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建書院的若干特色及當代價值

黃 新 憲 《教育評論》主編 早在唐代，福建就已出現了書院。宋代，福建書院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元代和明代以後，福建的書院被納入官學系統。清代，福建共創辦了470所以上的書院，其中既有大型省會書院，也有居於鄉邑的小型書院。“除一部分仍保持教學與切磋學術的傳統外，多數成爲科舉的附庸，以學習八股文寫作以應科舉爲主課。同時有相當數量與書院性質相似而規模較小的私學和以個人讀書爲主或數人相聚讀書，互爲師友，或兼講學授徒的書堂、書室。它們互相補充、促進，在官學以外形成另一更具活力的教育組織形式。”1① 清代福建的書院教育較爲發達。考查這一時期書院的辦學狀況，我們感覺其具有以下一些突出的特點。

	一、通過祭祀朱熹及其它理學名家以弘揚理學精神 書院具有祭祀的功能，這在全國都一樣。所不同的是，在福建的書院裏，祭祀的物件主要是以朱熹爲代表的理學名家。 乾隆十七年（1752年），巡撫侍郎陳宏謀繕修學舍，將福州鼇峰書院內的六子祠改爲二十三子祠。原先的六子祠祭祀宋儒遊廣平、胡玉峰、黃勉齋、陳北溪，明儒陳布衣、蔡虛齋六人。改爲二十三子祠後，又加祠宋儒楊龜山、王信伯、林少穎、羅豫章、李延平、李西山、胡文定、胡籍溪、胡致堂、劉屏山、劉白水、李忠定、蔡西山、蔡九峰、廖槎溪、真西山，以及明儒黃石齋等十七人。 福州的道山書院是一所專爲教育鹽商子弟而設的書院。乾隆十七年，由總督尚書喀爾吉善、鹽法道吳謙志諭閩商捐建。在這樣的書院裏，也充滿了濃厚的理學氛圍。該書院“前爲講學堂，中爲六子祠，祠宋儒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康節邵子，橫渠張子，紫陽朱子……”2② 福州鳳池書院于道光二年由鹽法道王楚堂捐俸建“仰止樓”五間，以祀宋儒陳古靈、陳季慈、周公辟、鄭宏中、遊定夫、楊龜山、王信伯、李忠定、林拙齋、羅豫章、李願中、李西山、胡康溪、胡籍溪、胡致堂、胡五峰、劉屏山、劉白水、朱元晦、蔡西山、蔡九峰、黃勉齋、陳北溪、廖子晦、真西山，以及明儒陳布衣、蔡虛齋、黃石齋。 福建的一些書院，因朱熹曾在當地留下行跡而設立。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他出生于福建，一生除在外省短暫逗留外，其餘時間都在福建省內活動，足跡遍佈閩北、閩東、閩南及閩中諸多地方。他畢生的主要精力都用於著書立說及講學活動。在福建，他親自創建了寒泉精舍、同文書院、武夷書院和考亭書院。朱熹逝世後，其追隨者在朱熹過化之地又興建了多所紀念性的書院。 位於同安大輪山的朱文公書院祭祀朱熹，因朱熹在南宋紹興年間擔任過同安縣主簿，並在同安開創講學之風的緣故。“紫陽過化今猶在，與我同人式典型”，高宏音的《仰止亭懷古》是對朱子遺風流韻的深切緬懷。 長樂縣的德成書院，原先爲唐水部尚書林慎思的讀書處，朱熹曾寓其中。當地人以朱熹德成於此，因名其室，曰德成。 長樂縣的龍峰書院爲宋儒劉砥、劉礪讀書處，朱子避學禁時寓此，二劉從而受業。於是，後來建爲書院。 晉江安海石井書院系爲紀念朱松、朱熹父子過化此地並講授經義而設。清代曾多次重塑朱熹塑像，以示尊崇。 安溪的鳳山書院，因朱熹曾來過此地，當地人崇仰朱熹，設立該書院，繪朱熹像於中殿。 泉州的小山叢書院塑有朱熹塑像，時時祭祀。該書院的“過化亭”以及亭後齋舍上的題額“瞻紫”（朱熹號紫陽），都透出濃濃的理學色彩。 泉州的清源書院，在講堂左邊建先覺祠，祭朱熹、蔡清、李光地等先賢。 華安縣的淩雲書院，內祀朱熹、陳淳、王過等宋儒。 在福建的一些地區，朱熹及其理學思想對書院的影響還體現爲，在一個特定區域內有多所書院祭祀朱熹及其它理學名家。 南安是朱熹過化之處，其曾多次到當地的書院講學，所以這裏的不少書院都祭祀朱熹。如：豐州書院中爲講堂，後祀朱熹；芸圃書院的禮堂祀朱熹、二程、周敦頤和張載等濂洛關閩四學派的五位元宋代理學大師。此外，觀海書院、詩山書院也都祭祀朱熹。 古田縣位處山區，宋慶元三年（1197年）朱熹避“僞學”之難來到古田講學。在他的影響下，一時城鄉內外書院林立，讀經論道蔚然成風。朱熹及其理學思想在這裏的影響很大，該縣的很多書院都祭祀朱熹。藍田書院，中祀朱熹，兩廡列祀傳說爲保護朱熹而殺身成仁的康太保及朱氏門人。此外，如溪山書院、螺峰書院、浣溪書院、魁龍書院、崇正書院、正學書院等，也都祭祀朱熹及其理學名家。 福建的一些書院從名稱上看就直接與理學有關。如：連江縣的朱子書院和理學書院。前者設於清康熙三十七年，中祀朱子。後者建于雍正元年，中祀二程等理學名家。 在衆多的福建書院中，有不少是屬於紀念性的書院，而紀念的物件主要是以朱熹爲代表的理學名家。這種狀況不僅僅清代有，早在元代，貢師泰在《勉齋書院記》中就指出：“書院遍天下，而閩中爲盛。大約祠徽國公朱文公師弟子居多，若延平、武夷、考亭、建安、三山、泉山、龍溪、雙峰、北山之屬皆是也。”