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下令曰：“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214年）再次下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第三次下令曰：“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遺。”“求才三令”的颁布，使“唯才是举”的美誉从此和曹操的名字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后世学者也因此给予了曹操高度评价，认为他冲破了东汉以来“以位命贤”的察举制和征辟制的束缚，正因为“唯才是举”方针的实施使得曹操集团出现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曹操为了逐鹿中原，确实能够冲破门第观念，从寒族地主中提拔了一大批人才，诚非袁绍、刘表之辈所能及。但若比于孙权、刘备，则不难发现：真正能够“唯才是举”的并非曹某。 一、 曹操、孙权、刘备麾下人才的出身门第比较 三国时期，北方是我国经济和文化中心，当然是人才荟萃之地，而曹操的统治基础正在北方，无疑占了地理优势，就连在南方立国的吴蜀，其名臣良将也大多来自北方，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与其说曹操集团“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是由于“唯才是举”的方针所致，倒不如说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所致。再说，人才是个相对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很多人你很难界定他算不算人才。更何况，人才重在“质”，不在“量”。正是由于这一点，若单纯从数量上比较，不但数字难以准确统计，而且容易失之偏颇。所以，我们只有从他们三人最器重的人才入手，进行出身门第比较，才最能说明问题。 综观《三国志》，陈寿为曹操集团的文臣武将立传最多，但曹操最器重的文臣莫过于“二荀贾程郭”（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武将莫过于“四曹二夏侯”（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夏侯惇、夏侯渊）。文臣中二荀乃“颖川大族”，位最尊（荀彧为尚书令，荀攸为军师），贾、程、郭乃“寒士特起”，位次之。根据陈寿的评语：“荀攸、贾诩，庶乎算无逸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于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尤其在赤壁败北后曹操不禁“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既然陈寿都认为贾、程、郭等人的才策谋略与荀攸齐肩，而曹操自己更是认为若郭嘉在世就不会有赤壁之败，充分表明了在曹操心目中郭嘉的谋略超过了包括荀彧在内的所有谋士，但郭嘉等人的地位为何都屈居二荀之下？原因可能很多，但出身门第当是一个重要原因。武将中的“四曹二夏侯”皆属豪族。由于他们都是曹操的同宗族人（曹操，本姓夏侯）而且“夏侯、曹氏，世为婚姻”，因此，尽管“曹魏五虎上将”（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智勇双全，但战功赫赫的五虎上将却不得不屈居“四曹二夏侯”之下，受他们节制。综观《三国志》各传，“四曹二夏侯”比于五虎上将，临阵决机未见更高明，临锋决敌也未见更勇猛，尤其“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但每次征伐，若非曹操亲征，都由他们担任主帅，都督各路军马，五虎上将只能充当被“督”之将。曹操手下那么多人怎么就没一个“帅才”呢？而曹氏宗戚怎么尽出“帅才”呢？曹操究竟是“唯才是举”还是“唯亲是举”呢？ 孙权麾下的文臣武将少于曹魏而多于蜀汉，但他最器重张昭和“江东四儒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史载：孙权“于是张昭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畴入为腹心，出作股肱。”用张昭为辅吴将军，实乃东吴谋主；“四儒将”先后担任东吴兵马统帅，位极人臣。考此五人出身，“张昭是徐州名士”，周瑜和鲁肃皆“出身士族”，陆逊“世江东大族”，只有吕蒙出身“贫贱难可居”之家。孙吴的政权明显是靠南北世家大族的支持建立起来的，而且周瑜、陆逊和孙氏还有姻亲关系。