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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有一杯令香港官员、警察和商人闻之色变的咖啡，它来自ICAC——廉政公署。因为凡是被请进廉署问话的人，工作人员都会出于礼貌地问一声：“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而由于廉政公署超强的反腐力度，只要被请进问讯室喝咖啡的人，几乎难逃罪名。2005年海关高级督察黄肇铭、2006年总警司冯建民，都在被廉署请去喝咖啡后自杀身亡，廉署咖啡的滋味由此可见一斑。而历史上第一个被请进廉署喝咖啡的，是四十年前的九龙总警司葛柏，廉政公署之所以在1974年成立，也是由葛柏案直接推动的。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香港廉政公署第一案，捉拿葛柏。
1973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内陆仍处于“文革”之中。而一水之隔、位于珠江出海口的香港，却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作为“东亚四小龙”之一，香港彼时正在经济起飞期，一片繁荣景象。 不过，这一年对香港而言也注定有些小灾难。香港第一次大股灾正是在该年3月爆发的，恒生指数由1700点暴跌至500点。经历了1972年全民炒股的热潮，港人从没见过这种股市暴跌的全民恐慌。还是在这年的3月，发生了逾万教师反对减薪的大游行，规模之大在香港史无前例，港英政府被迫收回成命。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香港的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亚洲主要的轻工业生产和出口地区。随着财富的迅速增加和积累，官场特别是纪律部队内部缺乏约束和惩治机制，官员贪污受贿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市民为了维持生计及快速取得应有的服务，只好被迫用“走后门”的方式。当时“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不断出炉，市民不仅熟知门路，甚至将贿款当成生活中必备的一部分开支。 当时贪污在公共服务机构中相当严重，例如救护人员送病人就医前要索取“茶钱”，消防队员开水喉，也就是开自来水管灭火要收“开喉费”，医院病人也要“打赏”给打扫的清洁工，才能取得开水和便盆，所以当时市民只要使用公共资源，就必须要贿赂。贿赂，已经成为基本生活必须支付的成本。 而贪污在警察单位中更为严重，当时受贿的警务人员包娼包赌、贩毒赌博样样来，警察尤其是各级警官普遍收受贿赂，民众到警察机关办事都要送红包，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潜规则。 警察腐败，造成了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市民苦不堪言。这时人们才真正认清贪污之祸。60年代中期一度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反对港英统治的情绪也开始抬头。香港市民对殖民当局的腐败十分不满，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对港英当局构成了极大的压力。 港英其时已经很明白，如果不能比较彻底地展开反腐并且从制度层面防止腐败，港英的殖民统治将会受到强大的挑战。
葛柏案即在此时爆发，而查处葛柏案直接催生了廉政公署的诞生。葛柏是英国人，从 1953年开始在香港警界工作，先后在湾仔和启德机场的警署任职。当时香港警方各级警官中，来自英国的比例很大，葛柏就是大批来自英国的警察之一。葛柏被调查时，已经升任九龙区副总指挥官，成为警队在九龙的第二号人物，警衔为总警司。 港英时期的香港警方也有内部的调查机制即检举贪污组，他们在70年代初已经开始怀疑葛柏的实际收入远远高于其当警察的工资。一笔为数1.2万加元的储蓄，首次引起香港警方对葛柏财富来源的怀疑。虽然警方当时还没有掌握显示这笔存款属贪污所得的证据，但账户是葛柏用假名“卓柏”和虚构的外交官身份在加拿大一家银行开设的，警方当然不会对开设账户背后的理由视若无睹，因此调查随即展开。 警方自1971年开始调查葛柏，但搜证工作并不顺利，这一代号“哈瓦那”的调查工作停滞不前。就在此时，葛柏申请提早于1973年7月退休。