③3 顯然，理學及其代表性人物與福建書院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對他們的尊崇和祭祀至遲在元代就已經開始了。不過，福建的不少書院，是將朱熹與其他神靈和傑出人物一起進行祀奉的。如廈門的一些書院中祀奉朱子和文昌帝。每年春秋，請官廳致祭朱子，行三獻禮，祀一豬一羊並備有筵席，凡秀才都可來飲宴。每月朔日，由官廳行拈香禮拜文昌。 清代福建書院之所以形成獨尊理學的格局，在很大的程度上歸因於理學官方地位的確立。清初，福建戰亂頻繁，文教設施破壞嚴重，一大批知識份子對新興的王朝缺乏認同感。與此同時，4“朱子理學由於受王陽明心學的衝擊，當時在全國的影響已趨於衰落，但在福建卻始終被尊奉不替，這種現象引起了康熙的重視，他想儘快恢復福建的文化設施，把福建培植成全國重要的理學基地。”統治者試圖通過恢復書院這種具有民間自由講學色彩的機構，來爭取對新政權持有隔膜感的知識份子。這樣，儘管全國都在限制書院的設立，而在福建這種限制並不嚴厲。一旦環境稍爲寬鬆一些，在官方的默許下一批書院便迅速崛起，短時間內形成了一定的影響。與此同時，清統治者在尊崇朱熹及其理學方面採取了一些實際的措施。如：特令將朱熹配祀於孔廟，提升“十哲”之列；特諭閩籍大學士、著名理學家李光地編纂《朱子全書》、《性理精義》、《周易折中》等書，頒行全國。另一理學家張伯行編著的《性理正宗》、《道學源流》等書，也受到康熙皇帝的格外嘉許。這些舉動在客觀上都起著推動理學傳播的作用。 在這種大的背景下，作爲與朱熹及其理學有著深厚歷史淵源的福建書院，便受到了各級地方官員的特殊重視。福州鼇峰書院的創辦人張伯行在建院時，便十分強調理學精神的弘揚。在談及創辦這所書院之緣起時，他認爲，其目的在於欲與士之賢而秀者，講明理學的主幹部分——濂洛關閩之學，以培養不負先儒之教的人才。張伯行指出：“周、程、張、朱五子之書，四子之階梯，四子之書，六經之階梯。君相之所以爲治，師儒之所以爲學，率是道也。”⑤5 他要求書院諸生要研究理學的義理，每天取五位理學名家的言論，誦之、習之、論之、辯之。這樣，就可以防止沈溺於靡麗之辭之中，從而避免去逐乎風華之習。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通過書院教育來培養“聖世有體有用之真儒”。因此，他主張在書院中應當祭祀理學名家，營造濃厚的理學氛圍。 理學在福建書院中佔據主導地位，對福建書院確立明確的辦學指導思想，傳授給學生一種嚴密的思想體系，以及爭取統治階層的支援，都有著顯而易見的好處。但是應當指出，清代福建的理學家往往對理學固守、闡釋的多，創新發展的少，朱熹的許多理論被闡釋的精緻無比，而整個理論體系卻陷入了僵化的境地，窒息了人們的思想，甚至淪爲士子讀書作官的工具。

	二、制定明確而又具體的學約，以規範學生的行爲 學約或稱規約、學規，是關於辦學的宗旨、目的，教學的方法、途徑與要領等的闡述與規定。 福建的一些書院，直接把享有盛名的國內書院的學約照搬過來作爲自己的學約。 福州的龍津書院，把《白鹿洞書院學約》作爲本院的規約。強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6⑥ 福州鼇峰書院的學約是一個綜合性的學約，其將《胡文敬續白鹿洞學規》、《麗澤堂學約》、《覺羅滿學約》中的精髓部分組成一個別具一格的學約。如：對《胡文敬續白鹿洞學規》，其繼承的是：“正趨向以立其志，主誠敬以存其心，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對《麗澤堂學約》，沿襲的內容是：“以聖之學爲宗，削去世俗浮華之習，尚節行，敦信義，勿習虛誕之文，以幹利祿。勿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寵。”在學習的內容和順序上也有明確的繼承。對《覺羅滿學約》，繼承的內容是：“立定志向，學做聖賢；立定人品，要做正大光明、操履純潔的君子，不做陰邪曲媚、舉止詭僻的小人。”對尊經、守約、虛心、樂群、敬業等方面的內容也都有所繼承。⑦7 福建的一些書院在強調學約應繼承封建道德傳統的同時，在具體內容的制定上各有側重。 有的書院的學約主要強調了道德方面的要求。清代仙遊的一些大書院強調：一是修身慎行；二是立志抗節；三是潛心學術；四是學通世務；五是限日收功。並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作爲學生修身、治學、治學、處事、接物的準則。清光緒年間，該縣的金石書院特立院訓書於講堂，以策勵師生莫負“金石”之銘：“以斷金之雅，資攻錯之功，而學有用之學，知庠序之內，盡尊君親上之倫。或成名將爲幹莫，以除奸禦暴；或作柱石而奠安，予鄉國有功。”8⑧ 制定於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的漳州丹霞書院的學約，則提出了學習方面的諸多要求。