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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发蒙直至参加工作除了读读书基本上没有干过别的事情，而自参加工作直至今日在每日的八小时之外除了看看书也基本上没有别的爱好，因此我就被视为“读书人”。其实，我充其量只不过象“五柳先生”那样，好读书却不求甚解，并没有把书读好。不过，总算也有一点体悟，那就是感到读书尤其是要把书读好实在是很不容易。
其一，读书本身是一门学问。一般来讲，读书是获取知识、谋求学问最基本和很重要的途径，但怎样才能把书读好，这本身也包涵着极其深奥的学问。如果读书的方法不对，不仅会事倍功半，甚至还会在误读误解误导中误入歧途，以致自害。对此，我在读《老子》的过程中感触颇深。老子云：“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起初，单从字面上来理解这段文字，很自觉地接受了其他一些读书人的误导，认为这是作茧自缚，消极保守，鼓吹“小国寡民”、“结绳而用”的倒退思想。直至读到南怀瑾先生《孟子旁通》一书后，我才幡然醒悟。原来，我们这种差不多已成定势的理解与老子的本意相去甚远。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242年间，大小战争无以计数，“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常言道乱世人不如太平犬，老百姓在兵燹四起、生灵涂炭的乱世之中最向往的是什么呢？是天下大治，过安定的生活。较之于在混战中四处奔逃，亡命他乡，自然是乐于在安定的环境中过太平日子，再也不过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了。老子指出实现这种生活目标的前提条件是“至治之极”，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治理得很好了，人们就用不着到处跑来跑去了。不是吗？今天，为什么还有不少人想方设法往外国跑呢，还不是因为现在有些国家比我们发达，日子更好过一些吗?试想，当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与那些国家一样甚至更加发达，更加富裕，更加文明了，还有谁愿意往那里跑？令人惭愧的是，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认真研究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现实生活来阅读和理解老子的这段话，真正明白作者发自内心的对“至治之极”的向往和呼唤，而是单挑其中“鸡犬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句话加以批判，并把这当作是中国两千多年来闭关自守，发展缓慢，以致到近代以后越来越落后于世界的思想根源。若果如此，则更加说明误读误解误导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可怕。由此可见，作为读书人在读书时不仅要加倍地认真，而且还要格外地谨慎小心，任何形而上学，一知半解，都有可能演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历史性悲剧。
其二，读书也要有骨气。做人要有骨气，正如徐悲鸿先生所言，“人不能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为文也要有骨气，于右任先生曾赠友人一联云：“观其为文不随时趣；与之论事大有古风”，为文不随时趣，便是一种骨气。如果做人没有骨气，则紧跟而来的为文也就难免“随时趣”。可以断定有这种感受的人可能不在少数。比如有些人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时，大凡都是根据某一时期的政治风向去从中找出所需要的佐证材料。在“文革”之中，读到的满纸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在自由化思潮出现后又从同样的书里找出了彻底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言词；在计划经济时代，好象书中写的全是国民经济必须按计划发展用计划调节，除此之外便全是邪门歪道，只有到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才猛然醒悟，原来经典中早就写有关于市场经济方面的精辟论述。我看，完全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么多年来之所以走了这么多弯路，付出了这么多代价，与不负责任的读书不无关系。这真是有愧于书！肯定有人会反驳，鲁迅先生就说过，人们阅读《红楼梦》，“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读书所得本不能强求一致。这是不错的，读书人大凡都有自己的嗜好和侧重点，但若昨天看见排满而过两天听说慈禧要复活了又马上看见颂满，那他就算不上一个“革命家”，而不过是一个“小人精”。总之，读书没有骨气，不负责任，搞随风倒，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之大，可说没齿难忘。因此，作为读书人必须把自己的人格溶注到读书中，时刻警告自己，不负书，不负人，不负社会。