就在葛柏退休前三个月，当时的警务处处长再次收到情报，表明葛柏不断将大批现款汇到海外。一场调查葛柏财政状况的战役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检举贪污组先是在一个月内联络了香港480家持牌银行，追查葛柏的财政状况。他们初时发现葛柏在港拥有近32万港元存款，另外刚汇出两万加元到其加拿大的户口。后来葛柏申请再提前一个月退休，警方于是加快搜证，再发现他在之前的五年内在本港的储蓄或海外汇款高达62.4万港元，存款和汇款的地点分布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地。这笔款项差不多相当于他由1952年到1973年任职警界所得的薪金总额。 表面证据成立，葛柏又退休离港在即，警方虽仍未能证明其财富乃是从贪污得来，但认为不可再拖延，必须先发制人，即时向警务处处长申请勒令葛柏暂时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并在律政司的建议下，首次引用当时的《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作为法律根据，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在通知葛柏受审当天，调查人员搜查葛柏寓所及汽车，分别在其汽车及宿舍内搜出三本疑为“收取黑钱”的记录册及一批与其财富有关的文件，还有两盒共数十条银条。 清点这些证物，葛柏的表面财富已超过437万港元，差不多等于他任职警界以来全部薪金的六倍。以当年的物价和工资水平来说，葛柏绝对可称得上超级富豪。 搜查葛柏行动后，警方随即部署，决定在6月11日，即葛柏解释财富来源的一个星期限期届满时，如果葛柏不能作出满意解释，便立即拘捕他。同时，为防葛柏畏罪潜逃，警方更要求当时的入境事务处通知其辖下启德机场的各个关卡人员，禁止葛柏离境。 但是，事情却节外生枝，法例上容许的这一个星期的“真空期”却令形势发生逆转。 在6月11日前，因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葛柏有罪，警方无权逮捕葛柏，也不能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不过，葛柏却拥有一张可以轻易逃离香港的“王牌”——警务人员机场禁区通行证。这张通行证使他得以在6月8日，即被通知受审4日后，绕过入境事务处的检查，成功登机潜逃返回英国。 葛柏遭到警方的审查之后，香港报纸就开始追踪这桩案件的进展，社会各界也都在密切关注这位因为收受大量贿赂而致富的警方高层，会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香港市民以这只大老虎是否会被捉拿作为观察港英是否真有决心和能力肃贪的一面镜子。
葛柏在警方的眼皮子底下公然潜逃回到英国。消息见报后，民怨沸腾， “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响彻维多利亚港上空。 为平息民愤，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1973年10月，港英政府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于1974年2月成立了独立于警务处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廉政公署，致力打击贪污，并即时接手调查葛柏案，全力缉捕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总警司归案。 葛柏成功潜逃回英国，以为可以逍遥法外，用不义之财安度余生了。这位贪官认定由于港英两地法例不同，英国并没有“财政状况与官职收入不相称”的控罪，因此港英政府很难以这项罪名引渡他回港。 葛柏的如意算盘几乎令警方检举贪污组的努力前功尽弃。不过，已接手葛柏案的廉署并未气馁，这个全新的反贪机构决心要找到新证据，将这个大贪官绳之以法。当时，廉署派出多名首长级人员，包括首任执行处处长彭定国、副处长夏烈联同两位助理处长及数名高级调查人员组成核心调查小组，根据警方先前找到的蛛丝马迹，积极寻找破案线索。 可惜的是，物证虽有，人证却无。当时参与“捉葛柏”的现任廉署总调查主任黄国梁说：“我们手上已有很多证物表明葛柏拥有大量难以解释来源的财富，只可惜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指证葛柏。或许是因为当时市民的观念仍十分保守，他们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同时对新成立的廉署也缺乏足够的信心。但我们相信时间以及我们的表现必能令我们争取到公众的信任。”
