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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知道了:1780年大清“打老虎”要案(上)

2015-05-22  cat1208

就像一台机器一样,故障的零件会使它的运行出现问题,但它仍能运行,但一旦将这个零件取走,整台机器也就停止,甚至瓦解了……


文 | 李夏恩


这东西如此精巧,很难不博得皇帝的龙心嘉悦。它是一台装饰华丽的机械座钟,只消上好发条,在座钟底座上单膝跪地的机械人,便会用表示至高恭敬的“恭楷”,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表面看来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但真正支配它运作的,乃是内部的齿轮和簧条,正是这些隐藏其间的微末之物的咬合转动,才使这台机械正常运作,使皇帝龙颜一笑。


乾隆西洋机械人写字钟,故宫博物院藏品


某种意义上说,这台座钟也正是整个帝国的缩影——庞大的官僚机构就是维系帝国运作的齿轮和簧条,只有他们运作正常,才能将一个“八方向化,九土来王”的升平帝国,呈现在皇帝的面前。任何一个零件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帝国无法正常运转,这时,就需要检查故障,更换零件,不然,整台帝国的机器也许就有彻底瘫痪的危险。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更换零件,还是拧上发条,最终支配这一切的权力,都要牢牢地握在皇帝的手中。


纪淑曾就是这台庞大繁钜的帝国机器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这名湖南盐法道只是一名四品地方官,终其一生也没有得窥天颜的机会,他的仕宦经历和帝国中其他低级的地方官一样,按照朝廷定下的律例规则,恪守本分,他的名字也只在官方纂修的记录国家政事的《实录》中出现过一次。但正是这一次,使他在千里之外的湖南,感受到帝国京师皇帝手中拧紧的发条所传来的力量,咬合的齿轮开始快速的转动,将皇帝的旨意从上到下层层传达到他的身上,无论是积极因应,还是被迫为之,纪淑曾都已被卷入这台被启动的帝国机器中,他必须把握时机,伺机而动,直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完成他被指令完成的事。

乾隆西洋机械人写字钟书写的“八方向化,九土来王”


1780年3月15日,这个关键的时刻终于到来。就在那天,有四个自北南下的旅人抵达纪淑曾驻守的湖南常德驿站,常德被称为“粤蜀咽吭,滇黔门户”,也是出入黔鄂的必经要道,南来北往的商旅行人络绎不绝,人口混杂,自然也难免鱼目混珠。这四个南下的人行色匆匆,囊箧繁重,驻守的官兵很快将这一行人扣下查验,纪淑曾问讯之后,得知这四个人是从北京返回云南的官差,其中的三个人都是云贵总督李侍尧的手下,他们分别是差弁刘凤翼、千总张曜和承差尹位,另一个人则是云南巡抚孙士毅的属下,承差尹位。


在得知了这些人的身份之后,纪淑曾没有问及其它——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但他已下决定,将这一干人等全部押解湖南省城长沙,交由湖南巡抚李湖处置——纪已经完成了皇帝通过层层官僚机器交给他的任务,剩下的,只待有资格参与机宜的上峰加以定夺。尽管如此,以纪淑曾区区一名湖南道台,竟敢公开拘捕邻省督抚大员的属下,而且其中的三个人,更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云贵总督李侍尧的手下,即使是政治敏感再愚钝的人,也可以看出,云南,这个地处边陲的繁钜大省,将有大事发生了。纪淑曾的这次抓捕行动不过是这台机器刚刚发动起来而已。



奏疏


齿轮开始迅速的回转,湖南巡抚李湖的奏疏,以恭楷仔细地缮誊在白麻纸上,小心地安放在衬着黄绫的折匣里,锁键牢固,于3月23日晚,从长沙湖南巡抚衙署的书房里启程,直送御前。尽管是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急递,但呈上御前时,仍然已经是7天后的3月30日。


此时乾隆皇帝正在进行他的第五次南巡,驻跸苏州灵岩山行宫。南巡从一个月前的2月16日开始,一路经过泰安、德州、扬州,直抵江南文会之地苏州。虽然皇帝并不掩饰自己对江南景致的偏好,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放松紧握着权力发条的手。尽管一路景色宜人,但是只要翻看记载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录便可发现,几乎每一天都有大量的上谕朱批从驻跸之处发出,京师内阁军机和各省督抚的奏疏密折也紧跟圣驾行进络绎于道,皇帝每天都会收到数十份来自各地的奏折,每一份都躬亲细览,加以批示,这个流动的朝廷除了多了些宴饮消遣的项目外,与京师的宫廷并无不同。


