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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宣王“城彼朔方”——古先民筑长城之滥觞 作者：张广亮 发布时间：2015-05-18 15:24:10 来源：节录自拙著《寻找原来的秦始皇》 字体： 大 | 中 | 小 我常想，中国古先民之筑长城，非自始皇始，亦非至始皇终。它所体现的是个十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周宣王的“城彼朔方”，是古先民修筑长城的滥觞。而及至明清，仍在不断地修筑长城。不必割断历史，而在那里空论秦始皇之筑长城。 “城”者，许慎《说文》：“城，以盛民也。从土成”;“盛，黍稷在器中以祀也”;“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成，就也”;“就，京也”;“京，高也”。据此，可明显地看出，历史上所谓的“城”，就其作用而言，是用以“盛民”的。而“民”居城中，犹“黍稷”之置诸器皿一样。而就其形态而言，则是指用土石之类的东西，堆砌而成的高出于地表的诸如墙、垣、亭、障之类的东西，或曲或直，或方或圆，或大或小，或长或短，形态各异，皆可以称“城”。《吴越春秋》对“城”的作用，则另有说法，曰：“鲧筑城以卫君”。然而，无论说“城”是用以“盛民”，还是说“城”用以“卫君”，应该都有“保护”之意。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城”的功用，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价值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阶级对立和国家机器的形成，以及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城”的主要功用，便逐渐由原来的“盛民”或“卫君”，开始向“防御工事”转变了。诸如“石城汤池”、“金城汤池”和“众志成城”等中的“城”，指的就是这样的“防御工事”。诸如《诗经》中的“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中的“城”，其所反映的就是，周天子命令其将军率众，在“朔方”筑“城”，以抵御“猃狁”(匈奴前身)的南下侵掠。 及至东周列国，事实上，“城”已完全具备了防御工事的性质。如墨子所言：“城者，所以自守也。”(1)如孟子所言：“筑斯城也，与民守之。”(2)如商君所言：“野战不胜，守城必拔。”(3)如《国语》所言：“守城之木，于是乎用之。”(4)如张仪所言：“扞关惊，则从竟陵以东尽城守矣。” (5)如韩非所言：“无守城之备，……可亡也。”等等。这就是说，先秦典籍每言及“城”，大多都要同“守”联系在一起，即都是同保卫本国家和本地区的安全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从西周时起，特别是从春秋战国时起，“城”的主要功用，已开始由原来的所谓“盛民”、“卫君”，逐步转变为，用以抵御敌对国家、敌对地区、敌对种族和敌对势力的入侵，用以保卫本国家、本地区和本民族安全的防御工事了。 作为防御工事的“城”，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无固定规则的圆形或方形的“城”，诸如一般意义上的“城”或“城郭”之类;另一种则是，线性条状的向不同方向曲折延伸的“城”，诸如“长城”之类。 什么是“郭”?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朱熹《孟子》传：“郭，外城。”(6)《管子》：“内为之城，外为之郭，”(7)显然，所谓“城郭”，指的就是双重防御工事。 显然，如果我们把“城郭”界定为，圆形或方形的封闭式的双重防御工事，那么，亦可以将“长城”界定为线行条状的向相反方向曲折延伸的非封闭式的防御工事。所谓“长城”，一般说来，都比较长，或十里、数十里，或百里、数百里，或千里、数千里，或遥遥万里。“长城”，大多都是修筑在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边境地带，而用以抵御来自某一特定方向的来犯之敌。因此，无论是“城郭”还是“长城”，其防御工事的性质，都是一目了然的。 先民们的开始修筑“城”，可以上溯至夏商时期，甚至是更早一点。《吕览·君守》：“夏鲧作城”，就是明证。城市考古也证明，我们的先民，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开始筑“城”了。然而，从文献记载看，先民们的“筑长城”，却仅可上溯至西周。 据说，成康既殁，周室浸衰，历八世而至厉王胡。厉王胡“暴虐侈傲”且“专山泽之利”，由此而引发了“国人暴动”，袭击厉王胡;迫使厉王胡奔彘而卒于彘。厉王胡死后，西周内乱，周召共和行政。猃狁乘机内侵，迫使周宣王“料民大原”，北伐“猃狁”。追击“猃狁”至于“朔方”;并在“朔方”筑城，用以阻遏“猃狁”南下侵扰。《诗经》中的“猃狁孔棘”、“猃狁孔炽”;“不遑启居”、“不遑启处”;“薄伐猃狁，以奏肤功”和“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等诗句，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猃狁内侵，周民失所;周王兴师，北伐猃狁;猃狁北遁，筑“城”以守的历史实况(22)。 “朔方”今在何处?朱子《诗集注》：“朔方，今灵、夏等州之地。”宋时的灵州，秦时属北地郡;宋时的夏州，秦时属陇西郡和北地郡，约在今陕西横山以西，至宁夏灵武一带。而《史记·匈奴传》〔正义〕，则称“朔方”为“北方”，所谓“猃狁既去，北方安静，乃筑城守之”。不管朱熹训“朔方”为灵、夏等州之地，还是张守节训“朔方”为北方，其中的何种训诂更为符合实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里所谓的“朔方”决非指某一具体的地点，而应指某一定的地理范围。这就是说，西周的“城彼朔方”，并非仅指在某一具体的地点所修筑的一两座“城郭”，而应是指在“朔方”某一一定的地理范围内，所修筑的一条或数条防线。既然是防线，就不仅应有城堡、亭障，而且应有连接这些防线的城垣或城墙。这样的防线，事实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长城”。由此可见，西周周宣王在“朔方”所修筑的长城，应是我国见于记载最早的“长城”了。 当然，西周周宣王时在“朔方”所修筑的“长城”，还一定相当的简陋。但不管它如何简陋，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十分低下的历史情况下，在当时社会人口还相当稀少的背景下，要修筑这样的“长城”，也决非易事。《诗》中的“王事多难”、“王事靡(无)盬(止息)”等，所反映的就是西周“伐戎筑城”的兵役和徭役之苦。《诗》中的“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等，所反映的就是周王“伐戎筑城”策命的严厉。《诗》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靡靡”等，所反映的就是西周“伐戎筑城”的役期之长。《诗》中的“载饥载渴，我戌未定”等，所反映的就是西周“伐戎筑城”时周民们的饥寒交迫。《诗》中的“忧心烈烈”、“忧心孔疚”等，所反映的就是西周人民对于“伐戎筑城”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所发出的愤慲之声。《诗》中的“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等，所反映的就是西周人民对“伐戎筑城”给他们所带来的痛苦，所发出的抗诉。同时，由此亦可推知，在当时“伐戎筑城”的战役和劳役中，战死、累死或因饥渴而死者，亦应所在必有(23)。当然，这种“牺牲”所换来的是西周本土的安全，尤其换来了“朔方”一带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及西周奴隶主贵族政权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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