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吕蒙：曹操借刀杀人的棋子

吕蒙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是继周瑜、鲁肃之后的第三任军事统帅。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吕蒙自从“年十五六”踏上军旅生涯，凭着过人的才智，“数进奇计”、“所向有功”，终于“功名日显”，从一个普通士卒逐步擢升为吴军统帅，官至“南郡太守，封孱陵侯”。然在吕蒙一生细数不尽的奇计和战功之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白衣渡江，擒杀关羽。关羽是蜀汉政权的头号武将，擒杀关羽不仅使吕蒙名震寰宇，而且使孙权收回了梦寐以求的、鲁肃三番五次索要不回的荆州。因此，孙权赞美吕蒙“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鲁肃，字子敬）。”陈寿也高度评价“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禽（擒）关羽，最其妙者。”

不仅孙权和陈寿对吕蒙袭杀关羽、计夺荆州称“奇”称“妙”，后世学者也大多认可了这种评价。诚然，吕蒙战前诈病（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蒙常有病”，并在杀害关羽不久“疾发”身亡，或许当时吕蒙的确有病）蒙蔽关羽，待关羽“稍撤（荆州）兵以赴樊（樊城）”后，立即“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史称“白衣渡江”）”，兵不血刃赚取了荆州（史称“江陵之战”），其“瞒天过海”、“暗度陈仓”之计可谓“奇”也；占领荆州后，善待蜀将家眷，从而心平气和地瓦解了蜀军斗志，达到“（关）羽军遂散”之目的，其“釜底抽薪”、“攻心为上”之计可谓“妙”也。然而，在计擒关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大家在赞美（也有少数人贬抑）吕蒙战略战术的时候，似乎都忽略了曹操及其智囊团在整个事件中的活动和作用。实际上，吕蒙袭杀关羽这场战争从头至尾都是曹魏君臣一手策划和导演的，吕蒙的每一个军事计划，每一次军事行动，曹操及其智囊团无不了然于胸，技高一筹。他们就象导演一样掌控着全局和每个演员的一举一动，因擒杀关羽而名噪一时的吕蒙，只不过是曹操借刀杀人的一颗棋子而已。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一段惊心动魄的角谋斗智历史，用史实揭开曹魏君臣曾经对孙吴君臣实施的“计上计”、“谋外谋”。

起因：偷袭关羽，中司马懿、蒋济之计

据《晋书·宣帝纪》和《三国志·蒋济传》记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率军北伐，围曹仁于樊城，困吕常于襄阳（史称“襄樊之战”）。曹操遣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率七军救援。结果关羽淹七军、俘于禁、斩庞德、降荆州刺史胡修和南乡太守傅方。梁、郏、陆浑等地的农民起义军也“遥受（关）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 眼看关羽快要攻到都城许昌，束手无策的曹操急忙召集群臣，“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值此危急之际，谋士司马懿和蒋济献计曰：“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原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操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孙、刘本是联合抗曹的军事同盟，吴将陆逊和吕蒙参论军机时也认为关羽“但务北进，未嫌于我”，可见吴之君臣极知关羽只有锐意北伐曹魏之心，并无决计南攻孙吴之意。但孙权得到曹操的割地承诺后，在吕蒙的再三怂恿下，“笺（写信）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就这样，正当关、曹激战正酣之际，吕蒙从中横插一足，将关、曹之战逐渐转变为关、孙之战，并扩大到后来的吴、蜀之战。不仅解除了关羽对曹魏的军事困扰，而且加剧了孙、刘联盟的分化、瓦解。从而让他们的头号大敌保存了实力，坐收渔翁之利。

开端：吴送密信，被曹操、董昭利用

据《三国志·董昭传》记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决定偷袭关羽后，遣使送了封密信给曹操〔这当然是孙权“阴与（吕蒙）图计”的结果〕，表示东吴打算“遣兵西上，欲掩取羽”，同时提出“乞密不漏，令羽有备”的要求。曹操接到密信后，立刻召集群臣商议，众人都认为应该替孙权保密，但谋士董昭认为应该表面答应帮孙权保密，实际却将其泄密。因为泄密之后，关羽很可能立即回过头去攻打孙权，樊城之围自然解除。这样“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弊。”即使关羽不立刻回军，也可以增强樊城守将的信心。也就是说：保密只对吴军有利，而对曹军和羽军不利；泄密则对曹军有利，而对吴军和羽军不利。因此，“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曹操深感董昭言之有理，立刻将孙权的信抄了几份，令大将徐晃用弓箭将这些密信射入樊城和关羽军营。樊城守军看到密信，立刻雀跃欢呼，“志气百倍”。而关羽看到密信后，“羽果犹豫”。尽管关羽没有立即回军攻打吴军，但这封密信事实上被曹操利用了，它帮了曹操的大忙，却给孙权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吴军未遭关羽重创是其幸运，但其计划失误则是无法掩饰的。

