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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世界的灾难——东方早报《身体》周刊

 皖林专栏 2015-05-17

精神世界的灾难

身体周刊记者 许珈   发表于2015-05-16 11:52

今年五月是《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两周年,就在上月《精神卫生法》第一案原告徐为(化名)因不服一审判决,决定上诉。

  “春天精神病多”,长久以来,普通人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偏见难以消除。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数量在一亿以上,精神分裂症患者达到一千万人。即便治疗能缓解症状,却无法让他们真正回归社会。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没有任何一种灾难比精神障碍带给人的痛苦更加深重。

精神病最为人熟知的症状就是各种感知觉障碍,其中幻听最为常见。

不同精神病人之间症状差异很大,图为《飞越疯人院》剧照。

  今年五月是《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两周年,就在上月《精神卫生法》第一案原告徐为(化名)因不服一审判决,决定上诉。在过去3年多时间,徐为致力于通过打官司合理合法地“飞越疯人院”。

  官司的胜负与否,我们无意讨论,只是三月以来有关精神病患者的种种新闻又让公众注意到了精神病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疯人院”是大家对于精神病医院的俗称,里面住的病人有“疯子”之称,“春天精神病多”更成了有点道理的玩笑话。

  长久以来,普通人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偏见难以消除,似乎不愿和他们扯上关系,但其实在你我身边,这样沉沦在精神世界中的人并不在少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数量在1亿以上,在超过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者中,精神分裂症患者达到1000万人。即便治疗能缓解症状,也无法让他们真正回归社会。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没有任何一种灾难比精神障碍带给人的痛苦更加深重。

 

不得安宁的日子

  寻常的夜晚,办公室里只有一台电脑屏幕还闪着光。秦琳(化名)坐在那,桌上铺满了文件。分明应该是很安静的环境,而她却总是心不在焉,嘴里喃喃自语,时不时向后转头,仿佛有人在身后似的。她毫无预兆地站起身,径直冲向过道,扑通一下跪在门前,不停磕头。“你们放过我,不要杀我。”似乎有人在迫害她一般,不停地反复着这两句话。然而,楼道里空荡荡的,只有她一个人。

  由于如此古怪的举动,秦琳不出意外地被送到了精神病专科医院,那时,她才二十出头,刚毕业工作。人生刚开始起步,似乎就要终止。住院的那段日子,起初她总是疯疯癫癫,时不时发狂,时不时又一个人害怕地蜷缩成一团。急性发作期是如此难熬,她接受了大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以及电休克治疗,总算缓解了症状。又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她度过了急性期,走出了医院。

  出院后,她放弃了原本的高薪工作,自己开了个网店打发时间。她从医生那得知,自己的病就是精神分裂症,虽然已经可以出院,但依旧需要服用药物,以免复发。想到曾经那段疑神疑鬼,终日不得安宁的日子,她选择听医生的话,乖乖吃药,病情得以控制,且恢复良好。

  出院后的日子过得很安稳,没有堆积如山的文件,也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在一次聚会上,秦琳遇到了自己心仪的人,如今已是她丈夫。恋爱到结婚,这并没有经过太长时间,期间唯一纠结的是要不要将病情和盘托出。最终秦琳选择坦诚相告,结果并没有让她失望。

  对普通人而言,结婚生子,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对秦琳而言,结婚是她自己的事,生孩子就没那么简单。自从得病之后,她也看过一些相关的书籍,她明白,精神分裂症是带有遗传倾向的。如果要生孩子,也就意味着自己的孩子在将来的某一天,也可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生还是不生,这是一个难题,困扰着她以及她的家人。

  为此,她在前往医院复诊时询问了医生的意见,得到了很多不同的建议。有的医生建议她不要生,虽然遗传并非百分之百,但的确有很高的可能性,她舍得让孩子也经历这一切吗?她觉得有道理,她能理解,她自己也是如此说服自己,但作为一个女人,与生俱来的母性让她无法平静。她又去询问了第二个医生,得到了同样的回复。她心有不甘,她也知道,医生只是从专业角度上去帮她分析利弊,最终如何选择还是要靠自己。

