大部分水网密集的后套地区草场，也就是狼山至阴山（狭义）一线是由右贤王部放牧。而位于阴山山脉中部的“阴山”南北，以现在的包头为中心，则为匈奴单于庭所直接控制（包头则为匈奴单于庭所在）。
现在汉初河套平原的地缘格局，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组成阴山山脉的“狼山”、“阴山”、“大青山”，分别置于匈奴右贤王、匈奴王庭，以及汉帝国的控制之下。这一点，我们从后来汉帝国在河套地区的建制也可以看出来。当汉帝国终于开始战略反攻，并收复整个河套地区之后，并没有按照前套、后套的地理分割建制两个行政区，而是把匈奴右贤王、单于庭所分别控制的狼山——阴山一线的河套平原，建制为了“朔方”、“五原”两郡。加上之前从云中郡被分拆出的“定襄郡”，整个河套平原实际上被建制出了四个同级的行政区。
明显处于更高文明级的中央之国，经常会依据地缘结构和形势变化，对行政区划做一些调整。不过对于匈奴人来说，这些并不重要。当匈奴帝国掌握战略主动权时，不仅云中郡、定襄郡这个突出部，经常为匈奴人的袭扰，甚至雁门、代郡、上郡这些有山地庇护的行政区，匈奴人也同样视之为自家后院。在匈奴人的内部划分中，这些最先被秦、赵两国带入农耕文明的地缘板块，都算是匈奴单于的常规“猎场”。而以后套平原为基地的匈奴右贤王部，位置就十分不利了。因为和其他两大势力相比，它在漠南的基地是最远离农耕区的。如果不想只是跟在单于庭后面喝汤，而是拥有自己的常规猎场，那么将整个鄂尔多斯高原置于匈奴右翼的控制之下，以和陇东高原的农耕区对接，就是匈奴右翼必须完成的战略目标了。
看起来，上天似乎对匈奴右翼颇为不公平，当他们从大湖盆地艰难的穿越戈壁大漠到达水草丰美的后套平原之后，还要继续经营自然条件同样不太理想的鄂尔多斯高原，才能够触及他们梦想中的富庶之地。也就是说，后套平原之于匈奴右贤王部，更象是一个“中继站”，而非侵入农耕区的前方基地。然而当我们把汉匈博弈的视角，从边境的战火移开，上升到更高战略层面时会发现，最终成为汉匈争夺主战场，并在战略上让汉帝国压倒匈奴的，恰恰是匈奴右翼所经营的区域。
附：西汉河套四郡地缘结构图（公元前126年）
如果说居中的单于王庭，以及匈奴左翼的对手，就是汉帝国的话，那么匈奴右翼所承担的任务就要重的多。当然，对于崇尚丛林法则，赏罚分明的匈奴人来说，责任与收益是成比例的。你面对的敌人越多，所在负责的区域越大，意味着可以预期的收益空间也越大。经过之前的分析，相信大家已经十分清楚，匈奴右翼除了穿越鄂尔多斯高原，侵掠汉地之外，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也同样是匈奴人强劲的对手。
以河西走廊被纳入中央之国后，成为核心农业区这一点来看，在河西走廊从事牧业的自然条件，也是相当不错的。而经过我们之前的解读，大家也应该清楚，所谓“河西走廊”的绿洲带，并不仅仅是指沿祁连山北麓的那一条狭长的走廊地带，还应该包括额济纳河下游、古羊河下游所形成的“居延海”、“潴野泽”两块，水草丰美的草场。不过这也很难解释，早在战国初期便已经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为什么能够长期抵御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侵袭。甚至在匈奴人开始将蒙古高原带入帝国时代后，还曾经在与匈奴人的战争中占据上风，以至于在白登之围中，成功迫使汉军以“和亲”方式妥协的“冒顿单于”，年少时都曾经在大月氏为质。
事实上，大月氏人能够长期与匈奴为敌，很大程度是因为和中央之国形成了犄角之势。尽管这两个板块之间，应该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盟行为，但客观上他们都在面对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压力。而在与匈奴人的博弈当中，中央之国在战国后期以及秦帝国时代，与匈奴在河套地区的争夺，无疑极大了缓解了大月氏人的压力。可以这么说，匈奴帝国自统一漠北，开始南侵之时，就在河套地区与中央之国陷入了胶着状态（先是赵，后是秦）。当匈奴人因为中央之国的存在，而无法稳定经营河套地区时，他们所损失的就不仅仅是袭扰中央之国的前进基地了。河西之地的大月氏人，同样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除了汉帝国客观上为大月氏人缓解了北方压力之外，大月氏人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也是他们能够长期抵御匈奴人进攻的重要原因。这种改变指的就是，在大月氏人决心在河西走廊立足之后，他们逐渐变得不那么象游牧民族了。我们知道，所谓“游牧”生活，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生产、生活都处在“逐水草而居”的不稳定状态。这固然为游牧民族带来了超强的机动性以及生存能力，但也很大程度影响了游牧民族的上升空间。因为当你一直处在移动状态时，是很难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发展更高一级的文明的。而游牧生活对土地产能的低开发力度，也让游牧民族的人口潜力有限。