结果：擒杀关羽，中曹操、赵俨之计

据《三国志·徐晃传》和《三国志·赵俨传》记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吕蒙以“白衣渡江”之计偷袭荆州，南郡太守麋芳、公安守将士仁不战而降。同时，曹操命令大将徐晃率军“助曹仁讨关羽”， 并“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支援徐晃。关羽在前方被徐晃击败，后方遭吕蒙偷袭的困境下选择南逃。曹仁及其部将都认为“今因羽危惧，必可追禽（擒）也。”而参军赵俨却认为：“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为权害”。有道是“英雄所见略同”，曹操听说关羽败走，“恐诸将追之，果疾敕仁，如俨所策。”可见，曹操不是擒不住关羽，而是有意“存之以为权害”，以便达到既消灭关羽，又嫁祸东吴的“一箭双雕”之目的。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也评论说：“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结果正如赵俨和曹操所料：“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权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斩羽及子平于临沮。”就这样，一代“战神”轰然倒下，却成就了吕蒙的盛名。孙权在庆功大会上公开宣称：“禽羽之功，子明（吕蒙，字子明）谋也”。殊不知这“禽羽之功”不过是曹魏君臣的“送水人情”；“子明之谋”不过是曹魏君臣的刻意安排。一场吴、蜀倾国大战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善后：吴送羽首，被曹操利用

关羽之死，成就了吕蒙的盛名，也扩大了孙权的霸业，但此二人活得并不轻松。吕蒙在杀害关羽当年就“疾发”身亡自不必说，孙权也因袭杀关羽而深感“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于担心刘备举国来攻，孙权下令割下关羽首级，“送羽首于曹公”。企图以此暗示刘备：关羽首级是曹操所要之物，杀害关羽的“主犯”是曹操，自己最多算个“从犯”。希望以此将刘备复仇的矛头引向曹操。可惜，这一次智谋交锋，曹操依然技高一筹。尽管关羽刚刚杀其爱将、夺其要地，但曹操不仅没有表现出咬牙切齿，反而“以诸侯礼葬其尸骸”。实际上，关羽之死，曹魏君臣明明是主谋，孙吴君臣仅仅是工具。但经曹操这么一运作，角色就发生了惊天变化：孙权变成了杀人分尸的刽子手；曹操变成了顶礼膜拜的送葬人。不仅轻而易举的化解了吴送羽首带来的危机，而且进一步缓和了曹、刘矛盾，激化了孙、刘矛盾。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刘备不顾秦宓、赵云等人的竭力反对，铁定决心要兴兵伐吴了。

影响：吴蜀火拼，曹魏成为最大赢家

《据三国志·刘晔传》记载：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召集群臣。令大家推测刘备是否会因关羽之死报复吴国。众人皆以为：“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侍中刘晔却认为：“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果然不出刘晔所料。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刚刚称帝的刘备决计兴全国之兵，大举伐吴，从事祭酒秦宓“陈天时必无其利”，结果被“坐下狱幽闭”。赵云苦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结果“先主（刘备）不听，遂东征”。孙权闻讯，急忙“遣书请和”，结果“先主盛怒不许”。万般无奈的孙权只好一面硬着头皮“悉国应之”（史称“夷陵之战”），一面急忙向魏文帝曹丕“遣使求降”。刘晔立即献计：“今天下三分，中国（魏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苟如刘晔所言，吴国将难以幸存。可惜曹丕没有采纳刘晔的建议，从而使吴国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尽管吴国在这次空前大火拼中再次获胜，蜀国再次遭到削弱。但从长远看，对吴国来讲，削弱魏国远比削弱蜀国有利。至此，从襄樊之战到夷陵之战，蜀国失地折将，无疑是最大输家；吴国夺取了荆州，版图和实力随之扩大，但也损兵折将，也绝不是最大赢家；当初被关羽打的岌岌可危的曹魏，由于筹谋得当，技高一筹，不仅逐步从战争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而且在杀死强敌之后置身事外，悠然地欣赏着两个对手的倾国火拼，从而成为最大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