清末的苏州灵岩寺乾隆行宫遗址,仅剩虎皮石围墙,行宫本身已在咸丰年间毁于太平天国之役


此时乾隆已君临天下四十五年,如何处理政事、驾驭臣僚,皇帝早已游刃有余。乾隆相信自己已谙熟治国理政之秘钥,就像他在这一年正月初一时颁布天下的诏书中所自诩的那样:“朕统御寰区,勤求郅治。茂时育物,畏惧滋深。仰赖上苍眷佑,列圣贻庥,海宇敉宁,舆图式廓,孜孜夙夜,于今四十五年。”而这一年,同时也恰是乾隆皇帝的七旬圣寿,乾隆试图向天下展示一位年已七旬的老人仍在健壮矍铄的处理政事,这次南巡也显示了皇帝仍然活力旺盛,愿意从深深地宫禁中出来,让成千上万“弥形笃挚”子民去“企慕瞻依”这位“惟冀实心实政,永底昇平”的绝代明君。


但难以否认的是,尽管皇帝自觉龙体康健,但衰老却正在悄然吞噬皇帝的精力,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略窥端倪:皇帝在臣僚呈递的奏折上的朱批字数越来越少,不复以往犹如训谕交心般的长篇大论,往往一句“该部知道”、“知道了”甚至是一个“览”或“可”字就打发了一份长达数千甚至上万字的奏折。


湖南巡抚李湖的奏折长达近五千字,这位臣僚小心翼翼地向皇帝叙述了审讯从北京返回云南的四名官差的经过。据李湖禀称,在讯问的四个人中,刘凤翼是在上年12月奉云贵总督李侍尧之命将密折送递京城的信使;而张曜、尹适系受李侍尧差派,将银五千二百余两及玉器十件带回李侍尧在京城的宅子中,这两个人在临行前,李侍尧的管家张永受又托张曜将其私存银子七千两带往京城。


刘凤翼因递送奏折情势紧急,故而提前出发,在本年2月9日即抵达京城,而差送银两和玉器什物的张曜和尹适,则在8天后才到京,在将银两什物交代完毕后,在2月21日出京南返,直到3月15日抵达常德时,被驻守在此的纪淑曾拿获。至于同时被捕的云南巡抚孙士毅的属下尹位,则是因为呈递奏折恰好也在京城,因是同路,所以一道南返,与云贵总督的三名属下并无任何瓜葛。


李湖奏折的内容看来不过是送信、代寄银两什物等琐屑小事,罗列时间细节,甚至有太过苛细之嫌,但皇帝似乎对李湖的苛细表示很是满意,在奏折的后面,皇帝朱批了四个字:


“好。知道了。”


现存的一份湖南巡抚李湖奏折,主要上奏湖南雨水、粮价等情形



密旨


李湖久历宦场,他也许能够通过皇帝的诏谕感到云南即将发生一场巨大的官场震荡,但他也许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奏疏将成为皇帝制定的一个庞大计划中最关键的一部分。


这个计划从这一年的3月1日开始,起因是署理奉天府尹海宁在军机处同僚面前私下议论他原任云南粮储道时的上司、云贵总督李侍尧。按照海宁的说法,这位李总督不仅飞扬跋扈,更是贪财好货,云贵两省官员对其颇多怨怼,但格于其权势熏天,只得隐忍不发。


关于皇帝是如何知道海宁在私下议论的,所有的官方史料记载全部讳莫如深,只能让人相信皇帝确实像他先前在上谕中告诫全体臣僚的那样“朕自有耳目所及”。在南巡途中,乾隆两次面召海宁询问李侍尧在云南所作所为,而海宁畏惮李侍尧权势,始终不敢明奏李侍尧的罪状,且称李侍尧“能办事”,只是性情苛急故而与下属有所抵牾。海宁的一再模棱两可最终超出了乾隆的耐心,恼怒的皇帝命军机大臣对海宁进行严讯,直到此时,海宁才将在云南任上所目睹听闻李侍尧贪纵营私的劣迹。


