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之父”——陈振龙

“甘薯之父”——陈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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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原不产于我国，16世纪末由福州人陈振龙从“外番”引进，故称“番薯”，陈振龙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甘薯之父”。             陈振龙，福州长乐县青桥村人（今长乐市鹤上镇青桥村人），生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自幼饱读经书，年二十中秀才，后乡试不第，遂弃儒从商，到吕宋岛（今菲律宾）经商。振龙见当地到处种有朱薯，可生吃也可熟食，容易种植。他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朱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联想到家乡“闽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若把朱薯引种乡土，将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大好事。于是，潜心学会了朱薯种植之法，等待时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50岁的陈振龙不顾当地西班牙殖民政府不准带朱薯出境的禁令，花巨资购得几尺薯藤，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另有“编入藤篮”、“封装于竹筒中”等说法），藏匿于船中，经七昼夜航行，终于将薯种带回故乡福州。           这一年大旱，五谷歉收，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呈报《献薯藤种法禀帖》，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并说明吕宋种植朱薯之利，建议试种朱薯以解粮荒。金学曾对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的义举大为称赞，命其觅地试种。陈振龙父子依照土人传授种植之法，在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空地试种。7月份种下去，4个月后启土开掘，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可以充饥。陈经纶再上《献番薯禀帖》，称番薯适合东西南北种植，恳切请求金学曾“乞广生民计，通饬各属效文栽种，以裕民食”。金学曾采纳建议，通令各地如法栽种，大获丰收，闽中饥荒得以缓解。闽人感念金学曾之功，将朱薯改名金薯，又因来自“番国”，俗称番薯。            陈振龙的后代子孙“克承世业”，一直致力于将番薯引种、推广到全国各地，功绩卓著。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在浙江省鄞县试种番薯，把番薯从闽中推广种植到长江流域。乾隆年间，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把番薯引种到山东，在北方各地推广。他不仅赠送薯种和传授技法，还四处自费张贴招贴，动员百姓种植番薯。汇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甘薯专著《金薯传习录》，该书保存了番薯从国外引种并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历史资料，是宝贵的农业科学史文献。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陈树继承父志，利用在各地经商的机会，将番薯推广种植到了河南、河北、北京一带。陈振龙家族成为我国历史上惟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陈振龙一家七代不仅积极致力于番薯的引种、推广，还将种薯技术传授亲戚朋友，把番薯推广到更多的地方。陈以柱将薯种与种植技法传授给莆田人徐缓携往江浙传植，陈世元携同好友余瑞元、刘曦到山东传种。据四川地方的方志记载，当地的番薯是由陈世元的朋友引种、推广的。           番薯极易种植，产量极高，成了百姓的重要口粮。若遇旱涝歉收的年岁，番薯更是百姓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番薯传入我国，到清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政府下令全国推广番薯。这近二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高峰期，粮食供给压力增大，自然灾害频仍，百姓常受饥荒之苦。番薯有效地解决了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番薯的种植也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土地的开发和利用，加快了这一时期社会人口的增长。            陈振龙及其子孙虽出身布衣，商贾为业，却一心情系民生，花费了七代人的钱财和心血，引种、推广种植番薯，终有所成，泽被苍生，功德无量，为后人纪念。晚明史学家何乔远曾作《金薯颂》称赞陈振龙引种之功。清代中期，百姓在福州、福清等地建报功祠，主祀金学曾，配享陈振龙、陈经纶、陈世元。道光年间，福州人何则贤又在乌石山清冷台建“先薯亭”，纪念陈振龙把番薯传入中国的大爱行为。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曾赋词颂扬陈振龙“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1998年8月，长乐市委、市政府为纪念和弘扬陈振龙的爱国精神，在陈振龙故乡青桥村建立了一座陈振龙纪念亭。2008年又建陈振龙纪念馆，成为长乐市重要的人文景观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编辑：赵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