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赵锦英，女，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对浪漫派的超越”（项目编号：21FZXB06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拓展性研究”（项目编号：19ZDA019）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从启蒙不仅是理性运用也是德性完善和审美提升、更是建立关于人的科学和重塑人与世界关系的新视角来看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分工与重建整体统一性、共同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立足前现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劳动设想人的全面发展的致思取向是根本错误的。在斯密和杨格提出关于分工与市场双向关系的“斯密—杨格定理”以前对企业分工与社会分工进行区分，是马克思在分工理论上的重要贡献。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被承认为“劳动”，分工的社会效应也越来越复杂。既重视分工的经济效应，也重视分工在团结、道德等方面的社会效应，是马克思和涂尔干的共同主张。认定经济分工中内生着一种劳动者适应快速变迁的新工作的多方面能力的客观需求，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日益构成未来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力，确立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贯通与统一，是马克思比涂尔干更高明的地方。 ［关键词］分工；人的全面发展；斯密—杨格定理；经济效应；社会效应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论域中，分工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社会范畴和哲学范畴。从斯密到马克思，分工的积极价值被肯定，而分工的消极后果也未被忽视。但分工作为经济范畴、社会范畴和哲学范畴，三者并非天然地一致。如何从哲学上看待分工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区别与统一？现代分工是否一定会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它又如何导向人的全面发展？基于这些问题，本文拟从理性与德性的统一出发，在融合哲学、经济、社会三个视角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关联。 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随着近代启蒙运动、现代化而产生的一个现代性问题。从社会分工角度考察这个问题，必然会涉及多个理论维度，即不仅会涉及认识之真，还会涉及德性之善和人格之美，不仅意味着理性、科学、知识和能力的进步，同时也涉及德性的完善和审美情趣的提升。 以往关注和研究启蒙时，我们往往把重心放在理性及其相关的知识、科学、技能、效率等问题上，以至于康德所说的“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曾长期被视为关于启蒙运动的最一般也是最经典的定义。但新的研究越来越表明，启蒙不只是理性的事业，同时也是重建德性的事业，是理性与德性的统一体。与之相适应，新的研究越来越把启蒙解读为重建一种关于人的科学，将其思想核心从原先康德所说的“敢于运用理性”转向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说的“人的科学”。这种观点认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本质是对人的理解和阐发，是对人是什么、人应该生活在何种状态等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解和规定。正如罗伊·波特指出的，“在启蒙思想家追求的种种目标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寻找一种真正的'人的科学’”，这个问题才真正“触及到了启蒙运动这一思想冒险活动的核心”。这就意味人们对启蒙运动的认识发生了多种新的转变，情感、传统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德性，都会在对启蒙的重新理解中获得新地位。理性在这种新科学中的地位虽然十分重要，但也到不了仅靠自己就足以成功的程度，因为情感、传统、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不可能不发挥作用，尽管它们往往都与理性纠缠在一起。同时，对理性的多角度、多学科的全面理解，也将导致对启蒙以来出现的经济学等新学科在启蒙中的位置及其与传统人文学科的关系作出新评价。 理性启蒙与德性启蒙的整合统一给重新审视分工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这个角度重新看待分工的意义，就不能只看到分工的经济效应，而是要在经济效应与道德效应的整合统一中、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统一的跨学科背景下重新审视分工的社会意义，这将为审视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提供一个新视角。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待上述问题，那么在探讨分工问题时就不能只关注分工在提高效率上的经济效应，同时也要关注分工在社会团结、德性养成、人格完善等方面的效应，也就是说不能仅在经济层面，还要在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认识分工，要重视分工的综合性社会效应，把它看作一个综合性社会范畴。 实际上，整体统一性是人们的一贯追求。现代分工的发展及其对整体和谐的冲击，进一步刺激了现代人对整体和谐的诉求。面对现代分工带来的破碎、分裂、固化、物化给整体和谐造成的冲击和挑战，现代人是彻底退却、退而求其次还是寻找新路径新方略以继续追求和谐和同一？ 从德国早期浪漫派经黑格尔到马克思，面对现代性造成的分裂和破碎性，实现伟大的综合一直是他们的目标。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伦理、精神等多方面和多种品质与能力的整体性发展，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要达到的目的。