其三，读书本是一种性情。读书不容易，尤其是负责任地把书读好就更是很难，那么，是不是要视读书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一种如同为了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赡老抚幼而必须不停顿地劳作那样的生活重负呢？我觉得大可不必，亦不该如此。因为如若这般，就难免被动地胡乱读，不负责任地读，在功利的驱使之下，把读书这样一件美事弄成于己于人于世都很糟的事情。剥开中国读书史来看，有多少人是因为受到宋真宗《劝学文》所言“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样的蛊惑，从而头悬梁、锥刺股，不畏寒窗十年苦，而终于金榜及第，春风得意的啊。又有多少人是为了不受人欺侮，再不做牛和羊，从而在严父的棍棒下，在慈母的泪光里，在尊师的体罚中，熬过读书的蒙童期的啊。当然，也有不少人的确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故而“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但终究未能摆脱功名的羁绊。马克思曾声称书是他的奴隶，恰恰相反，许多人却实质上成了书的奴隶。我们真的要道一声：“读书人，你好辛苦！”其实，读书本是一种性情，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读书足以怡情”。我们也常听到一些真正的读书人动情地说：“亡书久似失良朋。”甚至还有把书当作人生伴侣的。的确，能读到一本好书实为一大快事，怎会因为读书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呢。老子曰“道法自然”，读书也最好是不要违拗自己的性情，以免落得个人书两难堪的境地。记得《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晋王徽之在一个风雪夜突然想去看望朋友戴逵，便驾船沿剡溪前往拜访，走了整整一个晚上，待天明时分到达戴逵门前时，却掉转船头返回了。当有人不解地问他为何冒着风雪前去却又不见而返时，王徽之说“乘兴而往，兴尽而返”。这则小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应当想到，读书就象造访朋友，完全是性情所至，不必勉强，因为读书本属一种性情，只有培养并秉承这种性情，读书才能成为一种乐趣，一件快事，从而乐此不倦，以致皓首穷经，只有这样读书才能既怡情又益智，才可望真正把书读得好一点。
1994年9月
书中的那点味
菩萨救妖
读《西游记》本来是快快乐乐的，但却总碰到令人愤慨的事情，那就是每当孙大圣出生入死把可恶的妖怪捉拿到手，立即就被菩萨救走了。
你看，那黑风山的黑熊怪，黄风岭的黄毛貂鼠，莲花洞的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乌鸡国的青毛狮子，火云洞的红孩儿，通天河的河怪，金洞的青牛，小雷音寺的黄眉怪，獬豸洞的金毛，狮驼洞的青狮、白、大鹏金翅雕，比丘国的鹿，竹节山的九头狮子，天竺国的玉兔……它们偷得上界菩萨的某种宝物作护身之器，下界为妖，残害人间。每当孙悟空以其百般变化，万般神通，又经多方求助，几度生死，好不容易把这些妖怪捉住时，菩萨们便十分及时地赶来，将妖怪从孙悟空的金箍棒底下一一救走。
善良的读者尤其是小读者(因为小孩子更喜欢看《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捉妖怪)看到这种事情总就弄不明白，菩萨是“好人”，为什么他们却总是去救那些“坏蛋”(妖怪)呢?其实，只要我们把书再细细一读就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底细。原来，这些菩萨与妖怪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看炉司罄的童子，或是沾亲带故的亲友，或是悦目的宠物，或是心爱的坐骑。不是吗?通天河里的河怪是观音莲池中的金鱼，獬豸洞里的金毛是她的坐骑；先在乌鸡国为妖，后又到狮驼洞伙同白、大鹏金翅雕作孽的青毛狮子是文殊的爱物；莲花洞里的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金银二童子；小雷音寺的黄眉怪是弥勒佛那司罄的童子；狮驼洞的大鹏金翅雕便是如来佛祖转弯抹角的一个舅爷……既然如此，就怪不得大慈大悲的菩萨偏要去救那些作恶多端的妖怪了。
孙悟空对付得了形形色色的妖怪，可是却奈何不了各路菩萨。观音、灵吉、文殊、普贤、太上老君、太阴星君、南极寿星、太乙天尊、弥勒、如来佛祖，听听这些名字，你就知道都是些德高望重，恩惠远播，威镇四方，法力无边的主，你孙悟空本事再大，头上还带着紧箍咒，命运直接掌握在这些人手上。他们叫你放，不放也得放。如果孙悟空一怒之下拿出当年在花果山上为王时的犟脾气来，就是不放，不仅不放，而且手起棒落干脆把那人人痛恨的妖怪结果了，那又将是一出什么戏呢?成年的读者一定能够熟练地预测出孙悟空的下场。但是，孙悟空毕竟在五指山下被如来佛祖压了500年，他除了向菩萨进谏一言：“既收他(妖怪)回海，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间，贻害不浅!”也就只好放。孙悟空的棱角的确被磨圆了，也正因为他变得听话了，乖巧了，菩萨怎么说怎么好了，所以后来才也成了佛。《西游记》中的这些故事告诉人们，修炼成佛，得到正果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孙悟空便是个好榜样。
高人之术
孙悟空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捉拿到的妖怪，因为与菩萨们有着这样那样的亲密关系，而差不多都被那些大慈大悲的菩萨们救走了。可毕竟妖怪是人人痛恨的东西，而菩萨则是人人敬重的神明，菩萨要把妖怪救走多少得有个说法。我们看了《西游记》就不得不承认菩萨们在这方面的确是高手。