经过不懈的努力，廉署的调查最终有了新突破。当时，一名涉及另一宗贪污案的外籍前警司，在狱中表示愿意向廉署提供葛柏贪污的重要罪证。他透露曾目睹葛柏收受一名华籍前警司2.5万元贿款，以帮助该华人警官取得湾仔警司的“肥缺”。 廉署执行处处长、副处长亲自参与搜集证据，他们多次亲自到狱中向这名前警司录取口供。有了这个证人，廉署立即拘捕该名华籍前警司，并于1974年4月29日通过英国警方协助，将葛柏拘捕。涉案的这名华籍前警司也答应转为廉署污点证人，指证葛柏的贪污罪行。 人证物证俱在，廉署人员随即部署引渡葛柏返港受审的行动。但葛柏在引渡聆讯中矢口否认控罪，令廉署的引渡行动一再受阻。最后，经过近八个月数度聆讯，伦敦法庭终判令把葛柏押解回香港受审。 葛柏逃离香港历时达一年半之久，终于1975年1月7日，在廉政公署高度严密的安保中被押解返港。 这是轰动全港的一天。为了捕捉葛柏抵港的一刻，载着葛柏回港的客机尚未降落在启德机场，上百名记者就早已守在机场各主要出入口和廉署提前停在机场闸口的汽车附近。 1974年2月17日，审讯葛柏的工作开始了，地点定在维多利亚法院。当时的港英政府首次从英国聘任优秀的法律专家来港出任此案的检控官，可见其对此案的重视和打击贪污的决心。葛柏被控一项串谋贿赂和一项受贿罪，经过六天半的艰苦审讯，终于被判罪名成立，入狱4年，2.5万港元的贿款悉数充公。 当年主审葛柏案的杨铁梁法官说：“根据案情，葛柏两项控罪的最高刑罚分别是5年及7年。量刑时，须计算葛柏在英国被拘留约1年的刑期在内，所以实际上葛柏被判的刑期已经接近最高刑罚。” 后来，葛柏虽先后上诉至香港最高法院合议庭及英国枢密院，但均遭驳回。一度在警界叱咤风云的总警司最后锒铛入狱，为自己犯下的贪腐罪行付出了代价。1977年，葛柏刑满出狱即隐居西班牙，从此失去踪影。 廉署随后还正式诉诸法院，经民事起诉程序追讨葛柏贪腐所得的四百多万元财富。但追查工作因葛柏的财富分散于海外多个地区而遇到重重障碍。 葛柏被定罪后，港英政府针对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漏洞，修订了《防止贿赂条例》，删除了第10条的解释期规定。廉署将葛柏绳之以法，消除了社会上批评廉署“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赢得市民的肯定和信任。杨铁梁法官认为此案不仅成为廉署肃贪倡廉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恢复了市民对司法制度的信心。 葛柏任职香港警界22年，净薪金收入不足77万元，在无投资、无博彩的情况下，财富却达430多万元。他的非法财富到底来自哪里呢？ 据调查，葛柏作为香港总警司，收黑钱的范围遍及香港、九龙、新界各区及离岛。其收受黑钱的记录多达三本——分为香港、九龙及新界，记录长达二百多页。交黑钱的单位多达三千多个，包括字花、外围赌马、外围赌狗、歌厅、舞厅、妓院、牌九、番摊、麻将学校、鸦片烟档等各种涉及黄、赌、毒的场所。 一名污点证人指出，葛柏每月收受黑钱进账达三万多元，远远高于当时港督的薪金。
2.5万港元贿款在七十年代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足可买一个100平方米的住宅。究竟湾仔警司这个职位有何重要性？为何华籍前警司会甘愿以身试法，付上这笔巨款向葛柏“买”此职位？ 根据葛柏案一名污点证人的口供，湾仔警司的职位是许多警官趋之若鹜的肥缺，因为湾仔是香港岛的主要工商区，警司的职位最有地位，谁能把它抢到手便既可升官也可发财，靠贪赃枉法，每个月可得高达6万至10万港元的不义之财。 该名污点证人更指出，葛柏之所以积极拉拢华籍前警司参与此勾当，其实是因为他一直都间接向湾仔的非法场所收黑钱，每月单从湾仔区所得的进账便达五千港元之多。可是，当时任职湾仔警司的人即将调职，并盛传葛柏的死对头接替此职位的呼声最高，而这名警官素来为人正值，葛柏担心由这位警官接任湾仔警司的职位，自己的黑色收入将大幅减少。相反，操控那名送了2.5万元的华籍前警司则易如反掌。 于是，葛柏对华籍前警司声称可以以其总警司的影响力积极为他开路，打算一箭双雕，既可保障其黑钱收入来源，又可多添一笔卖官进账。 其实，这名华籍前警司不知道的是，当时湾仔警司的职位早已由警务处的调职委员会定下了，正是由该名华籍前警司接任。也就是说，这位华籍前警司以为是葛柏协助他谋到此职位的，事实上，葛柏根本没有出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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