在这种整体性发展中，任何一种效应即使再重要，也无法取代其他效应，而只能是在对其他效应构成支持、发挥促进作用从而促成一种新的协调和共同发展时，才是合理的和被认可的。分工所具有的社会效应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看待分工。 早期浪漫派的最高理想是一种伟大的综合，是他们向往的诸多美好价值的和解和共存。恰如拜泽尔所指出的，至善对于黑格尔和早期浪漫派来说就是生活的统一性。“至善、生活的目的，在于统一性、整体性，或者我们存在的所有方面的和谐一致。这种统一性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三个层面：与自己、与他人，以及与自然。对这种统一性的主要威胁在于二元分裂和异化。”浪漫派追求全面发展和整体统一性，反对现代世界在各个方面存在的分裂状态。对他们来说，分裂是对美好世界、对整体生活的明显伤害。整体性、统一性、协调一致比任何单一的价值都重要。弗·施勒格尔甚至把固化于单一活动之中的人称为“理性的牡蛎”，认为“正如一切绝对的分离都将枯萎，并且导致自我毁灭一样，没有一种分离比起把生活本身比作一门普通的手艺一样进行孤立和限制更加愚蠢的了。因为人性的生活所具有的真正的本质，存在于所有能力的完整、完善和自由的活动之中” 。浪漫派由此不屑于谈论经济学，不愿意从经济生产、效率提高的角度肯定分工，认定经济学具有铜臭味，经济学家“除了功利之外对什么都没有乐趣。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一切就变得浅薄”。他们仍然局限在传统人文学科之中，未能以积极包容的态度吸收启蒙运动催生的经济学等新学科知识，在这方面他们明显落后于黑格尔。 黑格尔在青年时代就阅读了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和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他既明白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知晓分工产生的积极力量，也知晓其带来的负面效果。他为分工辩护，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也从人伦角度看待政治经济学，认定“劳动分工、农业农村和工业城市中心的协调合作是社会相互依赖的发源地”。他希望市民社会里的问题能在更讲求共同体精神的“国家”中获得解决。所以，“政治经济学对于黑格尔来说，不仅仅是商业和制造业的范围，同时也是伦理的一个基础层面”。 按照莱文的看法，马克思没有及时吸收黑格尔的这些思考，却独自研究政治经济学并批判市民社会。但马克思同样立足理性启蒙与德性启蒙的统一、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综合来看待分工，而不是单纯重视分工的经济职能。除了阅读弗格森和斯图亚特，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在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统一中看待分工的斯密。波纳德认为，鼓吹分工的积极意义的“《国富论》对社会的整体'道德财富’都是有破坏性的。它也是破坏的一个源头”。但斯密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看法，因为他是主张理性与德性统一的。除了重视分工促进财富增长外，他也重视分工所带来的社会代价，知晓“追求财富通常付出的代价不仅有高度贵族化的德性，还有全体德性”。斯密希望我们拥有闲暇，只有这样才能逃脱可怕的卑贱命运，在智识的改良上达到极高的程度。他在《国富论》第一篇里赞赏分工，但在第五篇里“却严厉批评分工”，这引发了关于他对分工到底持有一种观点还是两种观点的争论。其实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矛盾：斯密既肯定分工的积极价值，同时也没有忽视它的消极后果。 斯密赞赏财富的增长与主张国家权力的萎缩并驾齐驱，这很容易引起重视国家作用的后发展国家思想家的批评。如李斯特就批评斯密强调个人与世界主义，不重视国家的中介作用。“它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由此，李斯特批评斯密“因此把劳动看做国家财富的源泉，完全忽略了劳动者的精神力量、高尚情感以及包括公共制度与法律、宗教品质、道德才智、人身财产安全等在内的社会状况的生产性力量。换言之，斯密用来说明分工的，只是交换、物质资本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等要素，恰恰忽视了另一种与劳动价值相异的'国家生产力’；斯密只是从物质环境和状态来解释精神力量，完全无视精神力量的生产性”。不重视国家和共同体就会产生强化理性而弱化德性的效果，这与黑格尔针对古典经济学强调国家、共同体的职能和作用相类似。 继承了斯密和黑格尔的思想传统，马克思致力于在传统人文学科和现代经济学社会学的融通中看待分工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他首先积极肯定分工的现代意义，认为“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 ，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由此，虽然中世纪行会内部“各劳动者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劳动者“对于本行专业劳动和熟练技巧还是有兴趣的”，“对自己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安于奴隶般的关系，因而他们对工作的屈从程度远远超过对本身工作漠不关心的现代工人”。但那时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很少，人们局限于狭小的地域之中，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发展。只有分工不断发展，各地的联系不断增强，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广泛和更深入的世界交往，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和机遇。 不管把全面发展的典型视为前现代的农业劳动，还是城市的手工业劳动，都会遭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曾极力推崇的列夫·托尔斯泰在推崇前者的同时，把现代分工产生的大量职业活动视为“最为有害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没有乐趣，对人的身体健康和培养美好天性都没有助益，只会加重劳动者的无趣、片面、被动和单调。