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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历史学家、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莫里斯·埃玛尔（MauriceAymard）认为，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多元化的历史叙述使全球史研究前景看好。全球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全球史研究会对历史学编纂产生怎样的影响？未来研究趋势如何？本报记者就此对莫里斯·埃玛尔进行了采访。 在全球时空下考察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何全球史研究备受关注？ 莫里斯·埃玛尔：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人口频繁流动、物质财富流通，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也在全球范围内交流。1987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穿着西装，而绝大部分中国同行穿的是中山装。到现在，大家的衣着方式已没有很大差别。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信息能够通过互联网在全球实时传播。各国政府制定政策也会以全球为视野。 这一现实情况迫使历史学家从人类的过去中寻找、发现同样具有跨国性质的物质财富、人员、思想观念的交流。尽管这些交流规模较小、流通速度较慢、形式有所不同，但毕竟是当前全球化浪潮的前奏。历史学家已经找到了中国与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之间人员、贸易往来上千年的历史。当时欧洲从中国进口丝绸、茶叶与陶瓷，尽管不能与今天在上海港大量进出的巨型集装箱船相比，但已经是横跨欧亚大陆的远距离交流。 我们思考“全球史”时不妨换一个视角，即相对于以往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时间、空间尺度下研究历史，“全球史”是在“全球”的时间、空间尺度下考察和研究历史。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去研究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后果，无论它是正面还是负面。我们尤其需要了解，这种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每个人的行为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研究全球史正是为了回答经济全球化向人类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国别史研究须向多元性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全球史研究兴起之后，是否仍需要国别史研究？ 莫里斯·埃玛尔：强调全球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国别史研究不重要。我就曾参与过意大利史的编纂工作。每个国家都有必要建立自己国家的历史，为生活于其中的人民及后代，建立作为共同生活基础的集体记忆，为人民描述他们所继承的文化传统。 但现在书写一个国家的历史已无法遵循以往模式，国别史必须向多元性开放。历史学研究领域已实现极大拓展，新石器革命、农耕文明出现、野生动物驯化、动植物养殖等事件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并不亚于文字发明；甚至，那些不与人类历史直接相关联的环境、气象、生态的历史，也构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这些课题过去都曾被历史学家排斥过，但通过这些对以往所认为的边缘领域的研究，各国历史学家们正在使国别史研究更加丰富充足，乃至面貌一新。 历史学研究课题的拓展不是偶然的，这一拓展的进程恰恰是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紧密相连的。在“全球”这一大的时间、空间尺度下，历史学研究拓展出的诸多课题已经超越了国家、地区的边界，以往的国别史研究方法已不足以解释历史。今天，物质财富、思想文化的流动都愈加全球化，历史研究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历史学家提出新的对策。 未来历史学编纂的三种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历史学编纂会有哪些新的路径？ 莫里斯·埃玛尔：第一种路径，全球史研究不仅关注气候变化、跨国移民等宏观问题，同时还关注弱势区域或群体。全球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多样化的历史叙述，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从各自的地理、文化视野出发，对同一段历史予以不同的历史叙述。 第二种研究路径是比较史学。以“知识分子”研究为例，历史学家通过考察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如何在18、19世纪的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渐次出现，探讨这一群体如何组织起来、对社会的影响如何扩大。尽管使用“知识分子”的同一名称，他们却在不同国家表现出差异性的作用。这种研究方式，既基于问题的同一性，又基于差异性。 第三种研究路径称为互联的历史。它是指一定时空条件下，不同国家、区域或群体间相互联结的历史。英国加拿大裔历史学家卜正民撰写的 《维梅尔的帽子》一书生动地描绘了这种互联的历史。维梅尔是生活在17世纪中叶的荷兰画家，他的画作中描绘了帽子、瓷罐等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的器物，这些器物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就有来自中国的陶瓷制品。维梅尔的居住地代尔夫特是荷兰的瓷都，很多当地生产的陶瓷都是模仿中国制造，以本土化的生产取代进口。然而到了18世纪，荷兰人发现了一种更有意义的做法——将荷兰人设计的样式寄到中国订做陶瓷制品，这种形式更加拓展了物质财富的流通。今天，我们已经对这种商品设计、生产、销售的全球化习以为常，而维梅尔能够在17世纪中叶将萌芽时代的全球化经济如实呈现于油画中，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卜正民透过维梅尔的油画作品揭示出全球化的一角，所展现出的不仅是个人历史，也是全球历史。 全球史各学派并不对立 《中国社会科学报》：布罗代尔的总体史和今天的全球史是否表达了同一层含义？全球史与总体史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莫里斯·埃玛尔：总体史和全球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总体史涵盖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所有阶层的人，包括所有的研究层面、时间段，它不仅关注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情，同样关注那些可能成为历史的事情。 最近四五十年以来，伴随总体史观的崛起，历史学家曾希望将历史上的一切都纳入研究视野。他们不再仅仅关注官方的历史、著名的战役或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而试图关注全世界每个居民的历史——他们的衣食住行、对生活的认知、如何组织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世界的表征及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用何种方式推动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历史学家还把视线投注在那些人类极难左右但却深刻影响人类命运的事件上。例如，全球变暖、极端气候等问题促使历史学家追溯气候变化的历史，他们试图寻找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虽然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国所产生的效应不同，但是针对气象的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有赖于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展开共同研究，建构起全球时空尺度下气候变化的历史。 上述问题已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范围内，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是，在提出一个问题之后，选择在哪个时空范围展开研究。全球史恰恰是受到总体史的启发，从其中选取了在全球尺度下所出现的历史现象加以专题研究。因此可以说，总体史是全球史永不枯竭的源泉。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史研究的不同流派间有何差异？ 莫里斯·埃玛尔：全球史研究出现了很多学派，跨国的学术竞争不得不夸大地突出学派之间的差异。但我认为，全球史研究中的诸多学派并无对立一说，而是各自有所侧重。例如，美国学者在移民史研究方面，比其他国家学者有着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这得益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学者以欧洲裔、拉丁美洲裔、亚洲裔、非洲裔移民为研究对象的全球史成果令人瞩目。欧洲学者则由于自身历史的原因，更加关注国家之间相联结的历史。在全球史研究中，不同学派的历史学家常常在做同一个课题，区别在于考问史料的视角不同。（记者 李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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