菩萨不仅把妖怪一个一个救走了，而且还堂堂正正的，似君子之为。文殊从乌鸡国救走了在那里为妖的青狮，倒说青狮是为了了结旧仇，也就是说它所以要作恶是因为别人欠了它的账，不能怪它。太上老君的金、银二童子在莲花洞做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分明捉住唐僧要吃他的肉，却硬说是海上菩萨特地请它俩来试探唐僧师徒有无去西天取经的真心，于是它俩不但无过反倒有功，相随太上老君左右，逍遥直上大罗天。菩萨不仅要把妖怪救走，还要想方设法为妖怪开罪，甚至请功，至于妖怪伤害了无数的生灵，犯下了许多的罪恶，却提也不提，好象没事似的。不仅如此，菩萨还精通官官相护之术。文殊的青毛狮子在乌鸡国为妖时被孙悟空拿住，文殊赶来把它从孙悟空的金箍棒底下救走了，而后这个畜牲竟又跑到狮驼洞伙同白、大鹏金翅雕作孽，文殊又想救它，但毕竟孙悟空上次已打过招呼：“既收它回海，再不可令它私降人间，贻害不浅!”因此文殊也感到棘手，可是如来佛祖得知消息后却关照文殊与自己一同前去相救，于是文殊又轻易得手了。到了万不得已之时，菩萨们还会倚老卖老，用老面皮作盾牌。弥勒佛那司罄的黄眉童子设小雷音寺想骗吃唐僧师徒的肉，把孙悟空弄得焦头烂额。当孙悟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进黄眉怪的肚中乱鼓捣时，弥勒却赶来大叫：“看我面上，饶它命罢。”还有那太阴星君带着嫦娥仙子到天竺国救那淫邪的玉兔时，自知玉兔欲配唐僧，罪不可逭，但他仍为之求情，对孙悟空说：“万望看我面上，恕它之罪。”就这样利用种种手段，找出种种借口，菩萨们硬把那些人人痛恨的妖怪一一救走了，而且还骂捉妖的孙悟空是“泼猴”。
妖怪们回到菩萨的怀抱里后都得到了极好的照顾。在黑风山上偷了唐僧宝裟的黑熊怪被观音救去后做了后落伽山的守山大王；牛魔王和罗刹女养的那个红孩儿在火云洞捉住唐僧要吃长生不老肉，观音把它救回去做了善财童子。如来佛祖从狮驼洞把它那个拐弯抹角的舅爷大鹏金翅雕救回去后，那妖孽根本就没有一点悔过之心，反倒嫌佛祖那里持斋把素吃不到人肉，可如来却爽快地许诺它，往后一定让无数众生在做好事时一律先祭它的口，这不是有些太不合情理了吗?
看过《西游记》，人们在掩卷之时不禁要感叹：天底下之所以妖怪很多，原来根子却在菩萨身上。
夫子上朝
孔夫子是中国的头号大圣人。他早在人类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便创立了儒家学说，并且言传身教，于三千弟子中培养出了七十二贤人。他的品行亦被视为万世师表，后人无不竭力效仿。即使在本世纪中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学说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后来又遭野蛮践踏，受到毁灭性的摧残，但他的思想仍然不仅对中国的历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当今世界尤其是许多东方国家应用他的理论来指导现代文明建设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因此，他被称之为东方思想智慧之星。
然而，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大圣人也有十分委琐的时候，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孔子也非常害怕官。别看他平时轻松自如，其乐无穷，但一见到官就连路都不会走，话也不会说了。《论语·乡党篇》记述了孔子上朝时极度紧张的表情。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阀。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
你看，当国君宣他上朝时，这位孔大圣人战战兢兢地走进朝庭的门，害怕得就好象无容身之地，站着不敢站在门的中间，走路不敢踩着门坎。在经过国君的座位前时，脸色矜重地风快走过去，连说话都好象没有了中气。当他提着衣服下摆走上堂去时，低头哈腰，憋住呼吸，大气不敢出。直到走出堂来，下了一级台阶后，脸上才恢复血色，怡然自得起来。下完了台阶后又快快地向前走了几步才象鸟儿一样舒展开了翅膀。这段文字实在是太精彩了，把孔圣人见君王时那副害怕的样子描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用一句俗话来说，就好比老鼠见了猫。夫子上朝竟吓成这个样子，这段文字真是令人不忍卒读。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中，大多都对孔颜人格和民本思想大加赞赏，认为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西方十四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想。可惜这位主张“仁者爱人”的孔老夫子却沐浴不到他自己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的雨露，相反，他却在权力面前被碰得鼻青脸肿。不是吗，在他不辞辛劳周游列国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中，被围困，被追逐，挨饿受冻的滋味他算是受够了。虽然他可以过吃粗粮、喝冷水、把胳膊弯起来当枕头的艰苦生活，而视那些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富贵如浮云，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必须要求得到那些君临天下的君王权贵们的容允和采纳，而且他个人最起码的生存需要如衣食，甚至连性命也掌握在那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王手中。在这种以皇权为中心，以官为本的等级制度面前，人文主义的思想只不过是存在于智人头脑中的一点闪光的火花，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是普遍遵守这样一条“真理”：想死你就放肆。你说，谁还能不怕官呢?即使是贤为孔子又能怎么样!