以古典时期的技术而言，农耕无疑是最有效挖掘土地产能的生产方式。只能养活一只羊的草场，如果能够开发成耕地的话，很可能产出足够一家人食用的粮食作物了。然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种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甚至比那些森林中的“渔猎民族”要更难转变。后者因为本身已经接受了定居生活，并且在生产方式上处于更低的层级，技术上对游牧、农耕两种生产方式，都更容易接受。这是因为从层级上看，游牧和农耕其实是平级的。即人类从最初完全依赖自然赐予的“渔猎”生活开始转变时，并不是说经由“游牧”之后，再进入“农耕”文明，而是可以向这两个方向发展。具体转变为哪一类，就要看所处的地理环境，更适合做什么了。
虽然当一个族群，选择了游牧生活之后，会比较难向农耕生活转变（难不代表不会），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过渡，让自己有机会升级到更高一级的文明。这种方式就是欧洲人在经营牲畜时，很早就采用的“驻牧”方式。也就是说，在固定牧场放牧甚至圈养牲畜的话，可以为这些曾经的游牧民族带来“定居”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点对于文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在之前的解读中，也分析过了，尽管欧洲与蒙古高原处于同一纬度区间，但这块大陆无论在高度、湿度还是温度上就占有优势。其单位土地远高于蒙古高原的产草量，让欧洲人更有机会，很早就转入驻牧阶段。相比之下，不要说两千多年前的匈奴人，即使是现在生活在蒙古高原的牧民，在有更好技术条件的帮助下，也很难完全依靠一片草场，提供畜群所需的牧草。
与生活在苦寒之地的匈奴人相比，大月氏人在幸运的多。河西走廊与华北平原一样的“暖温带”温度条件，季风所带来的相对充沛的降雨，以及祁连山慷慨的赐予，都让这片土地之上的绿洲，有着比蒙古高原更好的植物生长条件。这样一片能够被农耕文明开发成规模农业区的土地，也同样有机会，为游牧而来的大月氏人提供驻牧的条件。也就是说，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已经很大程度摆脱了游牧生活。可以在固定草场小范围放牧的优越条件，使得大月氏人象农耕民族一样，开始营造固定的城堡、据点，来抵御外族的入侵了。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在旷野中进行野战是他们所最喜欢的战争方式，而这也是缺乏机动性的，农耕民族的短板。不过当农耕民族，开始在自己所适应的区域（能够得到战略补给），营造城邑，据城以自守时，优势便开始转向这些防御者了。双方在博弈当中的这种特点，也使得农、牧民族的博弈分割线——长城，长期以来就是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的地缘分割线。
附：西汉河西走廊地缘结构图
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大月氏人在经营河西走廊时，有没有对这些绿洲做一定的农业开发，农业生产又在其中占据了多大比例。但能够稳定下来，并营造永久性工事抵御来自蒙古高原的入侵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此时的大月氏人，即有着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又有着农耕民族在防守上的技术特点。加上匈奴人在河套地区，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支点，大月氏人最起码在进行防御时，会有很大优势。这种防御上的优势，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转换为进攻上的优势。因为以大月氏人的实力和战术特点来说，想想攻入漠北，成为蒙古高原之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如果大月氏人，想渗透河套地区时，在距离上却比漠北的匈奴人更有优势。如果匈奴人在与中央之国争夺河套地区时，不想被人背后捅刀子的话，通过外交手段与大月氏人暂时维持和平就变得十分有必要了。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匈奴人曾经会送质子给大月氏的直接原因。