  她和丈夫讨论了很久,认为概率不过也就是一个数字。既然她已经出院,她已经能够正常生活、工作,为何不能成为一个母亲。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做到,她怎么能算真正回家?怎么能算恢复了自己的社会功能?她终究只能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秦琳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孩子,她在医生的帮助下停止用药。为了让她的情绪不至于出现大的波动,丈夫总是定期陪她前往医院咨询,接受心理辅导。他们相信,只要好好配合医生,调整好心态,孩子就能顺利出生。所幸,怀孕的过程中一切都还算顺利。直到孩子出生,是不是要母乳喂养成为情绪波动的导火索。

  对她而言,既然给了孩子生命,就必须对他负责,给他好的生活,让他健健康康长大。但母亲却希望不要母乳喂养,早日吃药,这样才不会影响她自己。这让她觉得自己在家人眼里始终还是个病人,是一个药不能停的病人。她不肯吃药,坚持要给孩子喂奶,谁劝都不听。她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需要喂奶,到点就决不能落下。无形中的精神压力,让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眼看着整个人的状态越来越差,家人只能和医生沟通,希望医生能说服她。

  还好,秦琳是一个认理的人,只要理由充分,她便能接受。医生看准她这样的性格特征,有板有眼地给她做了一张表格,详细列明母乳喂养和非母乳喂养的区别,帮她分析利弊,权衡轻重。最终双方达成了共识,尽快恢复用药对她和孩子都有好处。

  如今,秦琳一家三口生活得很幸福。在很多人看来,她很幸运,因为有太多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在痛苦中煎熬,包括他们的家人一起,被笼罩在阴晴不定的精神世界中。

 

诊断没客观证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数量在1亿以上,在超过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者中,精神分裂症患者达到1000万人。

  我们平时所说的精神病,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一般就专指精神分裂症。但从广义上来说,精神病是指由于人体内外各种有害因素引起的大脑功能紊乱,导致知觉、意识、情感、思维、行为和智能等障碍的一类疾病,特点是心理状态的异常,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精神症状。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徐一峰教授指出,到目前为止,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仍然没有一个生物学标准可作为客观证据,尽管这些年在脑功能影像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所以,现在全世界精神科诊断用的都是临床诊断,也就是说集合了很多精神科医师、专业人员意见构成的一个对精神分裂症的认识。

  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症状复杂多样,可涉及感知觉、思维、情感、意志行为及认知功能等方面,个体之间症状差异很大,即使同一患者在不同阶段或病期也可出现不同症状。

  最为人熟知的就是感知觉障碍,比如幻觉,包括幻听、幻视、幻嗅、幻味及幻触等,其中幻听最为常见。思维障碍也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主要包括思维形式障碍和思维内容障碍。妄想是最常见、最重要的思维内容障碍。

  最常出现的妄想有被害妄想、关系妄想、影响妄想、嫉妒妄想、夸大妄想、非血统妄想等。据估计,高达8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被害妄想,被害妄想可以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不安全感,如被监视、被排斥、担心被投药或被谋杀等,在妄想影响下患者会做出防御或攻击性行为,此外,被动体验在部分患者身上也较为突出,对患者的思维、情感及行为产生影响。

  情感淡漠及情感反应不协调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常见的情感症状,此外,不协调性兴奋、易激惹、抑郁及焦虑等情感症状也较常见。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待生活都表现出意志减退甚至缺乏,例如活动减少、离群独处,行为被动,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已经工作的人会无心上班,学生则可能出现逃学、辍学等情况。同时,患者不关心前途,对将来也没有明确的打算,某些患者可能有一些计划和打算,但很少执行。

  另外,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认知缺陷的发生率很高,约85%患者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如信息处理和选择性注意、工作记忆、短时记忆和学习、执行功能等认知缺陷。

  徐一峰解释,如果一个人有如上一些症状,也不能轻易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有几个症状,症状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都需要考虑,需要综合诊断,不能轻易下结论。还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在其他疾病中也可能出现,适当使用排除法也很重要。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似乎很少能意识到自己的异常,这是缺乏“自知力”的一种表现。简单来说,家属很多时候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家属发现了患者的异常,尽快带患者前往精神科,才能及早治疗。“通常认识到自己有病的,倒是可以出院了。”徐一峰说。

 

家庭的作用

  建伟(化名)三十出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圆满的家庭。然而,突然出现的幻听症状,让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总是怀疑有人在家里装了窃听器,精神极度紧张。反复无常的行为让妻子感到惶恐,无奈之下,建伟的父母将其带到精神科。经过医生诊断,的确是精神分裂症作祟。