文人的路
只要稍稍打量一下历史，我们就会感慨几千年来文人走过的路实在太艰辛、太逼仄、太寒酸、太难测了。
孔子、孟子可谓文人之祖，然而就是这两位被后人尊为圣人的文人祖师，在当年却是怪可怜见的。孔子不辞劳苦周游列国去向各国的君王推销自己盖世的学问和仁道思想，结果基本上没有推销出去，却在旅途劳顿中被驱逐，被围攻，饱受饥寒之苦。孟子也效仿孔子的做法到各国去推销自己。梁惠王见到他时劈头就问一句：“老头子，你不远千里而来，到底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呢?”(“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他根本就不把这位亚圣放在眼中，连一丁点儿面子都舍不得给，你看把人给寒酸成什么样子!
祖师爷尚且如此，徒子徒孙们就更惨了。秦始皇对文人采取的是法西斯手段，一口气活埋了460多个文人，眼皮都不眨一下。汉高祖刘邦最初是个杀狗的，后来才混了个亭长当，虽然胸无点墨却带领一班以杀猪(陈平)、吹箫(周勃)、贩蚕丝(灌婴)等行当为生的难兄难弟打下了汉朝江山。在他当皇帝坐天下后便格外鄙视文人，看见读书人就骂，甚至耍无赖，把文人头上的帽子摘下来给他接尿。陆贾多次劝谏他读点诗书，推行礼教以安朝政。他一听就破口大骂：“老子的天下是骑在马上打来的，要你那狗屁诗书做什么!”皇帝是这副德性，那些差不多都出身地痞流氓跟他一起打天下如今都身为功臣的好汉们便越发放纵起来，在朝中议政时竟饮酒笑骂，吵闹争功，甚至拔剑击柱，把个朝廷搞得乌七八糟，根本就不成体统。刘邦坐在那里大概对陆贾所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多少悟出了点道理，总算清醒得早，转弯也快，采用秦博士孙叔通的建议，组织一班文人订立朝仪，并对陆贾和孙叔通给予了重用。后来又有一个出身无赖的皇帝，便是明太祖朱元璋。他简直就是把文人当儿戏，不高兴的时候下令把孟子的神位赶出孔庙，等他心情好起来后又叫人去搬回庙里来；当他看文件看得不耐烦时竟把工部尚书薜祥捉来，把这位“秘书长”一刀一刀割(凌迟)死了才解恨；更可恶的是这个朱和尚首开文字狱，从而天下不知有多少文人莫明其妙地成了冤魂怨鬼……
文人们也曾遇上过一个“救星”，那就是唐太宗。他首开科举，网络天下英才。当他看到天下文人都到京城来赶考时，乐得手舞足蹈，高呼：“天下英才皆入吾彀中!”从此文人可以通过考试来推销自己，而不必再盲目地跟人家屁股后面去碰运气，讨没趣。文人们在屈辱中不畏艰辛地走啊，走，终于走到了哪个君王权贵手中，这便是他们最好也是最终的归宿。可惜还有那些运气不好未能钻进那圈中去的文人如孔乙己都只有在卖茴香豆的小伙计清理赊账时才会想起他不知哪里去了。
贾谊之屈
王勃在他那篇千古传诵的《滕王阁序》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我们不禁要问，既有圣主，却为何让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政论家蒙受屈辱呢?如果搞清楚了这件事情的原委，你一定会感到比看见“天狗食日”之后再也不吐出来还要沮丧。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圣主是谁。王勃所指的圣主就是汉文帝刘恒，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无为而治”的皇帝。他在位23年，加上他儿子景帝(刘启)接位后的16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长达40多年的“文景之治”。当时，国库里存放的钱由于时间太长以至串钱的绳子朽断而无法清点；仓库里的粮食也吃不完，年年陈积起来，都溢到仓库外面来了。史家历来把汉代的这个“文景之治”和后来唐朝的“贞观之治”称之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黄金时代。可见，汉文帝的确不愧为一位封建圣主。
