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岱峻 来源: 天津日报
摘自《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岱峻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9月出版，有删节 推荐理由：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最高学术机构，名家辈出，成绩斐然，可谓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本书以抗战开始后中央研究院撤至四川李庄时期的故事为重点，对胡适、李济、傅斯年、董作宾、夏鼐、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游寿、曾昭燏等学者作了深入细致的描摹，昔日生活宛然眼前，人物性情跃然纸上，如实展现了一辈学人在战乱年代扎根山坳的学术追求与家庭生活，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 梁思成、林徽因的珠联璧合，多少有些掩盖其他梁氏兄妹的光辉；也许因为梁思永早在1954年就因病去世，世人已很少知道这个名字。而在当时，梁思永是父亲梁启超最为看重的一个儿子。1948年，他与兄长梁思成同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思永1904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学校留美班，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这里的学风注重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及物理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注重田野调查，把地下的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梁思永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东亚考古。他曾在美国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研究。1927年年初，他写信给父亲，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准备毕业论文。 父亲那天的回信，从出席清华学堂欢迎李济、袁复礼自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的感想谈起，建议儿子快些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梁启超的信，是一点点收拢的风筝线。1927年梁思永回国，在国内工作近一年，担任清华研究院助教，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故宫博物院审查员。梁思永利用在美国的所学，对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发掘的一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他通过与国内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进行对比研究，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梁思永将研究成果写成英文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成了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 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时代，继山西西阴村之后，李济应邀参加中研院史语所，接替了董作宾主持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有一句名言：“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讥诮罢？”傅斯年希望以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古代科学”。 梁思永1930年回国后，正式加盟史语所考古组。这年8月，地质学家、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中东铁路俄籍雇员路卡徐金在东北中东铁路一线，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9月19日，梁思永与助手王文林从北平出发，前往黑龙江。此前，日本学者对东北进行过考古活动，但限于辽东半岛及松花江以南地区。梁思永此行是考古学者首次进入黑龙江地区。昂昂溪位于东北平原北部的中心。他们挖掘的沙冈离江边七八公里，离昂昂溪火车站约六公里。他们每天要徒步往返驻地与遗址之间。他们一共挖掘了四个沙冈，在黑沙层发掘到陶片约二百块，在第三沙冈挖掘到一座墓葬，获骨器十多件，从地面采集石器一百多件，陶器一个，加上路卡徐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七百多件，昂昂溪共出土标本一千多件。1930年10月初，因天气渐冷，他们不得不踏上归途。这次调查成果，梁思永在1932年10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四十四页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这个地区刚刚兴起的考古发掘只好戛然而止。 1931年1月，梁思永与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是梁思成母亲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思永三岁，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新婚燕尔，二十七岁的梁思永就告别妻子，随史语所考古组去河南，参加了安阳小屯和后冈发掘。 自1931年春季开始，小屯的发掘范围向东扩展到后冈，向西扩展到四盘磨，李济的意图是“由外求内”，先发掘小屯的四境，再探求小屯。后冈与四盘磨的发掘分别由梁思永和吴金鼎两员大将主持。 后冈遗址，北临洹河，位于小河湾南岸的一处台地之上，西北面是傍河而立的十几米高的黄土壁，东北是一片河水沉积的沙滩，东南两面地势平坦。李济曾经写过，“1929年发掘小屯时，天天走过后冈，看它那隆然高出四周的形势，遍布绳纹陶片，那时就动了掘它的念头”。1931年，中国第一部《古物保存法》正式生效，田野考古发掘需凭执照才能进行。梁思永以“侯家庄西北冈发掘领队”的身份领到了我国“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 那之前，中国境内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进行的考古挖掘，遗址发掘都采用按照深度来划分地层的方法，缺少科学性。殷墟的首次发掘由董作宾主持，目标在于探求甲骨，他提出了“殷墟淹没说”。第二、三次发掘，即由李济主持。他也赞同董作宾的观点，误判地上文化层是由洪水淤积而成。张光直曾指出，1928年的时候，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够高。 1931年3月至5月，梁思永在后岗的发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使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明显提高。梁思永还主张在发掘工地附近另租工作站，吃住在工地，仅在星期天回城休息和作下一周的准备，以提高工作效率。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站制度自此而生。 1931年秋天，梁思永转战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工地。此处遗址，是考古学家吴金鼎1928年途经城子崖意外发现的。他在断崖横面上找到一些陶片，并在随后的实地勘察中，发现了更多黑亮的陶片与石器、骨器。城子崖遗址的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址，下层是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经梁思永提出，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此次发掘有着较为明确的目的：“第一是想在彩陶区域以外做试验；第二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想探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址更早的东方文化。”（《城子崖序》）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直至今日，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当时的创见。一本命名为《城子崖》的大型田野报告，1941年以梁思永、董作宾的共同署名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 1932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工地野外发掘时突发疾病。开始只当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他在工地上来回奔波，不能稍离，病情未及时控制，高烧几日，遂转成烈性肋膜炎。等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时，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黏液。经加量用药和多方救治，方稳住病情。当时，妻子李福曼已怀有身孕，仍在梁思永的病床前日夜守护。直到年底梁思永才渐渐好转，但病灶却从此蛰伏在那个寒冷的早春。 梁思永主持后冈工地，经过连续几次发掘，出土了与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他观察到，后冈遗址的分布中心每次都略向东北方向移动，这大概与洹水的活动有关，因为洹水所冲积形成的三角沙洲是向东北推进的。也许，古人就是利用洹水向后冈退让的优势，完成了三种文化的依次演进。他进而推测：第一次彩陶文化的人们在西南角留下一个小土堆；第二次黑陶文化的人们在小土堆的东北方向建成一个较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废弃之后，后冈大致形成；第三次白陶文化的人们在黑陶的废墟上继续堆积，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后冈。可见，殷墟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也显然存在缺环；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曾发生过密切关系。尹达后来评价道：“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夏鼐曾写道，“自（梁思永）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
(本文来源：天津网-天津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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