对于两线作战的国家来说，在先解决哪一个对手的问题上，并没有标准答案的。不过通常情况下，你总是要避免两线作战。既在一条战线上用外交手段稳定住对手，集中精力对付另一对手。在取得最终胜利或阶段性成果之后，再反过手来解除前者的威胁。在汉帝国与北线匈奴，南线诸越王国的博弈中，这种策略无疑使得汉帝国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相反，自信心极度爆棚的秦帝国，在外战上的两线作战，无疑加速了帝国的崩溃。
同样面临两线作战的匈奴人，也同样采取了和汉帝国一样的策略。事实上，看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究竟选择哪一方作为主攻对象，不光要看自己的情况，也要看对手的变化。通常情况下，因为内部动乱，而消耗掉大量资源的一方，更容易成为对手直接攻击的对象。很不幸的是，最先让匈奴取得战略突破的是汉帝国。白登之围在战术上所造成的重大挫折，以及汉帝国不得不正视的休养生息问题，让帝国在面对匈奴之时，只能长期采取战略防守的态势。当然，幸运的是，汉帝国的体量足以保证自己核心农业区的完整，让匈奴人的战略优势仅仅维持在农牧分割线一带。
从匈奴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应该从来没有想过入主中原。对于这个游牧帝国来说，能够在河套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断从农耕区获得额外补给（和亲或劫掠）就足够心满意足了。这也使得匈奴人在战略上，不在面临两线作战的风险，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大月氏人的问题了。对于匈奴人来说，大月氏人那丰美的草场，以及垄断东西商道所带来的丰厚利益，都是他们不断通过战争方式，试图占据河西之地的直接动力。当中央之国不在成为匈奴的威胁（甚至直接为匈奴人提供战略补给），河套之地可以让匈奴人无限接近大月氏人时，大月氏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匈奴人对于河西走廊的占领，并非是通过一场战争完成的。经过之前对河西走廊的粗略分析，我们知道，这个板块其实是由相互独立的几块绿洲组成的。不过，最迟在公元174，随着大月氏王在战争中为匈奴所杀，大月氏人就应该完全退出了河西走廊，向西迁移。而匈奴人对河西走廊的完全占据，也极大影响了河西走廊两端的板块生存状态。一方面，完全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人，可以在西、北两面对汉帝国形成半包围之势，极大的增加了汉帝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大月氏人的西迁，在西域乃至中亚板块，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对于汉帝国来说，西域和中亚实在太过遥远了，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暂时并不会与中央之国发生任何关系。然后汉帝国却明显可以感觉到，匈奴人在占据河西之地后，对汉地的大规模侵袭愈演愈烈了，几乎达到了一年一次的密度。而在此之前，基于和亲政策的实施，匈奴人一般只是在大灾之年，才会集结兵力南侵，希望逼迫汉帝国提供更多额外的物资。
自白登之围之后，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期待最终与匈奴的决战，一直是汉帝国的战略指导方向。帝国对于北方边境所倾注的资源，是被动随着匈奴人的压力变化而变化的。至于匈奴人在游牧体系内部的整合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暂时并不是汉帝国所关心的。与之相比，汉帝国更关心的，是内部那些诸侯能否真正融入中央集权体系，让帝国的战车更顺畅的运转起来。只有当这一切整合工作都做的差不多，国力恢复到高峰期后，了解游牧体系内部的结构，看看有没有机会通过合纵连横一类的战术，更有效的打击匈奴才会提上议事日程。