最令皇帝震惊的也许是李侍尧的劣迹拖延了如此长的时间才被揭发出来。李侍尧在1777年被任命为云贵总督,而海宁的云南粮储道职务则是在1778年即去任,一年的相处时间就让海宁发现这位封疆大吏如此多的劣迹,却直到两年后才浮出水面,而且还是在皇帝严旨讯问下才露出冰山一角。毫无疑问,这是不仅是对整个帝国考核和监察体系的嘲笑,更是对皇帝自诩明察秋毫的最大讽刺。


3月1日晚,在得到军机处呈递的海宁讯词后,乾隆从驻跸的山东长清县灵岩寺行宫,连发三道密谕,第一道是降旨委派随驾在侧的户部侍郎和珅和刑部侍郎喀宁阿前往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一案,但在谕旨上却只写明“驰驿前往贵州,有查办事情”,毫无疑问,这是皇帝为防止消息走漏而刻意布下的障眼法;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钦差一旦抵达云南,必定会先将李侍尧革职,由于皇帝怀疑整个云南地方官场已经全被李侍尧的私人势力所垄断,所以李的地方军政一把手的职位,只能让时任贵州巡抚的舒常暂行署理。


山东济南长清灵岩寺,清代建有乾隆行宫。


第二道谕旨是发给在京大学士英廉的,命其即刻查封李侍尧在京家产并审问其在京家人仆婢。这道谕旨的存在是一个谜,因为在任何现存的官方档案中都没有查到这道谕旨的内容,就连军机处逐日登记皇帝上谕和朱批奏折概要的随手登记档中,也没有这道谕旨的任何线索。


唯一证明这道谕旨真实存在的,就是3月7日英廉在查封李侍尧家产并请缉捕李侍尧管家八十五的回奏中提到过奉旨查封,但奏折却没有像一般奏折一样在最前面全文照录谕旨的内容,可见皇帝与他的臣子已经达成默契,心照不宣。


第三道上谕即是发给湖南巡抚李湖的谕旨,这道谕旨是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廷寄”给李湖的。“廷寄”是一种直接而机密的皇帝与官员之间的通讯方式,凡事涉机密,皇帝便谕令军机处最信任的官员,一般是大学士或军机大臣遵照皇帝口授拟旨,再密封发出。发给李湖的廷寄谕旨便是由随侍在侧的皇帝亲信,大学士额驸公福隆安寄信的。


兵部尚书一等忠勇公和硕额驸福隆安


但即便如此,皇帝仍然对此心存疑虑,故在上谕中仍只是相当模糊地提及派出和珅、喀宁阿前往贵州查办事情,命李湖在“该省往来经由首站派委干员,严密稽查”,以防走漏消息。在谕旨中,皇帝笼统地提到“如有私骑驿马,由北往南者,即系透露消息之人”要求李湖“截拿审讯来历,一面据实具奏”。


如果李湖真的按照这道授意不清的谕旨行事,那么每一个骑驿马从湖南通过的北来的人都有嫌疑,李湖也必须一一进行盘问,然后再一一上奏,这显然很不现实。从李湖后来的回奏来看,他肯定已经明确知晓钦差的目的地不是贵州,而是云南,而且直接指向的正是云贵总督李侍尧,所以他才只是回奏了拿获审讯云南督抚差弁的消息。


从这个角度来看,乾隆皇帝一定还有另外一套较之廷寄更为机密的信息传递渠道,作为这台官僚机器的指挥系统存在,最有可能的是通过皇帝在官员奏折上的朱批,这是皇帝与臣子之间最私密的对话,甚至绕过了代拟谕旨的亲信近臣。为了保密起见,从雍正朝开始,皇帝的朱批奏折必须按时上缴,以防外传,大量的朱折在上缴后消失无踪,李湖的朱折也是其中之一。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也没有查到这份密谕的任何蛛丝马迹,因此,皇帝传达给李湖的真正旨意究竟为何,至今仍不得而知。


台湾故宫博物院现存的一份乾隆朱批奏折


从李湖的回奏来看,他在竭力达成皇帝的意旨,所以他的奏折才会如此不惮厌烦地将这些云贵总督差弁行程的详细时间一一开列写明。李湖确实提到刘凤翼供称在路过河南裕州时风闻有钦差经过,但“不知其前往何省”,而且这三个人是在皇帝下旨彻查李侍尧案的8天前就离开京城,所以“按程计日,相距甚远,自难预知消息,是刘凤翰等均非通信之人,似属可信”。