強調：讀書應循序漸進，先經而後史；學貴有恆，當立定課程，逐日按課程去做，不可間斷；讀書當實事求是，不可存門戶之見；以義理爲本，經濟爲用，詞章、考據爲文采，本宋儒之切近，加漢儒之精專；讀書以心得爲主，學思各居其半，日讀夜思，防用力不專，心思不入；讀書以變化氣質爲尚，器識爲先，文藝爲後。 有的書院學約則著重強調規範學生的行爲。如：南安的詩山書院學約強調：“諸生有時類聚講習，宜交孚以誠，相待以敬；有善相勸，有過相規。”“諸生偶爾聚處談論，務將書史所載孝子忠臣以及利國愛民事蹟，相互考證，必期他日出仕，亦如古人之建功立名。”“諸生獨居一室，雖無拘束，亦須檢攝其心，不可偶萌妄念。”“諸生在書院讀書，不可出而幹與他人之事，尤不可輕入有司官衙門。”“諸生立志，主敬、存誠，敦行、爲仁。內而克治之功，外而讀作之法。”9⑨ 但是，就一般大書院而言，其學約往往較爲系統、全面。既有關於道德方面的要求，也有關於日常行爲和學業方面的要求。如：福州的致用書院，其學約主要是由四個方面的內容構成：正心術、稽學業、擇經籍、嚴課規。正心術，強調“學者修身善道，首在明義利之分，審是非之界，立志不欺行己，有恥一切穢濁之塗，鑽營之術，利己害人之謀，枉道徇人之行，皆是敗名辱身，毫髮不可生於心而見於事。”稽學業，強調“若英俊少年，急宣早惜分陰，勿自曠廢，實力遵行以收成效，按日所讀經、史、古文等，照式填寫課程簿。每逢十日，彙呈講堂山長，面加考驗，庶勤惰有別，不至徒托空言，亦不至日久玩愒。”擇經籍，強調“四部浩如煙海，學者不獨不能遍觀，亦且不能多購。然材質稍勝者，皆可日積月累，以底充富，當先擇取精要，用力研尋，既省泛濫之病，亦收精熟之功。”嚴課規，對學習、考試等方面進行了具體的規定。10⑩ 清代福建書院的學約，雖然在具體內容的規定方面不盡相同，但都具有一些共同性的特徵。如都強調封建道德方面的灌輸，有充分的依據，學約的內容具體、詳盡、層次分明、可操作性強，學約的文字淺顯易懂、易記，便於學生遵守。

	四、山長、主講均博學多才之士 福建的書院在行政管理方面，設山長一人，其既是書院的主持者，一般也是書院的主講者。 福州鼇峰書院歷任山長均一時之俊秀。首任山長蔡壁，拔貢出身，教學主張師法古聖賢，以培養器識爲先。其子蔡世遠，康熙進士，繼任山長後“好語經濟”，教育諸生以立志爲始，以孝弟爲基，以讀書體察、躬行克己爲要。他對教師的選擇非常嚴格，認爲“嚴加別擇，察其品行之賢否以爲去留，則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孟超然，乾隆進士，曾任四川學政，品格高尚，強調以“誠”爲教育根本，反對抛開文理而埋頭考據文章，主張師法聖人治學莫先務理。他整天和學生們讀經論藝。讀書人仰慕他的爲人和學問，踴躍前來報考，書院的齋舍容納不下，往往要四、五人同住一間。鄭光策，乾隆進士，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學者。他擔任山長時明確提出，讀書要立定遠大志向，求取“明體達用之舉”，而不能只爲應試求取功名。原來院課是考八股文，他增加一課考古文。他是清代後期閩中經世致用思潮的開啓者。陳壽祺，嘉慶進士，著名今文學家。林春溥，嘉慶進士，在教學上主張先器識，後文藝，學習進步應該表現在實踐上，選拔文字以清雅爲原則。 福州越山書院的首任山長趙軒波，曾與林則徐、梁章鉅等一起在福州鼇峰書院讀過書，嘉慶年間中進士。當他任越山書院山長時，林則徐曾把私藏的一批圖書相贈。趙軒波精通經史和天文學。他終日不倦地教導勉勵諸生修身勤學，著有《戰國通考》、《結古歡齋詩文集》、《犀照雜誌》等書。繼任的山長林懋勳是一位金石考据學家，道光年間中進士。他的後任何嵩祺，也是進士出身，任過兵部主事，在越山書院多年，能文工詩，著有《蓮因室詩文集》。 福州鳳池書院首任山長趙在田，教導諸生“持躬立品爲先，道藝文章爲次。”後任山長如魏敬中、陳壁等也都是“勤於訓迪”，深爲士子所愛戴。趙在田教生員、童生重修養品德，其次才是學習文章。魏敬中，勤於工作，受到生員的愛戴。 福州正誼書院首任山長林鴻年是狀元出生，授翰林院編撰，後任雲南巡撫，主講正誼書院19年，其學問淵博，經術湛深，品行峻潔，辦學成績突出。 福州致用書院山長林壽圖（進士出身）、鄭世恭（原爲戶部主事）以及謝章鋌，皆學問淵博、經驗豐富之士，培養了許多人才。 南安豐州書院曾聘乾隆年間的進士洪世澤爲山長；詩山書院曾聘光緒年間的進士黃爾漚爲山長。 泉州清源書院於清末聘著名經學家陳壽祺、醫學家陳修園及郭柏蔭主持或任教。 林則徐的父親林賓日曾主講將樂正學書院10年，以《朱子分年讀書法》教諸生。 書院的山長一般是博學多才之士，故“請益之人，不遠萬里而至。”福州書院在道光之前的山長都聘外省籍人士。如傅玉露是浙江會稽人，範咸是浙江仁和人。到了道光年間，朝廷規定應當聘在籍有聲望的紳士任山長，於是各書院的山長都由在籍的紳士充任。 福建各官立書院的山長多由督、撫等官員禮聘，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享有較豐厚的生活待遇。 福建書院山長年束金加上節慶生辰等補貼，可以達到一個較高的水準。清未福州正誼書院、致用書院山長年束金爲1200兩，鼇峰書院、鳳池書院山長年束金爲1000兩。與全國書院相比，應屬較高水準。至於地方性的書院，山長報酬不等，但這種報酬是由多個專案累積起來的。如：寧德的蓮峰書院，其山長在乾隆三十三年時的束金雖然只有100兩，但除此之外還有關聘10兩、節禮20兩等收入。這樣，其生活水準在當地當屬寬裕。