当经由“文景之治”，一切战略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到位，汉帝国开始迎来伟大的“汉武帝”时代时，针对游牧体系内部的分析工作，终于受到了帝国中央的关注。而曾经作为匈奴强大对手的“大月氏”，也第一次进入了帝国的视线。由此也拉开了汉帝国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
附：西汉陇右地区地缘结构图
公元前141年，汉帝国历史上最为卓越的君王“汉武帝”，成为了这个庞大帝国的领导者。此时的汉帝国，经过一甲子的休养生息，以及内部整合，已经具备的与匈奴决战的基础。不出意外的话，一血白登之耻的战争，将会在河套地区爆发。然而除了北出河套，与匈奴一决高下的传统战略，帝国也在考虑新的战略方向。在中央中国已经非常成熟的“谋战”思路中，主动开辟第二战场，让对手两面受敌的方法，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层面上，都曾经有过非常多的案例。在战略性层面上，这种第二战场的开辟，往往是通过外交手段，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在对手侧后方寻求可能的盟友来做到的。而在战国时期，带着这类任务出访各国的外交家，则被称之为“纵横家”。
与战国时期的情况不同，汉帝国如果也想针对潜在的盟友，施展纵横术的话，他们需要面临很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些潜在的盟友们，不再是大家所熟悉的华夏诸侯，而是在文化上与匈奴人类似的游牧民族。而对于这些可能的联合对象，汉帝国所能得到的信息是非常少的。当中国历史上最为卓越的外交家——张骞，向汉武帝提出，他需要授权前往西域，去寻找匈奴的另一个对手“大月氏”时。他所能掌握的信息仅仅只有两条：第一：大月氏人在匈奴人心目中，是仅次于汉帝国的第二大对手；第二：此时的大月氏人已经被匈奴击败，被迫离开他们世居的河西走廊，前往更为遥远的西域了。
此时的西域，在汉帝国政治家的脑海中，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唯一让他们觉得，华夏文明曾经触及过这个板块的事件，可能就是周穆王相会西王母的典故了。不过后面我们很快会分析到，这位集武功与浪漫主义色彩于一身的传奇天子，其实并没有跑那么远。他西游所去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华夏文明最初的发源地。
寄希望于从穆天子的传说中，了解关于西方世界的情况，当然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够为帝国带来些信息的，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主要是战争），留在汉帝国的“胡人”了。如果按照今天网络上所常见的非黑既白的划分，这些人可能要被归类为“胡奸”了。就象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为匈奴服务过的人，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汉奸”一样。后来帮助张骞完成西域之旅，并唯一跟随他回到汉土的，就是这样一位“胡人”（堂邑父）。
如果不是匈奴人把游牧民族带入了帝国时代，并且开始从河西走廊威胁汉帝国的安危，华夏文明可以说对黄土地带以西的那片土地毫无兴趣。在华夏内部的博弈中，象华北平原这样面积庞大、土地平整，又黄土覆盖利于耕种的土地，才是争夺的焦点。对于他们来说，陇山以西的“陇西高原”，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再往西去的话，只是上天留给那些戎狄之族容身的蛮荒之地。事实上，要不是在汉以前，建立帝国、王朝的是来自中央之国西部的周、秦两族，那些生活在中央之国东部的族群，很可能对了解陇山以西的地缘结构都没有什么兴趣。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央之国最终不会渗透到陇西高原，而是说因为周、秦两代的经营，特别是兴起于陇西高原的“秦人”将陇西高原经营为了“熟地”。后来的汉帝国，可以不再为和边缘民族，争夺陇西高原而烦脑了。因为单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陇西高原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时间，并不一定会比东南丘陵地带更早的。
