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章句之调整 《左传·文公十三年》：“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杜预《集解》：“《载驰》，《诗·鄘风》。四章以下义取小国有急，欲引大国以救助。”孔颖达《正义》：“其四章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稺且狂。’其五章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义取小国有急，控告大国。文在五章，而《传》言四章，故云四章以下言其并赋五章。”说不足取。《毛诗·鄘风·载驰》：“《载驰》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孔颖达《正义》：“《左传》曰：许穆夫人赋《载驰》也。此实五章，故《左传》叔孙豹、郑子家赋《载驰》之四章，四犹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赋《载驰》义取控于大国，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赋四章者，杜预云并赋四章以下，赋诗虽意有所主，欲为首引之势，并上章而赋之也。《左传》服虔《注》：‘《载驰》五章属《鄘风》，许夫人闵卫灭、戴公失国，欲驰驱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国小力不能救。在礼，妇人父母既没，不得宁兄弟，于是诗人不嘉，故赋二章，以喻思不远也。许人尤之，遂赋三章。以卒章非许人不听，遂赋四章，言我遂往，无我有尤也。’……服虔以《传》之所谓四章也，因以差次章数以当之。首章论归唁之事，表其所思之意。下四章为许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于外，以下别数为四章也。言许大夫不嘉，故赋二章，谓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诗》之作，首尾接连，未有除去首章更为次第者也。服氏此言无所按据。”申杜抑服。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服氏章次盖据《三家诗》，本作《载驰》四章，属《鄘风》。故为此辞。后人见《毛诗》五章，故改为五，谓服氏除去首章，殊失服意。”以服说本《三家诗》，本为四章。如此，则服说前云“《载驰》五章”，后言“遂赋四章，言我遂往，无我有尤也”，彼此矛盾。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为“五”乃“四”字之讹，然也并非不存在后言之“四章”乃“五”字之讹的可能。古之称《诗》，末章俱言卒章，《诗论》：“《大田》之卒章。”知《左传》凡“卒章”之称俱为原笔。若《载驰》本止四章，则《传》称卒章不得言“四章”，是其原本五章可明。如依杜说连赋四章及卒章，例也不符。《左传·襄公二十年》：“赋《常棣》之七章以卒。”王引之《经义述闻》：“以犹与也。言赋《常棣》之七章与卒章也。卒下无章字，蒙上而省。”知古人于每章俱分别言之，不兼该。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仍守五章之分，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此分章合于《左传》所称，却未必《三家诗》之章次，或为古《诗》之分章，则“控于大邦”为四章。《左传·襄公十九年》：“穆叔见叔向，赋《载驰》之四章。”杜预《集解》：“四章曰：‘控于大邦，谁因谁极？’”与文公十三年注不一，是杜氏或见古本分章，故两存之。而古本与今之不同，或为孔子正定。 至四始之定，太史公以为古本如此。《诗》之四始，古有两说。《毛诗大序》：“是谓四始，《诗》之至也。”郑玄《笺》：“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孔颖达《正义》：“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然则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云之四始也。”此亦所谓四诗。古《诗》已分就四诗，即《邦风》《小雅》《大雅》及《颂》，孔子从之，未作调整，而其所做工作则为调整四诗各篇次序。事实上，孔子之前，先贤于古本已有必要的校订，正考父校《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可明这些工作已包括厘清各诗次序，定出四诗中的启首之诗。至太史公作《孔子世家》，以“故曰”以下明出四始，实乃承古之说，非谓孔子所正四始矣。 古《诗》四始可稽飨燕诸礼用乐以作比较。《左传·襄公四年》云：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又《国语·鲁语下》云： 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飨之，乐及《鹿鸣》之三，而后拜乐三。……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令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臣闻之曰：“怀和为每怀，咨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忠信为周。”君贶使臣以大礼，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此歌《文王》之三即《文王》《大明》《绵》，《鹿鸣》之三即《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显然都是《大雅》《小雅》之首三诗。