	五、多渠道籌集辦學經費 福建書院的教育經費開支名目繁多，有學舍的營造與修葺，有教學設施的添置，有教學活動的花費，有教師的薪俸，還有諸生的膏火等。 早期的書院基本上是由當地士紳集資興辦的，經費來源於私人捐獻和學田院産。後來不少書院發展爲官辦或私辦官助，書院的經費開支等都要由當地的官府審批。 清gov-ern-ment對福建書院給予了經濟支援。雍正十一年（1733年）後，朝廷明令給各個省的全省性書院補助1000兩銀子的辦學經費。但鼇峰書院所得遠不止於此，《清會典》卷19列有一份朝廷給全國各大書院撥款的清單，其中鼇峰書院撥款多達4373兩，還另有“錢三百四十千有奇，”赫然高居榜首。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皇帝賜銀1000兩給鼇峰書院。 地方gov-ern-ment也撥給大批經費。清初，福建巡撫張伯行爲了增加福州鼇峰書院的經費，要求省、府、縣各級官吏每年每人捐助1～100兩銀子，形成慣例。乾隆二年（1737年）、十七年（1752年）、二十一年（1756年），分別由地方司、道撥銀1900兩、2000兩、1100兩。嘉慶年間，三次撥官洲田393畝，由藩司解裁汰四門正音書院公費銀470兩、另捐800兩，鹽道捐1260兩，閩縣、侯官等16個縣解送牙稅餘羨、城基銀、寺院租、典商息銀一批。同時，還得到可觀的社會贊助。乾隆五十年（1785年），閩縣紳士捐開墾洲田共379畝。嘉慶三年（1798年），一位浦城富商捐銀5000兩。 福州一些大型書院的經費收入，主要靠福州府和閩縣、侯官縣撥款。道光八年（1828年），福州府批准將閩江下游的魁岐鄉、江邊鄉的洲田分別劃撥給福州的越山、鼇峰、鳳池三書院，這些洲田的區域稱爲越山洲、鼇峰洲、鳳池洲。其中越山洲2000畝，鼇峰洲和鳳池洲共6000畝，所收田租用於書院經費。按道光年間田租價格折算，每畝田租可得銀1兩。另外，福建地方當局還將書院周邊地區的土地及一些廟堂房産撥給書院作爲經費。 道光八年（1828年），鹽法道竇欲峻捐俸給福州鳳池書院，充作童生獎學金。 在福建的一些地區，有時官員和當地士紳還聯合捐資贊助書院辦學。 清代泉州知府楊廷樺與紳商合捐3500兩白銀給泉州清源書院，用作辦學經費。 乾隆十五年（1750年），晉江知縣黃昌遇帶頭捐俸，貢生莊嘉珍和監生曾良桐、曾華文回應，捐資1000兩作爲重修、擴建泉州一峰書院的費用。重修後，該書院有建築3層，共48間，各種設施無不備舉。 乾隆十六年（1751年），水師提督倪鴻范與興泉永道白瀛、廈防分府許逢元、紳士黃日紀等人捐資興建了廈門玉屏書院。後因求學者驟增，學舍不足，黃日紀又捐資在周圍興建了崇德堂、芝蘭室、漱芳齋，以充學舍。嘉慶十八年（1813年），巡道多麟等廈門地方官員與林雲青等12位士紳捐得洋銀2400餘元，用於書院的日常支出。 道光十八年（1838年），閩縣貢生何恭崇、儒士何恒喜、舉人何則賢等共捐紋銀820兩給鳳池書院。道光二十年（1840年），又捐錢三千緡充膏火費。 咸豐七年（1857年），南安發生械鬥，當地的豐州書院被毀。光緒元年（1875年）知縣程鵬偕當地士紳葉應祥、洪榮等募資重建，並拓東西廊爲考棚，課士校士，規模大備。光緒十五年（1889年），知縣李春輝偕當地士紳王澄瀛等募捐三千余金，以充膏火。 福建的一些沿海地區在興辦書院時甚至向海外華僑捐募經費。如：惠安的文峰書院是道光年間華僑郭用錫父子捐銀2000兩建起來的；廈門的禾山書院則是廈防分府於光緒十五年（1885年）向當地旅居海外的華僑捐資得以興辦起來的。 除了朝廷和當地官紳捐助外，福建書院的辦學經費還來自學田及各種經營收入。 乾隆十五年，福安知縣撥獅峰、石門寺的田産95．2 畝歸當地的紫陽書院。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安知縣再撥資福寺租86石歸紫陽書院。同治八年（1869年），福安知縣從龜山，牳山兩寺田租中抽出400石撥歸紫陽書院用於發佃收租。據記載，僅咸豐七年（1857年），紫陽書院田、山、園租收入折合共計有401千322文。 乾隆十六年（1751年），福鼎士民捐贈田地及觀庵撥地共158．2 畝給桐山書院。乾隆二十年（1755年），福鼎縣令及鄉紳捐銀1000兩借給鹽館營運，將每月所得利息15兩給桐山書院用做辦學經費。 浦城南浦書院，每年收田租1535石又929擔，另有房産21座、店面12間用於收租。 