不管怎么说，当汉帝国从秦帝国手中，接过中央之国的领导权之后，陇西高原便已经作为帝国核心遗产的一部分被接收过来了。当西部压力开始加大时，这个在春秋战国时代，从来只是作为秦人后院存在，并没有机会成为博弈焦点的板块，终于有机会上升成为一线板块，并决定帝国的命运了。而“陇右”（陇西）这个地缘概念，也随之向西延伸了。
“陇右”这个概念，在汉帝国的经营之下扩张到了什么程度，是我们后面所要解读的方向。我们现在要了解的，是秦帝国所控制之下的中央之国西部，是一个什么结构。作为环绕开关中盆地三大高原之一的“陇西高原”来说，它的内部结构其实要比陇东、陕北两大高原要复杂的多。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地缘核心，你无法认定将政治中心设在哪里，能够平衡的将控制力辐射到各个角落。以地缘规律而言，衡量一个地缘板块内部是否有足够向心力的重点，在于“水系”的分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缘板块内部，主要是由一条大河水系所覆盖的话，那么在这个水系中、下流的某一个点上设立政治、经济中心是最常见，也是最自然的选择。象赣江流域的“南昌”、湘江流域的“长沙”，关中盆地的“西安”等等城市，能够一直成为所在板块的政治中心，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相比那些内部由单一水系组成的板块，在陇西高原寻找一个地缘中心，就比较令人头疼了。当然，从水系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认为陇西高原是处于同一水系所覆盖，因为所有的河流，无论发源于何处，最终都汇入了黄河。而黄河本身，也从板块的最西端滑过了。然而问题在于，黄河实在太长了，它在从黄土高原西端穿过之后，围着河套地区转了个“几”字形，又从中切割了黄土高原，并在关中盆地的东端再次转向东方，流入了华北平原。这种怪异的走法，对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其中对于陇西高原的影响在于，作为陇西高原主要河流之一的“渭河”，并非象其他河流那样向北注入黄河上游河段。而是向东穿越“陇山”，贯穿整个关中盆地注入了黄河中游河段。也就是说，从陇西高原的角度来看，虽然所有的土地都可以算是黄河流域，但最起码渭水流域跟其他水系之间，并没有互通的可能。
既然黄河在陇西高原，实际上与渭水之间并没有发生关系，那么它在串连渭水流域以外的其他单元当中，有没有起到核心作用呢？情况也并不是那么乐观。由于黄河上游河段，在陇西高原的位置过于边缘，在汉帝国河西之战之前，它的存在只是作为帝国西部边境的一条天然分割线，隔离那些被挤压至黄河以西地区边缘民族的屏障。在这种地理结构和政治背景的情况下，一个完整水系干流，对内所应起到的互联、互通作用，就体现不出来了。而黄河东岸那些北流入“河”的支流，更象是浙闽丘陵那些“独流入海”的江河，彼此之间虽然因为相似的地貌特征、较短的地理距离，可以结构成一个统一的地缘板块。但谁对谁更有控制力就不好说了，要想在竞争政治中心的博弈中取胜，取决于谁更有机会，影响到黄河以西地区。
既然陇西高原本身没有足够的向心力，需要其与从周边板块的关系中，来寻找建制线索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看看围绕陇西高原的，都有哪些地缘板块。而当我把视线转移到帝国的西部，这块曾经诞生过秦文化的土地上时，就会发现，除了与之隔陇山相望的，同属黄土高原体系的陇东高原、关中盆地以外，在其他方位所分布的地缘板块，在中央之国后来成熟的板图上，也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最先为中央之国所熟悉的板块，是位于陇西高原之南的四川盆地。而事实上，陇西高原其实算不上四川盆地的的邻居，因为二者之间横亘着山高林密，几无天然通道的“秦岭”。如果不是因为蜀人在成都平原的农业经营已经初具规模，沿“江”而下又可以从战略上对秦人的最大对手“楚人”，构成致命威胁。相信秦人很难有兴趣，在这个方向上有所作为。