知《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文王》始，古本如此。而相对之《肆夏》之三虽言金奏不言歌，先儒则也以为《诗》。《周礼·春官·钟师》：“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郑玄《注》引杜子春云：“《肆夏》，诗也。……《肆夏》与《文王》《鹿鸣》俱称三，谓之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诗也。”又引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颂》也。《肆夏》，《时迈》也。《繁遏》，《执傹》也。《渠》，《思文》。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谓王位也，故《时迈》曰：‘肆于时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禄止于周之多也，故《执傹》曰：‘降福穰穰，降福简简，福禄来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国语》谓之曰：‘皆昭令德以合好也。’”郑玄曰：“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是以《颂》不能具。”即以《肆夏》为《诗》，或直以为《颂》诗。孙希旦《礼记集解》：“《周礼》之《九夏》，《仪礼》之笙《诗》，刘原父谓皆有声而无辞，朱子以为笙《诗》盖如《投壶》‘鲁鼓’‘薛鼓’之节。盖以《九夏》、笙《诗》曰‘奏’曰‘笙’曰‘乐’而不曰‘歌’，以此决其无辞也。然《大射》《燕礼》‘管《新宫》’，《文王世子》云‘下管《象》’，《象》，《周颂·维清》之诗也。《左传》宋公‘赋《新宫》’，则《新宫》亦诗也。此二诗用以管，与《南陔》等六诗用以笙者一也。《新宫》《象》为诗，则《南陔》六篇之曰‘笙’曰‘乐’者，何害其为诗乎？《南陔》《白华》等名，必取诗辞而名之者也。若但如曲谱，则其曰《南陔》、曰《白华》、曰《华黍》者，何所取以名之？《肆夏》与《采荠》同用，观《采荠》之名，亦必诗篇也。则《肆夏》亦诗，而《王夏》以下皆当为诗矣。”所论甚是。盖《南陔》之三与《由庚》之三等多用于礼乐之笙奏而不歌，久之则乐存而辞亡。郑玄《诗·小雅谱》：“其用于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飨宾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飨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诸侯歌《文王》，合《鹿鸣》。诸侯于邻国之君，与天子于诸侯同。天子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皆歌《鹿鸣》，合乡乐。”是郑氏以《九夏》为《颂》之类，可奏亦可歌，故《诗谱》以天子飨元侯，升歌《肆夏》。《春秋传》但言金奏《肆夏》，是徒奏其乐也。 《礼记·仲尼燕居》引孔子论飨礼云：“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悬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籥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还中矩，和、鸾中《采齐》，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孙希旦《集解》：“大飨，谓诸侯相飨也。大飨有四者，金作示情，一也。升歌《清庙》示德，二也。下管《象》示事，三也。《武》《夏》籥序兴，四也。”准此则古飨礼用乐，天子飨诸侯及两君相飨，皆升歌《颂》。然郑玄以升歌《肆夏》，则与文献金奏《肆夏》纳宾，而升歌《颂》之《清庙》不同。孙诒让《周礼正义》引江永云：“乐有金奏，有升歌，《仪礼》及《仲尼燕居》《左传》《国语》所载甚分明。升歌为诗，金奏以钟鼓奏《九夏》，有篇名而无辞，即有辞亦不载于《颂》。金奏主器声，升歌主人声也。郑《诗谱》言‘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是升歌与金奏混合为一，误矣。《仲尼燕居》云：‘入门而金作。’是奏《肆夏》也。升歌则用《清庙》。《文王世子》养老亦歌《清庙》，何尝升歌《肆夏》乎？”《仪礼·燕礼》：“若以乐纳宾，则宾及庭，奏《肆夏》。宾拜酒，主人答拜而乐阕。”皆宾入门即奏《肆夏》。入门，金奏《肆夏》以纳宾，取金声之和以示其情之和，是飨礼之始。 《礼记·郊特牲》：“宾入大门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乐阕。孔子屡叹之。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孙希旦《集解》：“工升歌者，升堂上而歌《清庙》之诗也。发德者，《清庙》之诗，所以发明文王之德也。”于金奏《肆夏》之后皆升歌《清庙》。是其礼早于孔子已经完备。《仪礼·燕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 》。大师告于乐正曰：‘正歌备。’……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入三成，遂合乡乐。”郑玄《注》：“《新宫》，《小雅》逸篇也。乡乐，《周南》《召南》六篇。”此六篇即《周南》与《召南》之首三诗。是升歌、合乐皆当用四诗之始。而升歌之《清庙》比之合歌《文王》之三、《鹿鸣》之三及乡乐之《关雎》，其原分别为《颂》《大雅》《小雅》及《风》之始可明。是四诗之始，古本如此，非为孔子正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