建寧府建溪書院，從建安、甌甯、建陽、崇安、浦城各縣籌集苗谷720石及茶葉、山場租銀等，作爲經常費。 長汀龍山書院，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將建築餘資372兩置院産，另將銀洋4000元發商生息。 同治年間，閩浙總督榮桂批准在厘金項下撥銀5萬兩交商以1分1厘生息，息金歸福州正誼書院使用。 福建的不少書院在學田管理方面十分嚴格，有的甚至制“購田規條”，設“量田議”，立“田券”，畫“田圖”，一絲不苟。據南安《詩山書院志》記述，詩山書院所購書田，每段每丘都立有田券、畫有田圖，統計起來共65幅，其中63幅都注明所購書田的受子數位，有2幅還注明了所購書田的費用。 書院的修繕費用也多出自捐資。 同安文公書院在清代歷經多次重修，費用都是由官紳籌措。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知縣許名覲、邑人陳睿思重修。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知縣朱奇珍、邑人顔孔輔再次修葺。乾隆十七年（1752年），一次風雨大作，院宇飄頹殆盡，進士洪敬璜，陳思敬等人於次年冬鳩金購材拓地予以重修。同時，環以數十丈石欄，觀者拾級而上，近而金門、廈門二島，遠而臺灣、澎湖大洋，靡不歷歷在目。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風雨交加，書院再次傾塌，邑紳高以彰以五百余金獨資修繕。道光年間，由於日久頹壞，解元黃維嶽捐資，予以重新修復。像這樣在數十年的時間裏，多次贊助一所書院進行重修或維修的事例不勝枚舉。 有些地方爲了表彰捐助書院的鄉紳，還在當地書院設置這些鄉紳的名牌作爲紀念。龍溪縣的超英書院，是以林沸川爲首的二十四寨鄉紳于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興建的，書院建成後，就在正堂中設置了他們的名牌。這樣做既是褒獎，客觀上也起到了示範的作用。 應當指出，隨著書院官學化進程的加速，福建書院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弊端。清代福建省級書院每年報考者多達數千人，各府、州、縣書院也有幾百人報考，競爭激烈，導致弊端叢生。一些士子入書院讀書是爲了獲取膏火，有些還買通墨吏以求獲得獎勵。福州書院的官課有膏火及獎銀，師課只有獎銀，而且數額很少。官課的試卷一般要當天交，師課的試卷可以帶回家去做於第二天早上交卷，課卷多由幕僚代閱。所以，只要打通“關節”，大可上下其手，評定甲乙，出入很多。師課則由山長閱卷，而這又與山長個人的好惡有很大關係。此外，在書院中存在著抄襲的流弊。鳳池書院有次師課的考題是“知恥近乎勇”，有一姓鍾的生員考取第一名，書院照例將他的課藝抄貼出來。立即有人在其下貼上一張內容完全相同的木刻印刷的制藝。原來，這篇八股文是從百餘年前出版的《試墨彙選》上抄下來的。鍾某趕緊托人疏通，將所得獎銀4元全數拿出，到福州的“別有天菜館”辦一桌酒席宴請此人，算是賠禮。於是，此人將木刻印刷的制藝揭去，並答應不再宣揚。還有一些考生爲了增加錄取機會，往往化幾個名字去報考，或請八股文能手去替考。錄取之後，除自占一名外，其餘的名額賣給別人，這在福州稱爲賣卷蒂。“每年二月，鼇（峰）、鳳（池）兩書院由總督舉行甄別試，考生常恐不獲甄別錄取失去全年與考權利，報名投考之時，一人化作兩三名乃至七八名者有之。監院利多收卷資，漫不加察，總計報考名數常達五六千之多，揭曉後，有不獲錄取的，有一人獲選數名的。於是買賣之風大啓。承買者，向監院更正己名仍得全年應課，爭取膏火。越山（書院）甄別由府尹舉行，其弊相同，正誼致用兩院，則無此弊，然也不過以膏火鼓勵寒士而已。”⑾11 針對這些弊端，有人諷刺云：“同曰鼇峰並鳳池，孰知甄別更支離。可憐日下江河勢，狗監關通士品卑。” 儘管存在著不少弊端，但清代的福建書院取得了顯而易見的成就，突出表現在培養了一大批人才。福州鼇峰書院培養了林則徐、蔡世遠、藍鼎元等當時的“第一流人物”。林則徐13歲中秀才，後入學於鼇峰書院，鼇峰書院主講鄭光策是一位富有正義感、有骨氣的知識份子，強調學生要明確志願，樹立“紀世匡時”之志。林則徐在鄭光策的影響下，飽覽了經史典籍，從中汲取了封建文化中的優秀成果，培養了對范仲淹、李綱、岳飛、文天祥、于謙等民族英雄和愛國者欽敬的感情。同時，重視現實鬥爭，對西方列強在我國沿海各地的侵略活動亦有所警覺。書院的這一段生活，爲他日後成爲近代史上堅決反帝的愛國者打下了基礎。在鼇峰書院的畢業生中，梁章鉅積極支援並配合林則徐禁煙，堅持抵抗外國侵略，主張通過變法使國家實現“自強不息”，平生著述達70餘種。還有“籌台巨匠”藍鼎元，以及“天下奇逸”的詩人張際亮，都是該書院的高材生。此外，在陳壽祺任鼇峰書院山長時，仙遊的王捷難以研究《春秋》諸史聞名，晉江的杜彥士以研究《小學》聞名，將樂的梁文以研究性理聞名，建安的丁汝榮和德化的賴其模等以詩文著名於世。