贾谊本来是十分幸运的。他年少有才，通申(不害)商(鞅)之术，因李斯的学生吴公(当时担任廷尉)竭力推荐，20岁即受到文帝赏识，被召为博士，之后又在一年间连升三级，当上太中大夫。贾谊亦不负圣恩，为文帝出了不少治国安邦的好主意，如削弱诸侯势力，让老百姓休养生息，重农抑商，薄税赋、轻徭役，注重积蓄仓贮等。这些措施不仅为文帝之初的政治稳定和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也可以说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甚至直到今天，我们阅读的《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等政论文章，仍莫不为之击案，连鲁迅先生都称赞他的这些文章“为西汉鸿文，沽溉后人，其泽甚远”。可见，贾谊也的确是一位旷世奇才。
圣主爱才子，才子遇圣主，这本是一桩十分美妙的事情，可是以周勃为代表的那些老臣却看着不舒服。说起来，周勃本是个殡丧吹鼓手，从刘邦打下天下，后又与陈平定计诛杀诸吕，迎立文帝，可谓战功赫赫，被文帝任命为右丞相，说起话来却粗鲁得无法听，除了打仗什么也不知道。文帝问他刑法方面的事情，他回答不知道，问他谷物收成，他也回答不知道，因此吓得背上出冷汗，称病辞去相位。文帝似乎明白，依靠这些人来治天下肯定不行，于是准备继续重用贾谊，想提拔他为公卿。可是周勃却串通一班老臣群起而攻之，因实在找不到任何可贬责贾谊的地方，就对文帝说：“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说白了就是，你让贾谊这黄口小儿掌权的话，我等老臣就不会服，到时你看，我们不把这个我们打下的朝廷搅和得一团糟才怪。迫于这些老臣的压力，文帝也不敢再和贾谊亲近了，不久就把他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为梁怀王太傅。尽管文帝在思贤时仍然没有忘记他，而且还亲自召见过他，但如李商隐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终因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在抑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二岁。
一位多么好的才子，就因为年少这个天生的“缺点”而成为牺牲品，这还不屈?难怪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言老，不管三七二十一，尽快老起来再说，因此，在外国人怕人言老以致忌讳动问别人年龄的情况下，我们却把“您老人家”作为对别人的一种尊称。这本身就够委屈，还很滑稽，不是吗?
君臣高见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可谓是惜墨如金，可是他却整整用了一百二十五个字来写一则唐太宗与一位连姓名都没有的名符其实的微臣的对话。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作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这段对话实质上发表了两种高见。一是那位没有被提及姓名的臣子关于怎样识别佞臣的高见；一是唐太宗关于从根本上防止出现佞臣的高见。
那位臣子上书唐太宗，请求他除掉佞臣。当唐太宗问他谁是佞臣时，那人说自己居住在荒野草泽，不能具体确切地指出谁是佞臣，但是他请求唐太宗去与臣子们交谈，并故意装出发怒的样子来试探他们。那些坚持真理，不为龙颜大怒而屈服的人是正直的忠臣，而那些惧怕龙威大震而见风使舵顺着皇上意思转的人便是谄媚的佞臣。如何识别佞臣对于国君们来说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早在战国时期，齐宣王就问过孟子，他说我下面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哪个不好，应该除掉他呢?看来，这确实让那些君临天下的国君们感到头疼和棘手。而这位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臣子告诉给唐太宗的这个识别佞臣的办法，确实有他的高明之处。历史上那些奸臣哪个不是善于见风使舵，在皇帝面前投其所好，从而得宠的呢?