尽管搜拿泄露消息之人徒劳无功,但李湖奏折最后提及的一个细节却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在张曜等人随身携带的信中,李湖发现李侍尧的管家张永受曾将高达七千两的银子托其带回京城:“奴隶贱役何至积银如许之多?其中殊有关系”。


李湖的特别提示使皇帝想到几天前英廉审问李侍尧在京管家连国雄和八十五的回奏,英廉在奏折中称八十五供出收到李侍尧寄银五千余两,却没有供出还尚有其管家张永受寄来的七千两。乾隆认为,其中“显有隐匿情事”。


也在收到李湖奏折的同一天,军机处奏报,根据计算,在3月1日派往云南查办李侍尧案的两位钦差,最迟会在3月31日,也就是第二天抵达云南。京师、湖南、云南三方皆已准备就绪,皇帝的计划也不必再遮遮掩掩,到了公布天下的时候了。


3月31日,皇帝在灵岩山行宫晓谕军机大臣,以李湖奏折中提到的李侍尧管家张永受积银七千两为查案关键,令李湖将在湖南拿获的三名差弁送往京城,交由英廉审讯,务必查明张永受存银去向;同时,以六百里加急速度驰谕前往云南查案的钦差和珅和喀宁阿,令其查拿张永受,严加审讯,讯明后将其押解到京,与其他案犯一同交由英廉审讯。


此时距离李侍尧案发已经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皇帝已上紧了发条,官僚机器在君主明确地意旨下迅速运转,将皇帝天威、疑虑和愤怒一直传递到帝国最边远的行省云南。而就在十天前,一切计划还在秘密进行的时候,皇帝收到了李侍尧从遥远的云南呈来的请安折子——这是封疆大臣定时向皇帝表示效忠的方式,皇帝像往常一样,在折子后面批示了两个字:“朕安”。


乾隆满文朱批“朕安”



泄密


陈连升只是个小人物,在庞大的帝国机器里,陈甚至算不上一颗最微小的螺丝钉,但他却亲眼目睹了这台机器最核心也是最隐秘之处的运作,尽管他对此一无所知。


那是在3月9日,也就是皇帝密旨查办李侍尧案的8天后,陈连升,这名奉李侍尧之命派往御前呈递奏折的差役,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奔波,从云南省城昆明抵达皇帝驻跸的山东郯子花园行宫。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在云南认识的熟人,曾跟随云南按察使汪圻的仆人崔二,崔二告诉他:“云南有了事了,李中堂被海大人参奏,说他在云南要人银钱,还在钱局里得了多钱,如今有钦差和大人、喀大人、颜大人都往云南查办去了,听见京里李中堂家门都封了。”


陈连升“听了这些话,心里又怕又疑”,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崔二身为一名最低级的仆役,究竟是从哪里得知这些最高国家机密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印证了陈的疑惧,他看到李侍尧的两个儿子李毓灵、李毓秀和李侍尧的弟弟,时任江南提督李奉尧跑上前去见驾,都“除了帽子,磕头下来,神色甚是凄惨”。到了第二天,陈连升被李奉尧喊进帐房,李只是对他说自己“今日进贡,蒙恩赏收三件,你回去说与中堂放心,我也不及写家书了”,就将陈打发回去。


遭逢如此变故,李侍尧的家人居然一语也未提及,惶恐莫名的陈连升眼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赶回云南,将京中变故告知总督大人,一探究竟。


不过陈连升的任务显然是失败了,因为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切,全是通过湖南巡抚李湖审讯他的口供——陈在2月28日刚入湖南境内,就在顺林驿站被截留逮捕了。那名叫崔二的泄密仆役,也在4月19日在山东被拿获。


但仅仅在密旨颁布不到10天,消息就已泄露出去,而且内容纹丝不差,皇帝费劲心机的机密安排居然在一个小小的仆役面前全面崩溃,可见所谓的国家保密系统是何等地脆弱。


然而,泄密的地方不仅是在皇帝所在的行宫。在京城,速度甚至更快。3月2日,皇帝颁布查封李侍尧在京财产的次日深夜,英廉就已出动兵丁,包围李宅,开始查抄,如此机密迅捷,仍然被李侍尧的家人侦知。当时李侍尧的管家连国雄正在家睡觉,突然与他交好的一个叫穆七的人从他家后院翻墙而过,把李家被抄的事告诉他,大惊失色的连国雄立刻以比抄家还快的速度将财产一一转移,整个过程就像一部惊险刺激地谍战片,里头甚至还包括喜剧桥段——当连国雄托穆七将一千五百两银子转存到一位名叫杨大的人手中时,杨大竟然趁火打劫,硬是藏下了六百两银子。这些被连国雄转移的银两和契证最后还是落到了英廉手中,当然,是在对连国雄施了掌嘴大刑之后才吐出来的。