  住院期间,第一次看到建伟的医生都认为这个男孩应该才大学毕业,完全没想到他已过三十,还有了孩子。但自住院开始,直到出院后的定期复诊,医生都没见过他的妻子和孩子,永远都是他的父母陪同前来。父母的想法也是截然相反,父亲总认为他没病,每次住院不到一星期就要接他出院。即便认为他有病,父亲也不愿他住院,情愿让他在家待着。母亲就不同,每次陪他来复诊时,总是特别紧张。根据病情,医生会适当减少药物,可每次减药,建伟的妈妈就特别紧张,总是叮嘱医生千万不能让他复发,不要减药。

  由于病情反复,建伟总是医院家里两边跑,之后也没有再工作。父母主观上的确认为他应该去上班,但潜意识里却总把他拴在身边。即便是复诊,父母也必须同时陪同前往。母亲在陪同复诊时偶尔会与医生聊起今后的事,很是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孩子该何去何从。想要让他学会独立,却又不知如何放手。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医学科副教授骆艳丽表示,类似建伟这种情况的患者并不在少数。由于父母把孩子保护得实在太好,影响到了社会功能的恢复。

  “很多患者的家属都会问,万一我死了,孩子怎么办?”骆艳丽表示,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告诉家属,必须适当让孩子在外面吹吹风、淋淋雨。只有习惯了风雨,自己面对时,才有能力适应。然而,这样的话说了再多次,能真的听进去的家属并不多。

  与过度紧张的家属不同,还有一类家属则太不上心。骆艳丽介绍,大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是青壮年发病,学生时期发病的也不少。其中有一种类型的精神分裂症,总是容易让家属忽视。

  “一般就是十几岁的小孩儿。莫名其妙逃课了,总爱待在家不出门;渐渐地,开始不跟家人一起吃饭了;再后来,从早到晚躺床上不出声,甚至家人生病他也不管,情感淡漠。”骆艳丽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大概可以持续一两年。起初家人可能只会以为孩子青春期比较古怪,不以为意,持续了一两年之后意识到问题严重了再送医,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实际上,在孩子出现逃课、孤僻退缩、情感冷漠这些不典型症状时,就应该留个心眼,考虑是不是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

  骆艳丽介绍,精神分裂症有不同的类型,这种隐性症状,难以察觉的属于单纯型,是前期最容易被忽视的。也正因为这种不典型表现,导致患者错过最佳就医时间。除此之外,精神分裂症还有偏执型、青春型以及紧张型。这三种都比较容易被发现。偏执型的主要表现就是幻觉和妄想。青春型在青少年期发病,主要表现为思维散漫、行为反应幼稚。比如,十几岁的女孩突然变得言行紊乱,情感也不协调,哭笑无常。这种类型通常会直接进入急性期,家属会立即送医。另外一种紧张型的患者通常会变得动作迟缓、肢体僵硬、行为刻板,由于症状明显也会及时送医。

  徐一峰表示,家庭是社会支持系统中很关键的一环,对患者的起病、发展、康复都非常重要。

  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医生在了解他(她)的过往之后,会发现家庭对发病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医生会主张对一些患者进行家庭治疗。一些不良的家庭关系,可能会助长患者的孤僻情绪,以及对他人的臆想、猜测。家庭关系对治疗过程中也有影响,家庭成员应当协助医生提醒患者吃药,观察早期复发的情况,比如连续几天不睡,又出现自言自语等,帮助患者及时就诊。

  “关于治疗,康复可以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有过一个研究。有关家庭成员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所表达的情感对于他预后(治疗后的情况)的影响。发现如果这个家庭成员表现为负面的,比如批评性评论,患者预后就不太好,容易复发。另外一种,看上去是正面的,但过度卷入,特别关注患者,同样不好。”徐一峰说,英国还定过一个标准,每星期接触患者不要超过35个小时,“越当他是普通人,他就越可能是普通人。你如果当他是病人,他就永远都是病人。”

回归之路有多难? 


