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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罕·帕慕克:你为谁写作? ▏超文学

2015-05-17  优雅a
 
 

奥尔罕·帕慕克(1952~ )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是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堡,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于200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曾获得欧洲发现奖、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都柏林奖等等。其中,《我的名字叫红》获得了包括法国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在内的欧洲三大文学奖项。文学评论家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




你为谁写作?这是我成为作家后30多年间,最常听到读者和记者们追问的问题。他们提问的动机以及好奇程度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所有的人都以相似的质疑且轻慢的口吻发问。


70年代中期,我最初决定做一个小说家的时候,这个问题代表了广泛流行的市侩观点:对于一个努力要跻身现代化进程却贫穷的非西方国家,艺术和文学是难以承受的奢侈品。也有人说,一个“像你一样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可以更有效地为国家服务,比如做一个同传染病斗争的医生,或者做一个建造桥梁的工程师。(让?保尔?萨特赞同这一观点,他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曾说过,假如他是一个比夫拉知识分子,他绝不会从事小说写作。)


最近几年,提问者们更想探明的是,我希望社会上哪个群体来阅读和欣赏我的作品。我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因为假如我没有回答:“我为社会上那些最贫最贱的人们写作!”我就会被指责在维护土耳其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如人们提醒我的那样:任何一个声称为农民、工人和穷人写作的思想纯洁、心地善良的作家都不过是在为那些几乎没有文化的人写作。在20世纪70年代,当我的母亲问我为谁写作时,她那忧伤而关切的语气告诉我,她其实是在问,你打算如何养活自己?当朋友们问我为谁写作时,他们讥讽的语气暗示着:没有人想读像我这样的人写的书。


30年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听到这个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我的书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尤其是近十年间,众多的采访者们似乎担心我可能会误解他们的意思,所以他们往往喜欢加上一句:“你用土耳其语写作,那么你仅仅是为土耳其人写作,还是现在也会顾及你译作所影响到的、更广泛的读者群?”无论这些访谈是在土耳其境内还是境外,伴随这个问题的总是那种质疑而轻慢的微笑。这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我希望我的作品被看作是真实可信的,我必须回答:“我只为土耳其人写作”。


在我们探究这个既不诚恳又缺乏人情味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记住,小说是伴随民族国家的出现而兴起的。19世纪那些著名小说创作之际,小说艺术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种民族艺术。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写作,他们可以在自己民族作家的作品中识别出每一座城市、每一条街道、每一幢房舍、每一间房间和每一把椅子;作家可以尽情享受与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相同的欢乐,探讨在现实中探讨的问题。在19世纪,重要作家们的小说最初都发表在本民族国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因为他们的作家是在对民族叙说。在他们的叙说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焦虑的爱国者内心深处最诚挚的希望:国家昌盛。到19世纪末,读小说和写小说意味着参与一场有关国家大事的全民讨论。


然而在今天,小说写作和小说阅读所承载的意义已与过去迥然不同。这种改变始于20世纪上半叶。那时,小说与现代主义的联姻为它赢得了高端艺术的地位。正如过去30年我们所目睹的,交流手段的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在媒体全球化的时代,作家们已经不再是首先并且仅仅对着本国中产阶级叙说的人了,而是能够并且迅速面对全世界的小说读者叙说的人。今天的文学读者期待加西亚?马尔克斯、库切或者保罗?奥斯特的新书,正如前人期待着狄更斯的新作在最新的报纸中出现那样。这一群作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的读者远远多于那些作品只在本国流传的作家。


作家为他们的理想读者写作,为所爱的人写作,为自己写作或并不为谁写作。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因为今天的作家们也为那些阅读他们作品的人写作。由此可见,今天的作家们渐渐更多地为全世界那些阅读他们作品的少数读者写作,而不是只为本国那些不读他们作品的多数民众写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些尖锐的问题,以及对作家真实意图的怀疑,反映了人们对于过去的30年间渐成的新文化秩序的不安。


对此最为忧虑的人是那些非西方国家的舆论制造者和文化机构。他们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身份不确定,不愿意在世界舞台上讨论当今的民族危机或历史上的污点。这些选民们必然对那些从非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待历史和民族主义的作家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那些不为自己国家的读者写作的作家们是在将自己的国家异化以供“外国消遣”,并且杜撰出一些毫无现实依据的问题。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怀疑。很多读者都认为本土文学作品应当保持本土性和纯洁性,忠实于民族之根。他们隐秘的恐惧是:当一个作家成为“世界性”作家,从他自身文化之外的传统中汲取养分时,他将会失去自身的真实性。对这种恐惧最敏感的是这样一类读者,他们渴望打开一本书,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异国他乡,他们渴望观看这个国家内部的纷争,就像人们可以旁观邻居的家庭争端。假如一个作家所面对的受众中包括有其他文化背景、讲不同语言的读者,那么,这种幻想也会破灭。


正是因为所有的作家内心深处都渴望真实,因此即使在这么多年后,我仍然喜欢被问及我为谁写作。但是,尽管一个作家的真实性确实取决于他融入自己所生存的世界的能力,但也同样取决于他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变化的身份的理解能力。不受社会禁律和民族神话妨碍的理想读者是不存在的,正如理想的小说家是不存在的一样。但是,所有的小说家,不论他是本土的,还是国际的,都在为理想的读者写作,首先想象着他们是存在着的,然后心存着他们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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