清代云南铸造的五两银锭,文字为“段记玖月纹银公估童看讫五


但无论是贵为朝廷大员的李湖、英廉,还是贱为差弁、家丁的陈连升、连国雄,都不会知道在3月9日那天行宫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知情人除了当事人李侍尧的弟弟和两个儿子之外,就只有皇帝和随侍的军机大臣本人。实际上,那天李奉尧等人根本没有见到皇帝,而是由军机大臣宣谕,将海宁参奏李侍尧的各款罪状拿给他们阅看,令其答覆。


“我家世受国恩,至优极渥,而近年来,父子兄弟,仰沐圣恩,尤无伦比,举家感戴,实属沦肌浃髓”。


谦卑、感激、惶恐和忐忑,李奉尧等人的回答融汇了很多复杂的情感,既然李氏全家都深沐浩荡皇恩,况且“圣明洞见”,李侍尧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监视之下,自然理当知恩图报,战战兢兢,不敢有所异动,而照李侍尧的两个儿子的说法,李侍尧一向以他们“均属年幼,未经历练”所以总是“叮咛告诫,各当小心谨慎,仰报殊恩”,如果海宁所控属实,那么不仅李侍尧罪无可绾,其儿子兄弟一并治罪也是“分属应当”,但是海宁所控各款罪行,“我等实在毫无闻见”。


这回答滴水不漏,无可挑剔,考虑到李侍尧被查办的消息早已泄露,而李奉尧和李侍尧的两个儿子又一直随驾在侧,所以他们很可能早已做好受讯准备。这些回答看似平常,但却至少有三重含义:李家深知自己所获得的一切乃皇帝所赐,所以绝不会冒失去一切的危险存悖逆之心;同时也委婉地与远在云南的李侍尧划清界限;当然,最重要的一层,乃是暗示皇帝,李侍尧之所以有今天,全是皇帝一手拔擢所赐,如果否定了李侍尧,也就否定了皇帝的英明。


所以当李侍尧的差弁陈连升去拜见李奉尧时,只得到了其几句轻描淡写地平安寄语而已。既然昔日倚仗权势的兄长已经成了皇帝眼中的嫌犯,那么为弟为子者自然应当划清界限以求自保了。


皇帝对军机处递上的李奉尧等人答复的奏片缄默不语,甚至连一个“览”字也没有。


位于乾清门西侧的军机处值房。这里靠近皇帝居住的养心殿,雍正朝以后是清朝的权力中枢



宠臣


到此为止,这个故事中出场的所有人,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得知了这件事情,唯一尚被蒙在谷里的恐怕只有这起案子的焦点,李侍尧本人。他恐怕直到此时尚不知道他已被自己的弟弟和儿子抛弃,而拿办他的钦差业已疾驰在到,即使在最疯狂的梦里,他也意想不到自己也有成为阶下囚的一天。


如果你了解李侍尧之前的仕宦之途,就不会对此感到奇怪。李侍尧确实“世受国恩,至优极渥”,其四世祖李永芳乃是最早降附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明朝边将,屡立战功,被努尔哈赤封以子爵,更妻以孙女,在满人中不称其名,而尊称为“抚顺额驸”,其三世祖巴颜更被封为一等伯爵,其父李元亮在雍正年间积官至兵部、吏部尚书,乾隆朝又追念李永芳投顺从龙之功,故而赐“昭信伯”爵号世袭。李侍尧可谓开国元勋之后,是不折不扣的“权四代”。


这幅肖像据传是李侍尧画像


而对李侍尧本人来说,这位功臣之后、煊赫旗籍子弟从一开始就深沐皇恩。1743年,年仅22岁的李侍尧即授印务章京,在面见召对时,乾隆帝一见便夸其为“天下奇才”,立授副都统,当部臣以违例谏阻时,乾隆特谕:“李永芳孙,安可与他汉军相比?”