不过由于穿行秦岭的道路实在过于艰难，无论是秦人还是之后的诸帝国，在从渭河流域南望时，都会将秦岭之南，大巴山脉以北，介于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之间的“汉中盆地”，作为战略上的跳板，必先占之才会继续向南渗透（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而从陇西高原直通四川盆地的道路，如沿嘉陵江而下的“嘉陵道”，在战略上往往起到的就是辅助作用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中央之国能够成功将汉中、四川两盆地纳入版图，陇西、关中两个板块的共同作用是毋庸质疑的，缺失了任何一环，这种控制力都会被削弱。
关中、汉中、四川盆地，以及陇西高原四者的地缘关系，在秦征巴蜀的部分我们已经花过很长篇幅分析过了。如果再想在一些细节上深入的话，最好的历史阶段是在三国时期，“六”出祁山的诸葛亮，会很完美的从战略、战术角度，为我们展现这几大板块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现在的话，汉帝国并不需要为这个方向的稳定而烦脑。刘邦获封“汉王”，并从汉中起兵的背景，让这个在文化属性上，明显带有江淮楚地基因的帝国，在继承秦帝国西南板图的时候，并没有特别障碍。
汉帝国和秦帝国治下的陇西高原，所面临的挑战其实都是来自西、北两个方向。在这个方位上，最先跳入到我们脑海中的，当然是“河西走廊”了。以地理结构来看，黄河并不是河西走廊也陇西高原的分割线。无论是秦人，还是汉人，在西渡黄河之后，还是能够在熟悉的，黄土覆盖的台地上行走一段时间，直到一条祁连山脉东端所延伸出来的支脉——乌鞘岭，出现在面前时，方才意味着即将走出黄河流域，进入河西走廊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河流的走向上加以识别。既乌鞘岭实际上是一道分水岭，岭东的河流都东南方向汇入了黄河，并最终将部分祁连山上的雪水带入大海。而相比之下，流入岭西的雪（雨）水就没那么幸运了，它们在滋养了河西走廊之后，最终只能消失在戈壁沙漠中。
从地理分割的角度看，黄河与乌鞘岭都可以作为两个政治体的分割线。而在秦、汉两朝，并没有试图在河西开拓时，黄河会更有机会成为中央之国与那些边缘民族的分割线。不过当中央之国准备西顾，并取得突破时。帝国的军事家们就会选择在乌鞘岭一线，构筑类似长城的永久性工事，以将整个陇西高原完整的留在帝国板块内了。最先帮助中央之国，从陇西高原成功渗透过黄河的，是在中央之国的扩张之路上，发挥过非常重要作用的名将“霍去病”。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他是如何在乌鞘岭东西，留下自己的印记的。
在匈奴人占据河西走廊之后，汉帝国很显然在这个方向，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也直接激发了汉帝国，在河西走廊的后方寻求盟友的想法。然而让人有些不解的是，在月氏人经营河西走廊时，却并没有对汉帝国造成过威胁。以至于直接他们被匈奴人逼迫，远走西域之后，帝国的统治者才从那些归顺的胡人口中，间接了解到关于月氏人的一些信息。事实上，在秦人统治时期，将陇西高原视为后院的他们，应该肯定是有月氏人发生过交集的。只不过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确定那些被笼统归为“戎”人的部族中，究竟哪一支才是月氏人。很多研究者，也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究先秦文献中，到底有没有记录过月氏人。比如有人就认为，曾经在陇东高原威胁过秦国后方的“义渠”就是月氏。在被秦国吞并之后，义渠人被迫西迁，并在河西走廊定居。
月氏人在先秦时期，与秦人的关系到底如何，已经很难考证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自然也可以去故纸堆里翻翻，看看能不能形成一套新的说法。事实上对于中央之国的其他群体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和记录这个西部边陲的部族。毕竟从地缘位置上来看，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至多只能影响到秦人的后院罢了。而当月氏人在河西走廊的经营卓有成效，并有可能以一个强大政权的姿态，进入中央之国视线时（之间就算有小规模的冲突，也会被笼统的归于戎狄的袭扰），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也开始建立游牧帝国，并开始关注到河西走廊这片游牧体系中的世外桃源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月氏人准备渡过黄河，针对汉帝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话，显然是十分不明智的。毕竟从地缘关系，以及后来的历史来看，假如中央之国决心向河西走廊扩张的话，可是比漠北而来的游牧民族，要有威胁的多（如果月氏人，真是先秦与秦人博弈过的部落中的一支，应该对这一点更加了解）。