他认为，“土地上最好的劳动是农活”，因为“手工劳动，特别是农活，不仅有益于肉体，也有益于灵魂。不从事手工劳动的人，往往难以用健全的头脑去理解事物。这些人在不停地思考、说话、听讲，或者阅读。头脑不得休息，激愤而繁乱。而农活是对人有益的，它除了能使人得到休息之外，还可以帮助人简捷、明快而富有理性地去理解人在生活中的位置”。中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曾按照前现代的农业劳动模式来设想工业劳动，希望通过自由联合、自愿参与或者退出克服工业劳动中存在的强制、机械重复、无聊等现象，从而像自由劳作的农民那样进行身心协调、劳逸结合、自由自愿的创造性劳动。对此，马克思认为这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想象，它仅仅属于过去而没有未来。马克思曾批评否定政治经济学、肯定工业劳动只是农业劳动之补充的傅立叶“把农业劳动看成至少是最好的劳动”的观点。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中说，小农“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总之，马克思恩格斯都把美好社会的建构、人的全面发展的希望寄托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这只有通过现代化大工业才能做到。所以，当布坎南说马克思“对个人因进入市场交换关系而远离自给自足的个人、家庭或小社会的田园诗般的独立生活而导致失去自由过于敏感。由于这种敏感，马克思成了由托马斯·杰斐逊和20世纪美国南方代表农民利益的人所倡导的古典政治哲学的一部分”时，他显然完全误解了马克思真正的致思趋向。 在评价蒲鲁东号召工人拒绝现代分工，要做完全部十二道工序以避免只做一道工序造成单调的片面发展的观点时，马克思表明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态度。尽管马克思了解工人在现代工业分工体系中的机械性和单调性，他也希望未来社会能消除这种单调性和机械性，但对蒲鲁东的方案马克思明确予以嘲讽，认定它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是回到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的历史倒退行为。马克思指出：“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这个道理。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现代分工造就的一系列社会进步，就无法设想现代人的全面发展，倒很可能导致那种“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的结果。离开现代分工来看“人”及其发展是纯粹的幻想，“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人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是把历史视为意识的发展史了，而“'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 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马克思在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中看待现代分工，整体地看待分工的经济、社会、伦理效应，明确拒绝把分工机械地、简单地分为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 现代分工与技术的革新和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技术革新和制度改革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斯密非常重视技术与分工的关联，他认识到，“我们的生存也依赖技术：从农业技艺到法律体系，再到政治经济学的智能产品。我们需要道德理性、技术智能，以及某些场合中的理论理性来引导人类事务。有时候，斯密跟我们保证，这些发明本身就是自然的发展，因此强调了自然的仁慈”。马克思辩证地看待技术、制度的作用，他指出：“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须再来提醒。”“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分割造成人的能力的固定化、片面化，使劳动者可能长期局限在狭窄的专业领域内，而且这种固定化与片面化在不同社会阶级成员身上的分配并不是均等的，引发的社会效果也是复杂的。 显然，马克思与斯密都是从多个维度来看待分工的，他们在肯定分工的经济效应的同时，也重视其他效应。马克思认为，斯密在分工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分工放在首位，强调分工的意义”，但“关于分工，亚·斯密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原理”。不过，斯密也明白，分工在促进财富生产的同时，“能够使专门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心灵和精神扭曲、荒芜。也许除了马克思，没有哲学家比斯密更为直率、严厉地刻画了这些劳动分工的人类代价”。马克思比斯密更全面地看待分工，也更重视分工的代价问题。马克思赞赏弗格森揭示了分工的消极方面，也谈到了勒蒙泰的《分工的道德影响》一书。分工的社会效应与伦理效应很早就进入了马克思的理论视野，按照罗纳德·哈默维的说法，“弗格森关于分工的大部分分析构成了马克思后来讨论分工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思也明显把弗格森当做自己观点的一个来源”。从多方面看待分工的效应是马克思分工理论的鲜明特征。 概括地说，现代分工导致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职业痴呆。“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长期的固化势必导致劳动者在视野、能力、素质等方面的片面、停滞和僵化，严重阻碍人的全面发展，从而阻碍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从长远来看也会影响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扼杀了劳动者创造力和智力方面的潜力的发挥。