 身体周刊记者 许珈   发表于2015-05-16 11:50

真正的痊愈,并不单单是靠药物改善症状,而是能真正回归社会,恢复整个社会功能。然而,由于社会偏见,不少患者带有强烈的病耻感,即便出院,也难以和外界交流。

四川安县精神病院,病人程雷(化名)在汶川地震后因精神分裂症复发而入院。

  真正的痊愈,并不单单是靠药物改善症状,而是能真正回归社会,恢复整个社会功能。然而,由于社会偏见,不少患者带有强烈的病耻感,即便出院,也难以和外界交流。而在精神病医生看来,给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出院后设立一个“康复点”,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病,多在青壮年缓慢或亚急性起病,临床上往往表现为症状各异的综合征,涉及感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

  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般意识清楚,智能基本正常,但部分患者在疾病过程中会出现认知功能的损害。病程一般迁延,呈反复发作、加重或恶化,部分患者最终出现衰退和精神残疾,但有的患者经过治疗后可保持痊愈或基本痊愈状态。

  

  大多数精神病通过药物控制能达到很好的疗效,虽不能根除,但经过治疗可以稳定,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社交能力和劳动能力基本都能恢复到病前水平。但如何让患者真正回到社会,被社会所接纳,道路还很漫长。回归,到底有多难?

 

容易复发回家难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高复发率、高致残率的慢性迁延性疾病。研究表明,中国精神分裂症患者1年复发率是40.8%,有59.4%的患者出院后未能返回到工作或学习岗位。

  高复发让患者以及家属痛苦不已。复发造成的频繁入院和更长的住院时间使得患者对治疗的抵触情绪加重,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更大的经济负担。更为关键的是,复发会加重大脑功能的永久性损害,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会逐步下降。

  “我们希望尽可能在第一次控制得好,维持治疗时间长,就可以减少第二、第三次复发。”徐一峰说。如何减少复发,很关键的一点就是配合治疗。虽然其他疾病,病人的依从性也未必高,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依从性是相当低的。有调查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药物依从性差导致的复发占到了43%。

  为什么不肯吃药?原因很复杂。徐一峰解释,吃药这个动作其实就在提醒患者自己有病,很多患者希望通过不吃药来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我总是和患者说,你们就当自己患了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需要终身吃药控制。”

  徐一峰在治疗时,总是通过各种方式说服患者。当然,药物的一些副作用,例如会发胖,也让不少女性患者抗拒。经济因素也是一部分原因。国内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工作的还是很多,属于低收入人群,终身服药的负担,也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

  然而,不论什么原因,中断药物治疗的风险太大。徐一峰坦言,绝大多数精神病通过药物控制能达到很好的疗效,虽不能根除,但经过治疗可以稳定,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社交能力和劳动能力基本都能恢复到病前水平。

 

医院里的“正常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徐一峰还是一个刚踏进精神科的小医生,时隔几十年,直至今天他仍旧能清晰记得当年的一位患者——谢斐(化名),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一个如此能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他在病房里就是组长,可以帮助医生、护士管理其他病人,每天帮忙发药,完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徐一峰回忆,就是这么一个看着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的患者,却始终在医院中徘徊。他清楚记得,患者每次出院时,都精神奕奕。然而,过不了多久,他就又会出现在病房里。家属也无法理解,为何患者一回家就发病,到了医院就又变好。

  徐一峰解释,像谢斐这样的患者不少,由于他们在医院住得太久,完全适应了医院的环境,导致他们无法回到社会。按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可比现在简单多了,生存压力和如今没法比,然而和医院里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相比,外面可就复杂多了,“里面的生活真的很简单,每天就是发药,吃药,做一些音乐治疗,有时去散步。”徐一峰坦言,住院时间太长,病人就会缺乏自主性,对精神活动能力是一种退化。

  徐一峰说,以前,真的有很多患者是在医院“住老”的。年轻时发病送进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出去过,甚至连户口都变成了集体户口。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样的现象开始慢慢减少。如今医院会和每一个住院病人都讲清楚,医院只能负责处理急性期。但对于患者而言,还有维持期、康复期,这是需要患者、家属以及社会各界力量支撑的。患者不能一辈子住在医院,从患者角度看这不利于回归社会、回归家庭;从医院角度看,客观上也的确没有那么多床位。