其实除了选择不与汉帝国为敌之外，月氏人本来应该还有更好的选择，以捍卫自己在河西走廊的领地，那就是选择与汉帝国结盟，对抗共同的敌人“匈奴”，同样的汉帝国也没有做这样的努力。这其实也并不难让人理解，两个在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的文明体刚开始碰撞时，形成互信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就好像19世纪中叶的清帝国，在面对那些跨海而来的“洋”人时，一开始是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的交流，当中央之国的政治家们明白这些“洋”人彼此之间，并非是一个共同体，也存在诸多差异和矛盾时，能够寻机施展“以夷制夷”手段的外交家，便成为了政治舞台的主角了。
假如继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是“胡服骑射”的赵人，熟知游牧民族习性的他们，也许会早一些尝试在游牧民族体系内施展纵横之术。不过就汉帝国来说，对越地的了解似乎要更多些，对越地诸王国之间的关系也介入更深。这其中，除了越系部落与华夏文明之间的渊源更深些以外，汉帝国楚地出身的背景，也同样在潜移默化的发生作用。
一个在王朝建立之初的一些战略规划，多少是会受帝国统治者和他所依附的政治、军事集团出身地的影响的。不过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影响在两三代之后就会被完全消化掉。如果不想失去整个帝国的统治权，他们坐天下的子孙们，就必须从整个中央之国的视角来规划帝国的结构以及战略方向。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明帝国对都城的选择。在帝国草创之初，朱元璋曾经试图建都于他的家乡“凤阳”，以依靠帮助自己起家的江淮人士稳定帝国。然如果一定要把帝国的中心放在江淮的话，虎踞龙盘的“应天”（南京）无疑才是最佳选择。因此在凤阳城所营建的“中都”尚未完工就被完全放弃了。当然，从中央之国的全局，以及所受的外部威胁来看，将政治中心放在江淮流域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不是后来采取硬突破上位的“燕王”朱棣，将帝都迁到了北京。几乎可以肯定，“南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以及地位，应该有机会等同于“南宋”了。
就汉帝国的情况来看，一甲子的时间，已经足以让汉帝国的统治集团，完全摆脱自己出身地地缘背景的影响了。长安城里的汉武帝将要引领着汉帝国，开始真正了解，那些游牧之地的地缘结构了。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地缘板块，当然是我们一直在提的“河西走廊”了。从地缘关系上来看，也是陇西板块在西方所渗透的重点。而中央之国在这个方向上，也成功的将自己的核心农业区，向西北方向延伸出了一个重要的突出部。然而实际上，中央之国在这个方向，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河西走廊”。还有一个在中央之国约束边缘地区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板块——河湟谷地，也同样是中央之国需要通过陇西高原渗透的地区。
对于以农为本，步步为营扩张的华夏文明来说，开发河湟谷地农业潜力的重要性，并不会比经营河西走廊那些绿洲要低。至于这其中的原因，以及河湟谷地的地缘结构，就是我们后面的分析方向。到时候，很多朋友感兴趣的“西王母”，也会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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