其次是物化。分工体系对个人越来越具有强制性和固定性，“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劳动者越来越陷入疲于应付和被动适应的境地，把本来可以作为全面发展的时间与资源全用于适应分工体系越来越强势、越来越高的要求上去了。就像马克思指出的，“个人本身完全屈从于分工，因此他们完全被置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这样的“人”不得不成了一种“物”，一种充当“物”的自我壮大的工具和手段，沦为“物”的全面发展的工具，而“人”的全面发展却丧失了存在的条件和基础。第三是强化了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不利于共同体的培育与构建。个人越来越孤立地面对着庞大而无名的抽象体系，原子化倾向日益加深。对此，马克思寄希望于一种个体与共同体相互成全的新共同体。“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客观上是存在这样一种发展可能性的，问题在于我们不但要深刻揭示和把握这种客观发展趋向，而且要以积极的实践策略创造条件促进其逐步实现。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现代分工保持着一种全面的分析批判视野。针对蒲鲁东的观点，他明确表示不能机械地把分工的效应分为好的与坏的，而应该在历史发展的整体中予以分析把握，即全面地整体地看待现代分工。 从青年到晚年，马克思一直主张应区分企业分工与社会分工，凸显社会分工的意义。强调不能用企业分工的模式解释社会分工，充分肯定了分工的社会意义。 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主张区分企业分工与社会分工，认为前者“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而“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他又指出：“第一类分工是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第二类分工是在生产某个商品时发生的分工，因而不是社会内部的分工，而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他批评亚当·斯密没有明确区分企业分工与社会分工，没有注意到有些分工是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则不是，认为斯密跟他的先驱者一样“把这种分工同社会内部的分工混为一谈”。显然，马克思强调社会内部的分工是商品生产与交换关系的产物，是社会的必需，“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相关的具体形式，可以被超越和替代。企业内部分工是现代性事件，社会分工本身不是现代性事件，现代性只是加强了它，而不是创造了它。 对此有论者认为，分工与市场化扩展之间的循环累积关系是马克思分工理论的重要着眼点，也是马克思分工理论的一大贡献。马克思肯定色诺芬最早提出的“分工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实现分工的水平取决于市场的扩大”的观点。杨格1928年才在斯密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向国成、刘晶晶、罗曼怡认为，其实，早在杨格以前，“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早最完整地表述了'斯密—杨格定理’的内容，阐述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关系及其持续运行条件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分工与市场关系的相关论述比斯密更全面、提出的时间比杨格更早。上述三位学者认为，第二类分工并不只是资本主义时代企业内部的分工，也可以是作坊内、家庭内、公社内甚至共同体内的分工。三位学者认为，为概念清晰起见，社会分工的含义应被规定为社会范围内的劳动划分为不同部门。至于它如何组织，则采取市场化分工组织即第一类分工以及团队化分工组织即第二类分工。第二类分工更能反映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直接相关的水平。 在笔者看来，以市场交换作为标准界定第一类分工并不确切，因为它们并非自古以来都采取市场交换的形式，即使在现代社会里也仍然如此。比如男女分工，男人（妇女）在外从事物质生产、妇女（男人）在家庭中负责抚养后代的分工，这种分工长期以来没有进入市场交换体系，是自然形成的分工，只是社会对妇女付出的劳动的价值长期以来缺乏应有认知。实际上，从事人的生产、养育后代的妇女，和从事物质生产的男人，他们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都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当然，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才能产生这样的认知。而且，这种认知直到现在仍然是先进的。 这就进一步将我们的研究视线导向了社会分工的复杂性与价值方面。撇开分工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形式，社会分工其实具有更一般的意义。这种社会分工与劳动观念的变迁密切相关。当马克思说“第一类分工是社会劳动分为不同的劳动部门”时，显然有一个重要的基本的前提，即首先要回答社会分工中的活动是否被承认为生产性的“劳动”。社会分工与“劳动”观念的变迁密切相关，什么样的活动被视为具有生产性的“劳动”直接决定着分工的范围和结构。 什么样的活动被社会认可为“劳动”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时代，奴隶们从事的农作物种植活动被认为是类似动物性的活动。被承认为“劳动”是以活动者具有法定的社会权利为前提的，其中自由、法权保护是最基本的前提。在尔后的大工业时代，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活动才被认为是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而其他的活动都不被认为是“劳动”。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逐步改变了传统的“劳动”观念，众多服务型社会活动不再被认为是食利性活动，其创造性和必要性被认可。但家务活动和养育幼儿的活动被承认为正式的社会劳动，还是没有多久的事，即使现在仍然有人不完全承认这些活动是劳动。