福州越山書院畢業生，閩縣人林啓，于咸豐年間中進士後，累官至陝西巡撫，當他任衢州知府時，即積極支援康有爲、梁啓超的維新運動，還特地選拔了一大批優秀青年分赴日本、英國學習。畢業生黃光厚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中進士後，任過廣東臨高知縣，後從醫，被譽爲“一代儒醫”。福州正誼書院培養了清末翻譯小說第一人的林紓和編纂《福建通志》的陳衍等人，以及陳寶琛、吳曾祺等文化名人。畢業生中，還有以研究經學、文學而著稱的黃增及以研究史學而著稱的張亨嘉，後者於晚清擔任了北京大學監督，在學術界享有盛譽。在科舉考試方面，福建書院的畢業生也有突出的表現。泉州在清代出過一位狀元吳魯，一位榜眼鄧啓元，一位探花黃貽揖，還有兩位大學士：洪承疇、李光地，他們早年大都在當地書院接受過教育。南安的孔泉書院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培養出十八位學士、八位舉人、九位貢生、一位進士。 清代福建書院通過開展各個層面的辦學活動，擴大了教育的層面，提升了全省的教育水準，對促進文化傳播，形成良好的學術取向，都産生了積極的影響，這是應當予以肯定的。同時，清代的福建書院注重楷模的作用，通過尊崇著名思想家朱熹及其理學思想，使學生有了明確的效仿榜樣；通過制定明確而又具體的學約，闡明辦學宗旨與學習要領，以規範學生的學習行爲；重視考課的作用，嚴把教學質量關；注意聘請博學多才之士擔任書院的主持人；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採取多渠道集資的辦法來進行書院的建設，並維持書院的日常運轉。毫無疑問，清代福建書院的教育傳統值得我們繼承與弘揚。

	六、書院的當代價值 通過對清代福建書院的考察，筆者認爲書院這種教育形式對當代教育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福建書院乃至全國的許多書院都以理學思想作爲辦學的指導思想。理學既不同于孔孟原始儒學，也有別于漢唐儒家經學，其以宇宙論爲方法論，以倫理學爲指歸，詳細地論證了封建倫常的普遍必然性。理學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社會風尚及士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的形成，促進了中華民族重氣節、重品德、講求以理統性、自我節制、發奮立志等主體意志結構的建立。理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集中表現。福建是理學名區，理學的創始人朱熹長期在福建活動，理學對福建的社會和士人的影響更爲深刻。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書院得以闡發的。清初，福建的一些理學名臣，如李光地、張伯行等從當時的社會現實出發，通過歸返儒家經典，兼收儒道理論，對宋明以來的理學傳統加以損益更新，形成了理學發展的又一個階段。經統治者的鼓勵和推動，理學的影響遍及全國。在這種大背景下，福建的書院學者將之作爲書院的辦學指導思想，書院成爲廣泛傳播理學的最好載體，理學通過書院教育爲士人確立了成聖成賢的最高人格目標，從而主導了士人的思想傾向和社會風氣，其流風遺韻也綿延至今。筆者贊同這樣一個觀點：“書院的帶有普遍性的教育特色，是與理學密切關聯的。一旦理學失去了它的統治地位，書院便難以成爲一種普遍的教育組織形式並保持其教育的傳統，這種現象在‘漢學’興盛時期與理學衰敗之時尤爲明顯。”⑿12 今天，福建俗尚樸淳，民頗遷善，百姓以正直、重信義、重感情等而著稱；福建學風興盛，社會重學、尚學、學生向學，古風猶存。這些，都與理學的長期積澱有關。這表明學校教育必然以某種主流思想作爲思想基礎，正如理學本身是孕育在書院之中一樣，當代的豐富多彩的學校教育爲主流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提供了實踐的重要場所。任何文化遺産都有兩重性，理學既有值得弘揚和繼承的傳統，也有過時的必須抛棄的糟粕。我們應當十分注意從包括理學在內的優秀傳統文化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充實和豐富辦學的指導思想，使之更具人文性，從而推動健康向上的主流教育文化的形成。還應該指出的是，理學既具有精致的一面，也具有平民化的一面，這在人才培養方面尤爲突出。在封建社會裏，人才的培養實質上就是統治人才的培養，而包括福建書院在內的全國書院在人才培養方面與此有所區別。書院並不排斥官員的培養，但要求培養的人才應該具有“致君澤民”的品德。書院倡導“經世致用”的人才觀，一改過去人才培養的定勢，爲社會培養了大批品德高尚、克己奉公、學以致用的優秀人才。書院教育注重平民教育和民智開發，藉以提高大衆素質。