这样一位深受皇帝嘉赞之人,自然履宦海如平地,一路扶摇直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是皇帝一手培养起来的政治菁英,在新天子逐步刷新了康雍两朝的老旧政治势力后,李侍尧更是顺风顺水,1755年升工部侍郎,旋调权力更大的户部,同年末署广州将军至1759年,在此期间,1757年和1758年乾隆两次降旨令其署理两广总督,可以视为皇帝着意为他的政治前途预热。


到1759年,年仅38岁的李侍尧被实授两广总督,成为这个帝国一等肥缺的封疆大吏,期间除了曾被短期调任京城任户部、工部、刑部尚书和一年湖广总督外,直到1777年专任云贵总督前,李一直任两广总督长达十四年之久。在规定省级高官三年必须转任的清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由此也可看出皇帝对其倚重之深。


到1780年,李侍尧已经身为内阁大学士,也就是民间所谓的“宰相”,太子太保、昭信伯、云贵总督,更在1774年被抬入天子直统的汉军镶黄旗,恩宠已极。而李过人的才干也当得起皇帝的宠信,时人昭梿称李“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在两广总督任内时,李相当游刃有余地处理了对外贸易中的争端,并建立广州十三行以便对外贸进行管理;在云贵总督的任上,他又成功解决了缅甸头人孟干的叛乱问题。在他声势日炽之时,被大多数臣僚赞许为“历任封疆、实心体国、认真办事,为督抚中罕见”。无论这是由衷赞叹,还是曲意逢迎,但对李侍尧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评论都称得上名至实归。


但在世人眼中,李侍尧之所以深得宠信,乃是他善于搜罗珍奇器物作为贡品孝敬皇帝。1753年,时任热河副都统的李侍尧第一次进贡,贡品为“仙鹤一对,画眉四笼,梅鹿三只”,这贡品并算不上丰厚,却可谓别出心裁,此时皇帝正为满人亲贵日趋沾染汉人恶习,渐忘祖宗骑射祖训而忧心忡忡,李侍尧从热河送来的梅鹿却使人想起祖先哨鹿秋狝的遗绪,尽管这些并非常贡之物,但皇帝仍然特旨将鹿着人送往香山。


郎世宁绘乾隆行猎图(局部)。行围打猎被清代诸帝视为保持尚武习俗的手段之一,哨鹿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满语称哨鹿为“木兰”(读作mūlen,后一字轻声),用特制号角模仿鹿鸣,诱来鹿群。


从此以后,李侍尧的进贡之途便一发不可收拾,而且随着其宦途升转,进贡之物也愈发丰腴珍奇;1757年的冬至进贡中,皇帝对贡品中一座镀金洋景表亭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意下旨令李侍尧在下次端阳贡时“有似此样者好得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


在次年的端阳进贡时,李侍尧如命达成了皇帝的意愿,将两件洋镀金乐钟亭进献给皇帝。而在揣得皇帝对西洋钟表的喜爱后,李侍尧在历年的进贡中都会刻意将西洋钟表作为贡品开列,在本文前面提到的那座西洋写字人钟,就被认为是李侍尧在1771年进献给乾隆的贡品。综合乾隆一朝,李侍尧共计进贡155次,占乾隆朝进贡总数的0.95%。而李所进贡的贡品,总是能深得帝心。


进贡,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帝国时代最华丽也最奢靡的表演——各种奇珍异宝络绎于道,从全国各地汇聚京师,呈送到皇帝的面前。各地官员如此不吝钜赀、大张旗鼓地进贡皇帝,其目的不过是讨得皇帝龙颜一悦而已。


但进贡的意义绝非阿谀讨巧这般简单,而是自有其深意。你很难找出皇帝因贡品低劣而申饬官员的上谕,也鲜少有官员真正是因为进贡优长而得以升迁,皇帝既然富有四海,所以自然也不能简单地将进贡以孝敬贿赂等同视之。地方官员的进贡与其说是讨好毋宁说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以进贡的方式来展现地方对中央的服从和官员对皇帝的忠诚,承办贡品的过程也是揣摩皇帝上意的过程,一名忠诚且智慧的臣子应当能仰体上意,以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忠诚。


但1780年很可能将是李侍尧最后一次向皇帝展示他的忠诚。4月6日,一名名叫方喜儿的人自行投到大学士英廉的衙门里。方自称是李侍尧的家人,在这一年的2月10日奉李侍尧之命将为皇帝万寿节拟定的贡品清单送到京里,让管家八十五和连国雄按照贡单置办贡品,但如今李侍尧既已“坏事”,在京家产业已查封,所以方只得将贡单交予审讯此案的官员英廉。贡单内开列了玉、磁、木器等共八十四宗,其中当然包括皇帝最喜爱的西洋自鸣钟表,但这些昔日表现忠心的贡品,如今却已变成证明其贪婪纳贿的赃物。