只有被承认为正式的、标准的社会劳动才能进入社会分工的范围，成为有益的社会活动的一个类型或种类，才被认可为有益于社会的一种劳动。也就是说，进入分工体系是以被承认为有益于社会的劳动为基本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分工比工厂、企业内的分工更具有意义。因为有些有益的人类活动可能没有在分工体系中被合理承认，但实际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区分了社会分工与企业分工，前者不能以商品生产为标准，养育后代的家庭劳动就属于这种类型。社会劳动、社会分工的扩展表征着更大的平等与自由，意味着更多的社会活动真正实现了社会化，这种社会化意味着效率的提高，也意味着活动主体地位的提高，即既具有理性的意味，也具有德性的意味，是理性与德性的某种统一。 社会分工不仅是一个劳动类型不断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早已有之的劳动类型被承认为劳动的过程。奴隶社会里的奴隶劳动、仆人的家务劳作、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被认为不创造价值的食利者的社会活动，长期以来都不被算作劳动。只有被承认为劳动，才能被纳入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分工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分化过程，更是一个伦理—法权—德性调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发生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效率的提高，同样也有伦理观念的变更、法权的进步以及德性结构的变化。 通过区分企业分工与社会分工以及全面阐释分工的社会效应，我们获得了把握人的全面发展的两个新视角。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是在企业分工层面上探究人的全面发展，认为全面发展的人就是“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 ，或者就是“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而片面发展的人“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首先是在经济组织层面上得以展开的，也就是超越狭隘的企业内部分工，而后才能进一步超越固定、不合理、限制人才能发挥的社会分工。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这里，我们不去进一步论证，分工除了扩展到经济领域以外，又怎样扩展到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怎样到处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为人的细分奠定基础。”市场运作模式不仅试图左右经济组织内的分工，也试图左右社会分工中的各类活动，即为了利润蚕食劳动之余的自由时间，把全面发展局限在企业分工层面。其次，不能仅仅关注分工的经济效应，更要重视分工的整体社会效应，这是马克思也是涂尔干的主张。在考察企业分工时，马克思强调它促进了经济协作，也给社会团结奠定基础，当然也可能导致社会纷争。“分工和结合在这里互为条件”，“分工的基本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是工人的密集。而这种密集一般来说只有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地方才有可能” 。密集才会引发交往、塑造团结，当然，也可能同时产生阶级差别与阶级对立。马克思在社会生产的范围内谈论分工的协作效应、团结效应。恰如诺曼·莱文指出的，马克思早在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就注意到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中对个人主义的肯定和批评，注意到黑格尔关于劳动分工在市民社会条件下对相互承认、相互依存的促进作用。“黑格尔将阶级分化、劳动分工视做相互承认的基础。劳动分工为贸易创造了条件，而贸易又为相互依存创造了条件。相互需要是相互承认的基础，所以资本主义鼓励主体间性。”涂尔干对此作了进一步拓展，涂尔干甚至认为分工的道德效应大于经济效应，因为它能促进团结。在他看来，基于共同意识形成的机械团结是传统的，基于分工而形成的有机团结才是现代的。个人在现代性条件下难以再有共同的情感、价值观和劳动类型，不同的职业、情感和价值观需要契约、责任、规范，需要基于多样性之上的有机团结。为此，“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重要些”，“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地结合”，“社会的凝聚性是完全依靠，或至少主要依靠劳动分工来维持的，社会构成的本质特性也是由分工决定的”。鉴于“劳动分工的这种作用要比经济学家平常所以为的重要得多”，我们就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看待分工，而必须看到“分工首先是社会团结的源泉”。显然，涂尔干比马克思更看中分工的社会效应。 不过，马克思把分工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贯通起来，发现了经济分工系统已内在地产生着一种劳动者全面发展的客观需求，长远地看，这两种效应是统一的，这是马克思在分工理论上的独特贡献。 马克思认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人全面发展的必需，只有充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支配时间，劳动者才能有更多的更充分的条件去发展自己的各种兴趣和才能，去从事艺术、批判等其他有意义的活动。这样一来，最重要的生产力就是“社会个人的发展”。于是，“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人的发展比物的丰富更关键，全面发展比片面固化发展更健康也更长远有效。所以，综合而论，在一切生产力中，最重要的是个人能力的提高和发展，而这里的能力要求具有全面性，由此，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了最重要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最高发展”也就是“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个人全面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一致性，最根本地体现为个人全面发展就是最高的生产力。