不同時期著名書院的山長都非常強調書院教育要打破“學在官府”的特權，打破學生的身份限制，改變唯官家子弟是教的傳統，推動教育向平民化發展。書院教育由於受社會發展的制約，雖在提高整體民衆素質方面還有不少欠缺，但其平民教育思想及實踐的社會意義是深遠的。當前，我們要通過研究書院在教育功能方面的合理性和先進性等特點，進一步使普及教育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切實實現文化重心的下移，爲今後社會政治與經濟、科學與文化的協調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二）包括福建書院在內的全國書院都已成爲歷史，但它在學風建設方面卻留下了許多彌足珍貴的經驗，對今天中國教育的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價值。書院是由中國古代私人講學發展而成的一種有組織的教育形式，其創建人或主持人大都爲當時的宿學鴻儒，在他們的主持下，許多書院教育教學特色顯著，學風良好。從福建書院的學約制定、入學考試及學中考課的具體規定來考察，其出發點都是爲了在書院中形成良好的學風。學風，通常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學術界、知識界所形成的治學風氣。學風又經常是變化的，時期不同，地理、文化的背景不同，學風也就迵異。歷史上，不少書院的良好學風對當時的整個學術界、知識界産生了積極影響。不少書院，具有“ 教行化美，不居可紀之功；造士成材，初無邀榮之志；身先作范，以遠于飾文行於爵祿之惡習；相與悠然于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中 ”等特點與優點。⒀ 13這樣一來，書院在人們心目中就有更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從而逐漸形成與官學平行發展，且擁有相對獨立性的一種特殊教育制度。學風在道德教化、人才培養和學校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應高度重視良好學風的建設。今天，面臨著社會的急劇變革和轉型，在學校教育中（尤其在高等教育中）倡導良好的學風尤爲重要。我們要學習包括福建書院在內的全國書院長期以來形成的良好學風，如：強調德育目標，反對爲科舉而學；提倡學術創見，反對死守章句陳說；開門辦學，兼收各家之長；尊師愛生，建立融洽的師生關係。⒁ 14以及敢於懷疑，不守舊說；聽教不拒，受教平等；對不同學術觀點相容寬量、求同存異；躬行實踐，學以爲用；尊師愛生，師友相互砥礪，學術辨論民主。我們還應當向傑出的書院主持人和主講人學習，儘管他們的學術思想不同，但在治學態度上卻有著極爲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對待學問扎扎實實，刻苦自勵，深入鑽研，殫力著述，幾十年如一日，在治學上都下過艱苦持久的功夫。繼承和發揚這種嚴謹的學風和治學風尚，有助於消除目前教育界存在的浮躁、急功近利的不良學術風氣，形成健康的學術氛圍。同時，克服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影響，切實培養對社會有用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 （三）作爲封建社會的一種重要的教育形式，書院不但重視教學活動的開展，而且想方設法通過各種途徑獲得經費。“書院不僅是一個研究機構、一個教學單位，它有自己的財産，還有可以給它帶來‘利潤’的‘産業’，這樣的書院已具有經濟實體的性質，它參與了‘出版業’、‘手工業’、‘金融業’、‘租賃業’等領域的經濟活動。這使它從多種渠道獲得資金以加強它的經濟實力。凡是歷史悠久，辦得比較出色的書院一般都有堅實的經濟作後盾，山長有豐厚的束修，學生有足夠的膏火，大家可以專心地教與學，書院之所以出了許多人才，這一歷史現象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⒂ 15毫無疑問，書院經濟是其創建並且賴以生存發展的前提條件，它決定了書院的教育目標，也支配著書院的發展方向。重視多渠道籌集辦學經費，形成較爲穩固的書院經濟，這是包括福建書院在內的全國許多書院的又一重要經驗，值得我們借鑒。近年來，我國對教育的投入雖然有所增長，但扣除物價因素與其他新增開支，許多學校的經費依然十分緊張。