当皇帝在4月15日,看过英廉呈递的奏折和后面附上的李侍尧的贡单之后,他提起硃笔,在奏折的后面只写了一个字:“览”。

广州十三行(Canton Factories)。乾隆时期广州是各种西洋、南洋珍奇物品进入中国的最主要口岸,两广总督负有很繁重的采办任务



钦差


1780年4月11日凌晨3点,钦差大臣和珅接到自苏州灵岩山行宫五百里加急发来的上谕,此时距离皇帝下旨的时间已过去整整12天。和珅在叩头接旨之后,方展读通篇上谕。皇帝意旨相当明确:因湖南巡抚李湖截获的李侍尧差弁张曜等供称李的管家张永受,以区区一名奴役,竟积有高达七千两白银的巨款,实属可疑,令和珅等人严讯张永受,务必查清来源。


此时和珅身处云南省城昆明,自上月26日与另一名钦差喀宁阿一同抵达云南后,二人便开始着手查办案件。虽然眼下许多细节仍晦暗不明,但大体轮廓却相当清楚。海宁开列的各款罪证中,称李侍尧勒索属员金钱,赃污钱局银两,因此便可从这二者入手查办,如今皇帝又寄谕命令审理李侍尧管家张永受,可谓千头万绪,将这些一一审明的差事,便落在首席钦差大臣和珅的身上。


和珅画像


和珅此时年方三十,但已身寄皇帝重托,屡膺要职,乃是出身满洲正红旗的青年英锐。和李侍尧一样,和珅亦是皇帝刻意躬亲提拔的贴身近臣,但这两个人的出身却迥乎有别:李侍尧出身汉军煊赫世家,其父祖四代皆官高爵显;和珅之父常保却只是一名籍籍无名的三等轻车都尉,如果说李侍尧的晋升尚且倚仗祖勋家世,那么和珅则完全是皇帝青眼相加,拔擢于寒微。


无论对同时代的人还是对以后的历史学家而言,和珅的发迹过程都像极了一部中国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关于他如何被皇帝看重并不次超擢的原因,至今仍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一些笔记称和珅发迹的原因,是因为当皇帝因遗忘了《论语》中的某则典故而垂问左右御前大臣时,唯有当时仅是三等侍卫的和珅迅速答出了答案;而民间则传言和珅所以受宠,是因为他长得像皇帝年轻时喜爱的一位早夭的妃嫔,这个答案暗示当时已经65岁的皇帝有龙阳之癖。


无论如何,结果是在1775年12月,乾隆第一次见到和珅后不久,这名25岁的年青人就被擢为御前侍卫兼满洲正蓝旗副都统,由五品超擢至二品;次年2月又授户部右侍郎;又两个月,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一个月后再授内务府大臣。1777年初,和珅被赏戴一品朝冠;三月,又恩赐其在紫禁城骑马,这项荣典往往是给予那些年高德劭的老臣的;同年冬,和珅又兼任步军统领。到前往查案的1780年,和珅除步军统领和内务府大臣外,同时也是崇文门税务监督、户部左侍郎兼吏部右侍郎,御前大臣学习行走,离军机大臣兼内阁大学士的“宰相”之位仅一步之遥。


不妨再以和珅和李侍尧比较一二,二人都是青年得志,李侍尧甚至比和珅得志还要小三岁(22岁),但李做到和珅同样的位置却足足用了12年的时间,而和珅只用了5年。然而,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李侍尧一直任职地方,而和珅除了钦差督办偶尔外放之外,终其一身都在京供职,未离宸翰寸步。一如李侍尧对中央朝政鞭长莫及一样,和珅也对染指地方力所不逮。京官派与地方派间的隔阂,这也许才是两者之间真正的矛盾所在。


如果当时在华的朝鲜使臣的报告可信的话,那么和珅与李侍尧之间的矛盾久已有之,李侍尧“位高年老,平日儿蓄和珅,珅衔之”,而海宁对李侍尧的私下议论,也是海宁“入京谢恩,历辞和珅,珅私问侍尧动静”,而后再上报给皇帝的。在京负责查封李侍尧家产的英廉,也是和珅的姻亲,如果说皇帝上紧了针对其前宠臣的发条的话,那么和珅就是说服皇帝上发条的那个人。