“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于是，“结果就是：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做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正如麦卡锡所总结的，“当必要劳动时间以社会个体的需求来衡量——以他们的自我实现的类需求——就会创造出真正的财富，与此同时也带来休闲时间的增加。对马克思而言，社会的真实财富在于其成员，而非其利润。'因为真实的财富是所有个体的发达的生产力’，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经济性质之下变得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力的完全发展意味着在市场上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将一切更高层次的追求化约成了实现资本积累的手段。那些不是在经济上具有效益的人的潜能都不能幸存下来”。 于是，对高水平的社会发展来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才能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超越人的片面发展而走向全面发展不是互相冲突而是互为因果的。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累积着超越片面发展的主体能力。早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就针对未来社会发展指出，片面发展的人行将过去，因为他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更高需求。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是全面发展、通晓更多领域、具备更多才能的人。“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出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越来越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破坏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分工，将完全消失。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正在不断地变革自己的技术体系和结构，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为此，就需要不断超越原有分工，改变原有技术，劳动者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以适应不断更新的新技术、新工种、新分工。马克思说：“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 劳动经常发生变换，社会日益需要能更好地适应这种不断变换的劳动者。“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作出了如下预测和展望：“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而且，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后，会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在《资本论》第十五章第九节中，马克思从经济发展角度对此作了详细分析：第一,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过程，资本主义不只是形成一种狭隘、固定的分工，造成劳动者片面的发展，而且随着大工业的拓展，现代工业体系需要不断革新自己的技术基础和劳动类型，并因此需要劳动者适应这一快速的转变，这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第二，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把这种潜能进一步释放出来。在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基础上是无法克服现代分工所造成的那些负面效果的，只有把社会从资本无限追求更大利润为唯一目的的体系中解放出来，才能构建分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结构。用普殊同的话说，只有“摆脱了资本主义特有的那种社会建构的（以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二者为形式的）抽象强制”，才能“反过来给出了一种在结构方式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高技术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劳动分工方式的可能性”。第三，人要获得全面发展，还必须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改变和提升自己的基本需要。只有逐步超越谋生性劳动，更多地从事一些与自己的天性、兴趣、特长相适应的活动，最后才能逐步达到愈来愈高水平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一个价值理想，更是一个在生产和社会领域正在发生着的事实，一个需要我们调动各种资源和力量在更大的视域、更多的领域中谋划推进的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分工的经济效应也是分工的社会效应。对于两种效应从差异、对立发展到未来的贯通融合，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上保持现代性批判立场的同时，更应着眼于在未来发展中促进这种贯通融合，即着眼于经济和社会的融合统一，助力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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