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教授）
亚当·斯密似乎是将《国富论》当散文来写的，全书的注释不多，没有数学模型，读者只要有正常的智商和经验，就可以理解书中的所有道理。
阅读此书，能感觉到斯密平和的心境。他怀着童稚般的好奇心观察人类社会的经济世界，就像观察榕树下的蚂蚁，如何搭建自己的蚁穴。心境平和了，世界背后的真相，就自然展现在平和的心境中了，这应是斯密成功的秘诀。
当然，亚当·斯密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坚持体系化，绞尽脑汁地要将他的零零碎碎的感悟和分析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国富论》虽是散文体，但因为体系化，终于升华为千古绝唱，否则，后人只能在闲散文人编的《历代散文选》中，寻得斯密的断篇碎章。
其实，亚当·斯密志不在散文，虽然他苦练文体，甚至以翻译为手段练习文体，但斯密苦练而成的平实但散发幽香的文体，辅助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功。《国富论》之所以广为流传，确实仰赖其平实优雅的文体。
我读《国富论》“分工篇”，我也试图结合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和自己的经验，对分工问题进行再“体系化”，思考的角度是“分工的限度”。分工走到哪一步就会停止，不再深入分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以为，分工有两个限度：
一个是内在的限度，即工作的性质。一项工作即使有人专门从事，由于工作本身的简单或特殊性，生产率不因“熟能生巧”而明显提高。
另一个是外在限度，即“交易成本”，如果产品交换的交易成本很大，就会阻止交换，进而阻止分工。
上述两个限度，还可引出很多问题。
一个问题是分工与科技之间的关系。
分工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在斯密的著作中，写得比较简略，他说：“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的发明，看来也是起因于分工。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因为心无旁骛，所以，专注产生了学霸，学霸发明了技术”。
其实，科技在某一领域的发展，并不一定需要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即使社会上尚无某一行业，但如果有一小部分精英从事专业研究和实验也可能出成就，例如美国军队内最先率先研制的计算机和互联网。
可见，科技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科技可以走在社会分工的很前面、很前面。
简单说：“分工促进科技发展”，似乎并未揭示科技发展的真正秘密。当代的科技已经不是斯密时代的科技了，斯密在《国富论》中例举的那个“贪玩小孩发明蒸汽机的活塞”的例子，在今天的科技世界里，只能当童话来阅读。
分工与科技的另一面关系也不能忽视，即“科技的发展促进分工”，原因在于：因为科技的发明，使得人们专门从事某一项工作，可以提高生产率；而如果无科技的发明，即使再专于某一项工作，也无法提高生产率。
农业中的插秧就是一例，一户农民即使整年整月地练习插秧，也不会快到哪里，精到哪里。但是，插秧机发明之后，就不同了，这户农民买了一台插秧机，就可以此为业，成为专业插秧户了。
另一个问题是互联网节省交易成本，是促进分工，还是相反作用？
互联网的高度发达，节省了巨大的交易成本，这恐怕也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得以迅速发展的技术原因。理论上，互联网节省巨大的交易成本，必然促进分工，外在的表现必然是一批新型职业的出现，但现实是，虽然出现了一些新型职业，但总体上，社会分工依然是原来的格局。
互联网在社会分工方面，可能发挥了相反的作用。例如，因为互联网的发达，出现了网店，互联网节省了店主大量的交易成本，反而分工停止了，因为很多店主可以兼干多种职业了，白天上班做白领，晚上打理网店。
互联网的贡献，可能主要在于促进了竞争而不是分工，因为信息充分，世界是平的，因信息沟壑而形成的自然垄断就被互联网削平了，竞争必然加剧。
我想，分工在哪里前进？又会在哪里停止？这仍然是一个谜，也许，亚当·斯密只是打开了“分工理论”的一扇门，里面还有光怪陆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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