但张昭在相对平庸的江东智囊团中确算是一位佼佼者；而“四儒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摧坚折锐于谈笑间，更非程普、甘宁、潘璋等骁将可比。正如陈寿所评：“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由此可见，孙权器重他们确实是重“才”而非重“门第”，更非重“姻亲关系”。 《三国志》中，蜀国被立传的人才最少，但最优秀。诸葛亮乃“天下奇才也”；庞统、法正为“荀彧之仲叔……程、郭之俦俪”；关、张“皆万人之敌”。而刘备最器重的也莫过于这五人，拜诸葛亮为军师（后拜为丞相），统帅全军，全权负责调兵遣将；庞统“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法正为蜀郡太守（后任尚书令）；待关羽、张飞更如同手足，为武将之冠。考此五人身世，诸葛亮和庞统“都是破落地主出身”，“关、张是游民”；只有“法正是名门之后”这才是真正的“用人唯才，不问门第”，真正的冲破“以位命贤”的察举制和征辟制的束缚！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刘备用人唯亲。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刘备信诸葛亮，不如信关羽。可论及地位，关羽却在诸葛亮之下，受诸葛亮调遣，这不恰恰说明刘备用人唯“才”不唯“亲”吗？由此看来，在“唯才是举”方面，刘备不仅比曹操做得好，比孙权也实在的多。 二、曹操、孙权、刘备的“举”才行动比较 很多学者认为曹操“知人善任，不念旧恶”。并以“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张绣杀其子曹昂，后绣降操，拜扬武将军；许攸来降，“跣出迎之”；陈琳草檄骂操，辱及三代，待琳被俘，操宥而不咎等作为注脚。但可惜的是：这些都不能作为曹操唯才是举的佐证。因为于禁等四人投奔曹操最迟的也是在建安三年；张绣、许攸、陈琳分别是在建安四年、五年和十年降操的，都是“求才三令”颁布好多年前的事情，先前之事怎能作为后来之事的结果？况且，曹氏集团尽管其人才数量居多，但塔尖上的人才却流向了汉中，而且占尽天时地利而未能网尽天下英雄，使得大批贤才良将流入南方，造成足以与之争衡天下的另外两个人才集团，不能不说是“举”才之失。更值得注意的是：赤壁战前的曹操，志在芟夷群雄，确实能够破格录用人才，上述的于禁、乐进诸将都是在这一阶段提拔的。而赤壁战后的曹操，志在逼宫篡汉，不但不会真心举才，反而要杀害有忠汉思想的人才。别看他连颁三道求才令，并大喊大叫要“唯才是举”，实际有雷无雨，非但没有“举”到真正“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反而整死了荀彧、崔琰、杨修等功勋卓著的国士良才。难怪赵翼说他“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口中高喊“举才”的口号，手中挥舞“杀才”的屠刀。曹公的“举”才行动大体若此。 孙权“举”才，独具慧眼，能够从多方面破格提拔智能之士。周泰出身寒门，但屡有战功，拜平虏将军，朱然、徐盛等不服，于是孙权在宴会诸将时“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所以起。泰辄记昔战斗处以对”，权“因流涕交连，字之曰：‘幼平，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盛等乃服。周瑜、陆逊初任大都督，诸将都因其年少威轻而不服，孙权却大胆地委以大任，事实证明“周瑜、陆逊是映照吴国一前一后的双璧。”至于他“纳鲁肃于凡品”，“拔吕蒙于行阵”，“识潘濬于系虏”，无不表明孙权善于识才和举才。另外孙权还重用性情耿直的大臣，如，罢周谷而重用吕范；在“举”才的同时，还注重培养人才，如，劝吕蒙向学，终成名将。孙权的这些举才行动，比于空喊“唯才是举”口号的曹操，若何？ 由于历史、地理等客观原因，刘备的麾下人才最少，但是，刘备若无识才、用才之长，凭什么能“总揽英雄”与魏、吴争衡？虽受种种不利条件束缚而未能揽到绝对多数的人才，但刘备却揽到了绝对一流的人才：若论兵法韬略，一代儒将诸葛亮不仅使曹操集团的智囊们黯然失色，就是“江东四儒将”也难比此肩；庞统、法正奇谋策算也不在荀彧、郭嘉之下。若论攻城略地，“蜀中五虎将”骁勇异常，谁能抵挡？比起孙权和赤壁之战前的曹操，刘备的“举”才事迹似乎平凡得多，但要做起来确非易事。待关、张情同手足，自不必说，待赵云也是“同床眠卧”。刘备的宽仁信义，远播江汉，“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他还四处寻访良辅，并“猥自枉屈”，以三顾草庐的真诚行动感动“卧龙”出山。这才是真正的礼贤下士。“同床眠卧”、“同席而坐，同簋而食”、“三顾草庐”看似平凡，做起来太难。曹操做不到，因而与张松失之交臂；孙权也做不到，因而与庞统擦肩而过。