  “现在强调要把康复(场所)建在社区,但我们这里社区太弱。在美国,康复是以社区为基础,但中国主要还是在医院。”徐一峰认为,只是帮助患者消除症状是完全不够的,真正的痊愈,并不单单是靠药物改善症状,而是能真正回归社会,恢复整个社会功能。精神分裂症通常都是青壮年发病,如果这些人不能真正回归社会,那未来几十年的路,该如何走才好。

 

回归社会的中转站

  精神分裂症患者回归社会,真的可能吗?不可否认,如今的社会,很难消除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偏见。这也让不少患者带有强烈的病耻感,即便出院,也难以和外界交流。

  作为精神科医生,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医学科副教授骆艳丽回忆,对于一些年纪比较轻的患者,比如大学生、高中生,即便症状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但为了保护他,有时候在诊断上会写成偏执状态、幻觉妄想状态,而不会轻易写成疾病诊断,不轻易扣帽子。“原来我们一直以为这么做是在保护他们,毕竟他们以后毕业了要找工作。但静下来想想,在某种程度上,医生对精神疾病也存在着偏见,认为患者在这个社会上站不住脚,不被接纳。可见,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范围里,无形的偏见就已经存在。”

  如何消除偏见,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但有一点是我们在将来可以努力做到的,那就是给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出院后设立一个“康复点”。

  回忆在美国访学时所见,骆艳丽颇有感慨。她说,美国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出院后有更多的选择,其中有一种称为会所“clubhouse”,是一种连锁机构,在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康复期的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可以在这里学习职业技能,学会人际沟通。在会所里,每一个患者都被称为会员(member),绝不会出现“患者”(patient)这个词。

  骆艳丽参观了马塞诸塞州的一家会所,由一名会员自始至终带领并介绍,会所成员们各自做着各自的工作,比如登记注册、搞卫生、卖咖啡等,更加吸引人的是,会所的走廊墙壁上挂着很多会员的绘画作品,楼梯上还悬挂着会员做的装饰物。

  最令骆艳丽惊讶的不是这些,而是房间里的几大块白板。白板上密密麻麻写着各种任务,比如卖咖啡、扫地、做饭等。任务后面都是会员的名字,这些都是会员在小组会议上自己选择这个时间段想干什么。在一个类似会议室的房间里,有一个酷酷的小伙子对当天的工作做统筹。如果不说,没人能看出这个人也是会员。

  骆艳丽说,会员在会所里可以学习很多技能,最关键的是,他们能与普通人一起工作,慢慢适应如何待人接物。值得一提的是,会所不仅提供会员康复的环境,也为他们在离开会所后回归社会做了很多工作。会所里的一块白板上,列出了一些企业提供的岗位,即使会员做了一段时间病情不稳定,还可以再回到会所康复,而这份工作最长可以保留6个月。再恢复得好一些的会员,会所会帮其联系一份“长期工作”。从一定程度上说会员已经痊愈了,长期工作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只要在工作时不犯错,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骆艳丽说,这样的一个康复点,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让患者从医院直接回到社会,这当中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鸿沟。患者情绪调整不过来,就很难适应。但有了这样一个康复点,患者在里面可以学会一些简单的技能,也能学习与人沟通,建立起信心之后,回归之路就要近很多。

 

问答

  不明缘由的精神障碍

  身体周刊:除了遗传性因素,还有哪些疾病或者哪些情况可以导致精神分裂症发病?

  王高华:关于精神分裂症发病的一些因素,取决于几个方面:

  第一,精神病人自身的因素,包括所谓的遗传因素、生物化学的因素、躯体疾病的因素等等,也就是说精神分裂症患者自身的生物学因素,同时包括他的社会适应能力等。

  第二,心理因素像老百姓通常说的,一个人是不是受到了刺激?因为失恋患了精神病,因为受了处分患了精神病,或者遇到什么重大的压力患了精神病,这是我们通常说的心理因素。

  第三,社会因素,比如患者自己心情不好,或者可能父母有精神病,本身是一个潜在的精神病患者。

  所以说,精神病的发病是生物学因素、心理学因素、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一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找到精神分裂症特定的遗传基因,但是全世界的研究公认,精神分裂症是具有遗传倾向的疾病,也就是说,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有这个病,子女患病的概率要高于普通人群。

  准确地说,精神分裂症确切的病因,目前并没有搞清楚。对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我们认为它的生物学因素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身体周刊:精神分裂症能不能预防?

