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有一句话挺好理解，但是容易被人忽视，而看不到它真正的内涵——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意思是说，孔子说，如果在听取诉讼判断案情的话，我（的能力）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一定要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就是力求没有诉讼吧。 无外乎就是对自我能力的一个谦虚的评价，外加一点个人理想的陈述。在《论语》长长短短近500段的内容中，显得平淡无奇。因此往往被读者轻轻的放过。
但是当我们读《庄子》的《天地篇》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一个似乎能够勾起我们思想的故事——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 尧问于许由曰：“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 许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啮缺之为人也，聪明睿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
意思是说，尧要把天子之位让给他的师祖，事先征询了一下自己老师的意见，结果自己的老师许由，评价尧的师祖，也就是他自己的老师说：如果把天下交给他，那就是把天下给害了。原因是这个人非常聪明机敏，“其性过人”，因此会把个人的意愿强加到自然的规则之上。因此善于发现和禁止别人的过错，却不知道天下的过错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是什么会让我们通过这个故事，突然想起《论语》中的那句话呢？ 就是“其性过人”这四个字，因为《论语》中也有一个被孔子认为是“其性过人”的人，而且这个人也颇有“审乎禁过”之能。 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子路。 我们看：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由是子路的字）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求是冉有的字）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赤是公西华的字）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这句话通常被认为是说明孔子因人施教的典范，但是其中也明白无误的说明了，孔子对子路性格与能力的评价——“兼人”就是胜过，超过别人的意思。这里面既有性格因素，又有能力因素。 正是因为，子路具有这样的能力和性格，所以有下面这句话——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片言”有说是只听诉讼双方单方面的陈述的，也有说仅凭只言片语的，总之这句话，是说子路具有非常敏锐的判断力，和行动力——“无宿诺”就是没有做出了承诺，而久久不去实践的的意思。
但是，更加有趣的是，也是真正令人警醒的是，这句赞赏其颇有“审乎禁过”之能的话，在《论语》中是与上面所说的孔子的那句话，紧挨着。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庄子》中的这个故事的话，可能对这种排列关系不以为然，认为就是将相似的内容，简单的放在一起而已。 但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之后，在回过头来看这两句，就会发现其中的所谓微言大义了。
因为，由此可见能“兼人”，或者以“过人”为性者，其病就在于，因为在技能上的强大，而容易自陷于现实的规则与事务之中，而忘记了对事物本质的探求。 通俗言之，就是因为沉醉于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之中，而忘记了去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更忘记了解决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消弭问题，而消弭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让问题不发生，而让问题不发生的最佳途径，则是应当是去除诱发问题的条件，而不是在问题出现之后，去解决它。
用老子的话说，就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否则，对既有问题的解决，则往往就是进一步诱发新问题的原因。对此老子也有一个说法叫做“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 所以，《庄子》对这种人的评价值是“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
所以，孔子说“必也使无讼乎”——应当去追求使天下“无讼”的办法，应当以天下“无讼”为追求，而没有必要沉醉在“片言可以折狱”的得意之中，没有必要纠缠于是否能够“片言可以折狱”的计较之中。 因为，相比于让天下“无讼”这一伟大理想与成就而言，是否能够迅速准确的断清一个案子，实在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因为，它能够带来的不过是就一时一事的正义，对一人一家的公道。沉醉于这些细小的成就之中，纠缠于这些琐碎的事务之中，即使不考虑其中是否有个人的虚荣心在作祟，但就是对问题的整体解决而言，何年何月能够通过一件一件小事的累积，一个一个案子的审理，来还天下一个太平安宁呢？
所以《庄子》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对这种人，进行了近乎“无情”的批判—— 与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 用他来与天相配，承载天命吗？他会凭借人意而无视天道。 方且本身而异形，方且尊知而火驰， 他将会根据一己之长短，来标新立异，他会崇尚智巧，会像火一样往来驰骋而难以把持。 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陔，方且四顾而物应，方且应众宜，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 他会被各种小事所操弄，会被各种具体的事物所羁绊，会忙着应付各种事务，会忙着迎合众人的需求，会随着周边环境的变化，而被影响，被改变，而没有一个持久有恒的方向。
前面两句，虽然说得也完全正确，但是帽子扣得有点大，但是后面的那一句，说的则完完全全是非常现实，非常实在的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这种人，最终一定会让自己陷入到各种现实的琐碎，甚至世俗的人情世故的纠缠之中，难以自拔。 这种人怎么能成就大事，怎么能将天下托付给他呢？所以，《庄子》紧跟着总结到——夫何足以配天乎？
这句话不用翻译了。只不过《庄子》的论述，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出发，去对一个人进行评断。而孔子则是从自我出发，讨论人应当怎样去做事情。《庄子》说的细致透彻一些，孔子说的则简略隐晦一些。 如果我们把两段话合起来看，就会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 不让自己被小事纠缠的人，才可能有大成就。
再具体点说，就是： 只有那些，不让自己被小事纠缠，始终具有全局观，始终将关注的焦点，锁定在事物的本质之上，而不轻易放弃原则，变换方向的人，才可能有大成就。
（注意：这里所说的大成就，不见得是用银子来衡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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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东方竹马 > 《社科政教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