可是，唐太宗却表示不能采纳这位臣子出的这个主意。他对那位臣子说，作为一国之君这好比是水源，而臣子们则好比是水流，如果水源本身混浊却要求水流清纯，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君自身虚伪奸诈，凭什么去要求下面的臣子们正直呢?我将以自己的至真至诚来治天下，因此经常暗自鄙视以往那些喜爱用诡诈的小伎俩来对待臣子的帝王。所以，尽管你为我出的主意不错，但我不会采用。唐太宗的这一番话确实是很感人的。如果我们来做一点理性上的分析，他的这个高论到底高在哪里呢?我看，高就高在不是治标而是治本。对于一国之君来说，你教给我一个好办法，把所有的佞臣都一个一个地找出来，杀掉，这固然不错，可是这本身就是玩花招，是诡诈。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样一来，下面的臣子不是都会学得越来越谄媚讨好了吗?这样的话，那些正直的忠臣也会被迫变作佞臣，佞臣就会越来越多，杀也杀不了。作为一国之君，如果能真诚对待下属臣子们，他们也就会献出自己的忠心，那么还用得着担心佞臣而去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杀吗?
唐太宗的这个高见的确在他自己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他为后世留下了两个永久的印象：一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有名的敢于犯颜直谏的名臣(魏征)就出在他当皇帝的时候；一是在他当皇帝的时候，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紧接“文景之治”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贞观之治”。
历来就是先有昏君，而后才产生佞臣，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司马光的笔墨用得果真是地方，但愿后人不要辜负老先生的一番良苦用心，对这段文字千万不要忽略。
女人管家
只要是读过《红楼梦》，或者看过《红楼梦》影视的人就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在贾府那偌大一个封建家庭中，管家的竟全是些女人。你看，西边的荣国府由王熙凤管家，凤姐儿病了便由王夫人指派李纨、探春、宝钗来接管；东边的宁国府则由秦可卿管家，秦氏在死之前把家事托付给王熙凤，在她死后，贾珍大爷面对那气派复杂的场面果然根本招架不住，便慌忙请来凤姐代管。而那些众多的七尺男儿们，上有贾政、贾赦(贾敬修道去了就另当别论)，下有贾琏、贾珍，还有贾蓉，他们为何就袖手旁观，眼睁睁让曹雪芹把家政大权轻而易举地交给这些女人呢?每读《红楼梦》，我就会想这个问题。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可谓才大如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他著书之时又十分严谨认真，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五易其稿，丝毫不敢有疏忽之处，可见他那么轻松自如，一贯到底地让女人们管着家决不是一时不小心搞出来的差错。那么是不是曹雪芹特别抬举女性呢? 这倒不假，在曹雪芹眼中，“当时所有之女子，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在他的笔下，凤姐“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她”；探春乃“精细处不让凤姐”；宝钗也伶俐聪敏；李纨则重德尚恩；秦可卿更是深谋远虑，能为凤姐指点迷津。她们都是有才有能的人中豪杰。但是，整部《红楼梦》却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悲剧。在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是最低下的，妇女的命运是最悲惨的。《红楼梦》中所有女性，为人奴仆者，跳井、斥逐、自刎、上吊、触柱……种种悲剧不说，就是作为封建主子的千金小姐，尊贵夫人，甚至是贵为皇妃的金枝玉叶，哪一个又逃得脱悲惨的命运呢?饮恨而亡、远嫁爪哇、削发为尼……便是她们的下场，封建社会里的妇女，尽管她们的地位高低悬殊，但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被形形色色的男人看做花鸟、玩物、性对象和使唤的工具。她们尽管不让须眉，但她们充其量是“心比天高”而却“身为下贱”。她们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所以曹雪芹把她们一笔归于“薄命司”。可是他又让这些“薄命司”里的薄命人始终担负着管家的重任。贾老爷、贾大爷、贾少爷们都忙什么去了?他们什么事也没有，他们手中握有“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法宝，什么心都懒得去操，自然就能坐享其成。象贾政那样的封建士大夫也只管贾宝玉读书的事，只要求他“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因而，让可怜的女人们日夜为他们的悠闲生活奔波操劳，直到耗尽她们最后一滴心血为止。
我们不可不赞叹，曹雪芹让女人管家果真又是独具匠心的精到之笔。
孤山隐士