教育事業的飛速發展與教育投入的嚴重滯後，是一對長期困擾我們的深層次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出路在於gov-ern-ment下大力氣增加教育投入，實行教育經費預算單列；實現教育事權與財權統一；加強與完善立法、執法，明確教育經費承擔主體的責任；加強對教育投資的監督與管理；建立教育投資管理體制的理論指導體系；提高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益，尤其是基層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益。還應該像書院那樣，變單一的經費投入爲多元化的經費籌集，建立社會及個人向學校捐贈的常規體制，營造起捐資興學的社會氛圍，同時，力爭使學校的經營活動步入健康有序的軌道，真正形成學校經費來源多元化的格局。 福建書院是全國書院的一個組成部份，是全國書院的一個縮影，福建書院與同期全國其他書院之間有著很多的共同之處。如福建書院與臺灣書院便存在著深厚的歷史淵源，福建地方官員、士紳對臺灣書院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閩學對臺灣書院産生了重要的影響，福建書院和臺灣書院在行政管理制度、入學考試制度、獎學與考課制度，甚至在書院建築方面都有著極爲相似之處。兩地書院的交往和聯繫十分頻繁，互補性很強，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裏共同發展。顯然，對某種教育形式的個案研究不能脫離全國共同具有的文化背景，不能因爲某個區域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經濟條件以及其與本土文化和各種外來文化接觸聯繫的不同，而片面誇大該區域文化及其影響下的教育所具有的特殊性。當然，由於中國大陸幅員遼闊，文化多元，在辦學方面不應講求劃一，而應切實允許和鼓勵各種辦學形式和風格存在。書院是複雜的集合體，在千餘年的發展過程中，各種書院都不可避免地會存在弊端。通過對清代福建書院的個案探討，我們認爲應當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實事求是地指出書院存在的弊端，同時，肯定其存在的特殊價值及當代意義，從中吸取有益的成份，爲當前教育的發展提供充分的歷史借鑒。

1福建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教育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 2〔清〕徐景熹主纂《福州府志》上，海風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頁。 3〔清〕徐景熹主纂《福州府志》上，海風出版社2001年版，第357頁。 4許維勤：《論鼇峰書院及其對閩台教育文化的影響》、《福建論壇》2000年第6期。 5〔清〕徐景熹主纂《福州府志》上，海風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頁。 6福州市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州市教育志》，1995年內部印行，第31～32頁。 7福州市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州市教育志》，1995年內部印行，第31～32頁。 8仙遊縣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仙遊縣教育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頁。 9〔清〕戴風儀纂：《詩山書院志》，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頁。 10福州市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州市教育志》，1995年內部印行，第31～32頁。 11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一卷·教育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頁。 12胡青著：《書院的社會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頁。 13曾子魯撰：《試論書院對江西文化發展的作用》，《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 14朱漢民著：《嶽麓書院的歷史與傳統》，湖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177頁。 15高烽煜撰：《歷代書院若干經濟問題述評》，《中國書院》第1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