曹操之失，使“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孙权之失，令“凤雏”飞蜀，为刘备夺取素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美称的益州送来了三位关键人物和谋主。以此论之，刘备不仅比曹操，甚至比孙权还要更长于识才和“举”。 三、曹操、孙权、刘备对所“举”人才重用情况比较 举才的目的是为了用才，使文臣尽其智，武将尽其勇，若能举而不能用，孰若不举？曹操手下虽说“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但太多人的才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武将受曹氏宗戚排挤相当明显，文臣的才能更是倍受抑制。“二荀程郭在曹操手下并未人尽其才。他们替曹操出谋献计都处于被动地位，曹操听与不听，他们很少谏诤。曹操没有把他们敬为王者之师，而是君临其上，隶皂使之”。稍一不慎，就有生命之虞，被称为“吾之子房”的首席谋臣荀彧，只因对操称魏王表示了不同意见，就被逼得自杀；“跣出迎之”的许攸，只因夸耀了一下自己的功劳，就被借故杀掉；孔融因言论而被灭族；崔琰因腹诽而被赐死；娄圭“以恃旧不虔见诛。”杨修以恃才放旷就戮……。鲜血证明了曹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并非虚言。曹操如此草菅人才之命，可想而知，“如雨”的谋臣，谁不战战兢兢?保住性命尚属不易，才能的充分发挥又从何谈起？如此用才，则“举才”意义何在？ 孙权不仅有知人之明，而且有用人之量，用而不疑。赤壁之战后，“瑜威声远著，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操遗书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以贬损周瑜。备则离间曰：“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权无听，仍委重任。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刘备伐吴，诸葛瑾守南郡，有人告他与备交通，然权曰：“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间。”将告发信转交诸葛瑾。陆逊镇西陵，孙权委以结和吴蜀的重任，刻了一个自己的印章交给他。由于孙权知人善任，用而不疑，“是以忠臣竞尽其谋，志士咸得肆力”。对臣下如此信任，比起生性多疑、动辄杀人灭族而压抑人才的曹操若何？当然，孙权晚年，一度昏聩，忌杀吾粲、朱拒等重臣，并“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不过，这和曹操的滥杀似乎不能同日而语。 比起曹操和孙权，刘备更能知人善任，用而不疑，使他们在危难间也不离不弃。陈寿评曰：“先主之洪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赵翼亦曰：“千载下犹见其肝膈本怀，岂非真性情之流露。设使操得亮，肯如此委心相任乎，亮亦岂肯为操用乎……亮第一流人，二国俱不能得，备独能得之，亦可见以诚待人之效矣。”若说刘备知人善任优于孙权，或许会有争议，若说胜过曹操，应无异议。 四、究竟是谁“唯才是举”及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比较，究竟是谁“唯才是举”已很明了。综合言之，首推刘备，孙权次之，曹操最次。那么，以“唯才是举”而被称颂千年的曹操缘何做的反不如刘备？ 一、刘备比曹操更能打破门第观念、更能重用寒人。这主要因为他们俩面临的人才层次不同。曹操的祖父、父亲都身居显职，使他在青年时代得以结交世家大族和士大夫，而当时的士大夫是政治、经济上享有许多特权，社会上具有崇高声望的阶层，若能得到这些世族名士的支持，在政治、经济、号召力上都无疑会占有极大的优势。既然曹操具有结交他们的机会，当然不容错过。为了笼络到更多的世族名士，他还不能完全打破门第观念，必须给世族名士更高的名位。因此，“尽管曹操用人不拘一格，而所用之人仍以大姓、名士为多。” 而刘备出身于“贩履织席”的家庭，虽系“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但由于世系久远难考，“帝室之胄”的招牌实在号召乏力，士人耻为之下，刘平甚至“结客刺备”。可见他没有结交世族名士的条件，不得不重用出身寒微之士，因此，创业初期的刘备能得孔明而不能得荀彧；能得关、张而不能得周瑜。也正是由于身边的人才几乎清一色的出于寒门，想得到士族的支持又没甚指望，所以刘备能够毫无顾忌地打破门第观念，真正做到“唯才是举”。 二、刘备比曹操更善于举才。曹操的举才行动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建安十三年（208年）发生的赤壁之战犹如一道分水岭，战前的曹操为芟夷群雄，一统天下，确能善待贤士，揽结英雄，在大族和寒族中都提拔了许多人才。