太祖赵匡胤在河南开封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之后的第八年(公元967年)，在浙江杭州出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人物，叫林逋。
林逋是个处士，长年隐居不仕。但是仅就这一点而言，实在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在我国历史上高人隐士多得很，林逋充其量算个小老弟。不过这位林逋先生作为隐士中人自有他自己的奇特之处，那就是他与梅花有着十分独特的情缘。
作为隐士林逋自然不趋功名荣利，只求恬淡自适。老天也好象是有意成全他，正好杭州西湖中就有一处孤山，自唐代就以梅花著称。林逋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地方，隐居其中，二十年足不及市。他在山中不仅以种梅养鹤为乐，而且简直就是着了迷，尽管也有老婆孩子，但他只一心迷恋于他的“梅妻鹤子”，除此之外，这位先生在山中基本上什么也不干。你说罢，他爱梅、种梅、赏梅，也咏梅，写出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样的名句，但据说终其一生所写的咏梅诗却不上十首。这个先生真是耐得住性子，闲得住。
你还真别说，偏偏这位隐居孤山，无所事事，不趋荣利的林逋先生，名声却比谁都大。你看，不仅杭州的地方长官薜映、李及都主动找到孤山去拜访他，和他没完没了地侃大山，就连当时与欧阳修一起担任过苏东坡考官的梅尧臣，还有那位号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也都与他有着很深厚的交情。更令人费解的是，连当时的皇帝老子也莫名其妙地对这样一个什么事也不干的闲适隐士倍加珍爱。林逋在世时，真宗下诏，指令有关官员逢年过节带上礼物去探视慰问他(好象闲居有功)；林逋死后，仁宗又赐他一个谥号， 称之为“和靖先生”。
看来，宋朝的皇帝真够洒脱。
其实，宋朝在我国历代王朝中算得上是顶窝囊的一个。这个在长达数十年的乱世纷争中多少有点戏剧性地建立起来的王朝，不仅在其前后三百余年的执政期中少有建树，而且自始至终都一直处于灾难、惶恐和屈辱之中。撂下一切，单说靠年年贡纳岁币搞巴结来维持与黄河以北各地区(金、辽、西夏、契丹)的关系，即使这样仍然还搞得连皇帝(徽宗、钦宗)都双双被女真人抓走，这就已经惨到底了。纵然是林逋生活的年代还能靠不断增“赐”夷人岁币而勉强维持着边关的安宁，人们也不难从皇帝的喜好预测到这个王朝必将遭受苦难和屈辱的命运。
赵佶(宋徽宗)和他的儿子赵恒(宋钦宗)一道坐在囚车内被押往北方时，在途中驿馆用他那特有的瘦金体书题了一首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他和他的儿子在北方的荒漠中分别被囚禁了八年和二十九年，直到死去。他们父子俩在那段时间也象林逋一样成为“孤山隐士”了，不知真宗的英灵可去探视过他的这两位后代，如果仁宗有知，更不知道他是否在考虑，他的这两位后人应该获得一个什么谥号。
后主之思
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位著名的后主：一个是三国蜀汉后主刘禅；一个是五代南唐国主李煜，世称李后主。
两位后主有着两个惊人的共同之处：一是同样幸运，因为父亲或者是祖父具有相当能耐，在各自当时所处的乱世之中割据到或者是控制住一块地盘，建立起一个偏隅一方的小小国家，于是这两个幸运儿得以从亡父那里承袭到一个宝座，当上一国之主。二是同样无能，作为一国之主，却根本谈不上治国之才，要么听任摆布，当甩手掌柜，要么纵情声色，逍遥后宫，甚至还倚重奸宦，诛杀忠良，结果，很快就把国家弄垮了，各自成为本国末代国主，不得不乖乖地走出丽宫，乞降于人。
两位后主还有着两个根本的不同之处：一是降后的所思所想不同。蜀后主刘禅自缚降魏后，“乐不思蜀”，因此千百年来被嗤之为“扶不起来的阿斗”。阿斗，是刘禅的小名。他从父亲刘备手上接过江山后，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托孤丞相诸葛亮手里，宫中营中，事无巨细，也都由这位千百年来被视为智慧化身，人臣榜样的贤相料理，就连丞相之后谁接班，接班的人死后又由谁接班都被丞相敲定，身为国主的刘禅实际上无事可干，只不过对丞相言听计从，发发诏书，养成了“皇帝拱手，逍遥后宫；贤相秉政，事无不统”的习惯，乐得与宦官一起玩乐。降魏后从成都迁居洛阳，还被封为安乐县公，应该说他平生仅有的“乐”并未完全失落。因此，当司马昭宴请这位蜀国后主，并故意让人表演蜀地歌舞，故意问他想不想蜀中故土时，他“喜笑自若”地连忙回答：“此间乐，不思蜀”。南唐后主李煜降宋后，也受了封，先被封为违命侯，后改封陇西郡公，作为亡国之君，生活仍有保障，作为绝代词人，吟曲填词的条件也还具备，但是他却“不堪闲坐”，而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虽然当时也是肉袒而出，自愿降宋，但是却身寄宋主篱下，心想旧时上苑，满腔亡国恨，满眼离愁泪，魂缠梦绕地倾诉到自己的绝妙词作中，他悔恨大好河山，毁于一旦，落得个“树倒猢狲散”的下场，“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花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他哀叹一切都不堪回首，一切都不可挽回，“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可见他虽然还在开封的寓所里享受着宴饮欢歌，但并不感到快乐，而是越来越怀念昔日的宫中享乐。二是最终结局绝然不同。李煜的故国之思立即引起了宋太宗的不满，便令秦王赵廷美在他四十一岁生日那天，赐他牵机药，把他毒死了。而刘禅乐不思蜀，总算让司马昭放了心，在幽禁中又享乐了八年，直到六十四岁才寿终正寝。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刘禅给后人留下了一句成语(“乐不思蜀”)和一句口头禅(“扶不起的阿斗”)；李煜留下了一块词碑。