  王高华:所有的疾病,理论上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预防。但有关精神分裂症,我们预防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可以算是对疾病的一种被动预防。当然,从小加强优生优育,这本身也是一种预防。加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特别是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至关重要。同时加强精神疾病知识的普及也很重要,现在的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误解比较多,甚至有很多的歧视,这些都是不对的。

  有关治疗,药物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是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治疗方法,不过,对大多数病人效果还是相对良好的,关键是要坚持治疗、持续治疗。如果不治疗,复发率非常高。

  心理方面的治疗,比如说对患者的心理疏导,我们不能改变现实,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精神病患者对现实的看法。也就是说,实际上改变他的认知,改变他对生活、对疾病的看法,这也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加强社会支持系统。所谓社会支持系统,包括他的亲人、周围的朋友等,比如说我们周围人的关怀、社会的关怀是非常重要的。



  身体周刊:心理疾病会不会演变成精神分裂症?

  王高华:这个概念对普通大众或者媒体来讲,我们通常把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分得很开。实际来讲,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在医学上,通常统称为精神障碍。

  所谓精神障碍,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思维、情感、行为以及整个的精神活动和社会不相适应的地方。但老百姓理解的心理疾病,通常就是失眠症、焦虑症、忧郁症等。精神病通常指精神分裂症等,也就是传统意义上面的精神病。

  大家说的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在医学上面我们统称精神障碍。疾病之间不存在相互转化的问题,但我们要知道,实际上很多的心理疾病,它的早期就是精神病的概念。但是在没有达到精神病程度以前,我们没有诊断他为精神分裂症,比如说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有失眠的情况,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医生诊断为失眠症。本质没有变化,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但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问题的严重性。不过,疾病之间是不存在相互转化的。



  身体周刊:为什么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对象主要是青少年?

  刘铁榜: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精神分裂症病人,他的心理适应的潜质不够,到了青少年以后,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脑的能力适应社会变化的形势,比如说学习、工作、社交,我们要走入社会了,面临的任务更繁重,可是潜力跟不上。所以就出现了分裂,任务太繁重,脑力、心理活动的能量不够,所以这是青春期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青春期神经发育到一定的阶段,对某些功能要求更多了,结果自己适应不了。尤其是青春期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青少年走入社会以后,要面临的生活事件也多,要婚恋、要就学、父母、亲子的冲突,学业、失恋、失业,找工作,这些事情发生得多了,所以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因素都导致在这个时期容易发病。



  身体周刊:精神分裂症有无性别倾向?

  刘铁榜:男性得精神分裂症更悲惨,为什么更惨?因为男性有五个“更”:男性往往是更早得病,症状的严重程度更高,脑子的变化更明显,治疗的效果更不好,导致的危害更大。

  为什么女性要好一些?目前主要认为是因为雌激素对脑子的保护作用。雌性激素对神经系统的作用,使得女性的神经发育要比男性在精神活动这个领域里面要好一些。

  往往女性得了精神分裂症以后,很多病人只要得到一定的治疗,她们的预后、治疗的效果比男性更好。



  身体周刊:如何鉴别身边的人有精神分裂的倾向,或者说什么时候该送医?

  刘铁榜:什么样的情况该送医?社会公众怎么掌握这个尺度?有这么几条,我们要考虑送到精神病院:

  第一,判若两人,性格改变。过去这个人很阳光,现在不正常。过去很开朗,现在谨小慎微,疑神疑鬼,很狭隘。这种情况我们要想到及时就医,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完全判若两人。

  第二,跟周围的人,跟我们应该的行为准则不一样。我们在一个应该悲痛的场合,他反而哈哈大笑、兴高采烈。我们在一个很严肃的场合,这个人拿捏不住,做出了很多有违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行为,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显得很怪异,有别于他人。

  第三,我们讲精神活动是一个整体,结果这个病人不是一个整体了,要考虑送医院检查。他想的是这个事情,可是他表现的情绪是很悲哀的,做出的行为是冲动的。这种情况要送医院就医了。

  总结一下就是三条:跟过去不一样;跟周围的准则不一样,显得很怪;自己内部的精神活动的统一性、完整性破坏。

王高华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神经精神病研究所所长;

 刘铁榜系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深圳市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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