而赤壁战后，由于天下三分已成定局，“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短期内实现统一已无可能，于是，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内部，为建魏代汉做准备工作。而就当时形势而言，曹操篡汉要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因为当时的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非常注重忠、孝、节、义，视篡汉为不忠不孝之举，为保持名节甚至不惜性命。比如建安二年，袁术在寿春称帝，以书召陈珪，珪答书曰：“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欲吾营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袁术又欲用金尚为太尉，“尚不许而逃去，术杀之。”建安四年，耿包劝袁绍称帝，“绍以包白事示军府。僚属皆言包妖妄，宜诛，绍不得已，杀包以自解。”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可见曹操极有自知之明。他非常清楚，要实现其不逊之志，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篡汉的帮手问题，二是士人的思想转变问题。正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曹操发布了“求才三令”。“求才三令”名义是求“有治国用兵之术”之士，实质欲求“不仁不孝”之人。“管仲以为不怀其亲， 而刘备自从出道以来，在豪杰并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赤壁战前一直是寄人篱下，先后依附于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人。赤壁战后，数雄已灭，止存三家，但在三国鼎立中，蜀汉仍是力量最弱。可见，刘备一生始终处于强敌威逼之下，时刻面临如何以弱克强问题，所受挫折颇多。但只有始终处于弱势的刘备才最能体会到人才的重要性，也只有屡仆屡起的刘备才最能思贤如渴，最能珍惜每一个“举”的机会。因此，在举才问题上，曹操因不珍惜张松而痛失益州之地和益州众将；孙权因不珍惜“凤雏”而痛失这位和“卧龙”齐名的奇才，这些人才结果都为刘备所用，这不能不说是曹操和孙权的遗憾，惟独刘备在“举才”上未留遗憾。 三、刘备比曹操更能重用人才。曹操手下谋臣武将的才能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首先是因为曹操自身就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其用兵行军之道甚至在诸葛亮之上，更休说曹魏众将。几乎每次大规模的征伐，他都挂帅亲征，加上手下人才数量较多、他又不能像信任“四曹二夏侯”一样信任其他诸将，这都大大缩小了他们发挥才能的空间。其次是因为曹操生性多疑。疑杀吕伯奢一家，疑杀华佗，以“腹诽”杀崔琰……无不表明他疑心甚重，这必然使他手下的人才有所顾忌，从而影响才能的充分发挥。再次是因为曹操在赤壁战后把重点放在逼宫篡汉上，并大肆铲除异己，血淋淋的屠刀令人胆寒，因而荀攸、贾诩、程昱等智能之士明哲保身，不敢充分展现才能。刘备之所以比曹操更能重用人才，一是由于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屡战屡败使刘备自知缺乏用兵之术，若不重用手下的贤才良将则无以自立。二是由于他得到诸葛亮的辅佐，正如刘备所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卧龙出山后，很快就掌握了调兵遣将的大权。三是由于刘备麾下人才虽精但数量不足，因而发挥才能的空间较大。 五、煮酒论英雄 三国时期豪杰并起，英雄竞逐，历史的天空闪烁着几颗星：曹操文武兼备，征伐四克，“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暴戾强伉”，“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刘备天下枭雄”，虽行军用兵，不及曹操，但“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孙权“任才尚计……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其决策用兵胜过刘备而不敌曹操，但知人待士优于曹操而逊于刘备。 |
|
|
来自： 昵称13770129 > 《侃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