快乐之谜
苏东坡生活在惶恐不安，抑郁寡欢的宋朝，不幸文名很大，加之又是个遇到不顺眼的事情便“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的性子，因此遭到的打击就比谁都多，可是他却总是在那里乐呵呵的。说一件事罢，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他在政治以及人性的倾轧中因诗获罪，惹出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于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打入御史台监狱，直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才侥幸获释，被谪往湖北黄州居住。他在元丰三年正月二十日赴黄州过春风岭时却写出了两首清新豪健、愁郁却不失欢乐的咏梅诗。其一，“春来幽谷水潺潺，的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风雪度关山。”其二，“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在冤狱中一个被关押了四、五个月放出来才二十天而且正颠沛在谪居路上的人竟能写出如此豁达甚至还杂有几分调皮的诗来，真不愧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才子”。
但是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苏东坡这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我每接触到与他有关的材料便时常被他那超乎寻常的乐观情调所感染，但是我又总觉得他那份乐观多少缺乏点来由，不禁要问：他在有些时候怎么就乐得起来呢?人们往往用遗传因素来解释这个谜。是的，苏东坡的祖父苏序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头，在四川西部被都江堰灌溉得四季肥沃的平原上过着十分优裕闲适的生活，整天大吃大喝大唱大笑，看到有人没有饭吃就开仓放谷；讨厌庙公敛财就冲进神庙把神像给砸个稀巴烂；接到儿子(苏东坡的二伯)考中进士的喜讯则高兴得把一大块正拿在手上啃着的牛肉和送来的官服官帽裹在一起，骑上驴子就进城。苏东坡的父亲苏洵，二十七岁才开始认真读书，当按习俗反嫁给妻子娘家的女儿(苏东坡的姐姐)在婆家大概是受虐夭亡后，他立即愤然与有权有势的岳父家断绝一切往来；当他进京赶考落榜后就再也不思功名，即使后来因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双双考中而皇帝也知道了他的才华便多次授予他官职，只不过要求他去参加一下考试时，他情愿不做官也不去赴什么考，后来只做了一个不须经过任何考试的校书郎。苏东坡自己则正是一方面只要遇到不顺眼的事就要一吐为快，光明磊落，豁达无私，为反映民间疾苦，不断上书奏表，还作诗词针砭时弊，触犯政要权贵，屡遭迫害。另一方面又充满自信，热爱生活，贬到惠州，他觉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贬到琼州，他又想“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你看，这不正是那一脉相传的生命智慧和活力在苏东坡身上开出的奇花异果?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的遗传基因发挥作用，就不会有这样一个性格鲜明的苏东坡，我们那灿烂的文化星河中就少了一颗最亮的星。感谢西川的水土，感谢苏氏家族的血脉，为我们孕育出了这位乐天才子。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苏东坡这个人一生豁达、耿直，在宦海沉浮、人性倾轧中，始终保持着自己坦坦荡荡的君子风度，无私无怨也无悔。我们都不会忘记，就在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并在一片喊杀声中关押了一百三十多天后的一个深夜，宋神宗为了拿定杀与不杀的主意，密遣两名内侍潜入狱中探看东坡的动静，只见他酣然大睡，鼻息如雷。神宗遂云：“朕就知东坡心中无事。”便免了他的死罪。有道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苏东坡面对各种小人的无耻陷害、挤压和因此遭到的怨屈、贬谪，当然付诸一笑。既然如此，他又怎么会不乐呢。如果我们也能象苏东坡一样为人处世，刚正不阿，光明磊落，我们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乐天派。
1993-1995于铁竹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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