既然在出行之前就早有谋划,因此查办起来也就游刃有余。在抵达昆明的次日,和珅就向李侍尧宣读上谕,将其解职,接着又查封其府宅,隔离其家眷,按图索骥,将海宁控告信中所涉官员一一提审,虽然看来头绪万端,但和珅的调度却直接实用,一切天衣无缝。


这或许会让期待好莱坞大片效果的读者诸君感到失望,但这场震动整个云南官场的大案里确实缺少夸张华丽的戏剧效果——没有一个碰巧是李侍尧早年收养的绝代红颜,为报恩公,不惜投怀送抱,打入钦差内部;没有从皇帝身边千里迢迢赶来的三名大内侍卫施展绝世武功,通过重重机关终于拿到那本证明李侍尧罪状的秘密账本;更没有一间点着一根蜡烛的密室,李侍尧投下手中的骰子,把一堆黄金和银票推到和珅面前,对他说:“让我活,这钱都是你的。”


电视剧里的和珅贪官形象


1780年的这场惊天大案里,有的只是大量往返的奏折和供单,在不到12天的时间里,和珅就已经取得了足够定罪的证据。根据和珅在后来的奏折中所录的口供,李侍尧收受题升迤南道庄肇奎银二千两、鲁甸通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按察使汪圻银五千两、临安府知府德起银二千两、东川府知府张珑银四千两,这些贿赂银两加在一起大致相当于今天240万元,但几乎没有一名涉案官员试图抗辩,没有隐匿财产的报告,更没有偷逃出境的行为。


和珅的办事效率和涉案官员的配合看似令今人吃惊,但实际上这并不奇怪,尽管《大清律例》规定行贿与受贿者同罪,也就是所谓的“与受同科”,但历览乾隆一朝之前审讯贪污案的记录,这些行贿官员受到的最大惩罚不过是抄家革职而已,等风头过后,便能以各种方式调职起复。有人曾统计过乾隆一朝因经济问题被劾落革职的近千名官员,超过78%的人最终都会开释复职,毕竟宦海浮沉,君恩无常。但假使此时隐瞒不供,那么很有可能又会被怀疑为李侍尧的同党,而李眼下已经失宠事败,与他有所牵连,毫无疑问是一场政治自杀,就像一份口供里说的那样:“他既已坏了事了,我又何必与他隐瞒?”


一些审讯口供的细节显示,为了与李侍尧撇清干系,被审官员甚至将自己打扮成无辜的受害者,是在李的威势勒逼之下才不得不纳金免祸。在审理收受鲁甸通判素尔方阿行贿一案时,李侍尧供称是素尔方阿为感激李侍尧让其回任管理银厂肥缺,所以通过知府庄肇奎引见主动拿出三千两银子孝敬;而中间人庄肇奎则称是李侍尧声称要打发人往苏州,需要用银一万六千两,要他和素尔方阿“帮我一帮”,这明显是敲诈;素尔方阿的供词则将李侍尧比作敲诈勒索的黑帮大佬:“李侍尧素性傲戾,不讲情理,若不依从,便有祸患,故此他们都应许了,我亦措银二千两交去。”


众恶皆归于李侍尧,而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那么,帮凶究竟在哪里?4月11日晚,和珅已经缮写好奏折准备上报,但皇帝在凌晨寄到的谕旨又使他不得不即刻升堂,审讯张永受。由于已经有了皇帝的提示,和珅便从张永受积蓄的七千两白银入手,不料这又一次为李侍尧本已狼藉的声名再添新创。


张永受供称,这七千两白银实非他个人所有,乃是他代主人寄送到京的,而这笔银子的来源,更为这场大案添上了一个喜剧桥段。张永受称他从李侍尧那里领出两颗珠子,送到同知方洛家中,指着其中的一颗说是总督大人看重的,珠子的主人开价两千两,劝方洛买下,当方洛表示自己手头钱紧时,张永受居然允许其分期付款,另一颗珠子,则如法炮制卖给了昆明知县杨奋,但杨奋显然不知道这颗珠子的真正主人乃是李侍尧本人,所以还和张永受讨价还价了一番,希望打个对折,在谈价不成后,杨奋又称自己没有现银,所以只能由昆明县置办总督衙门的货账上来冲抵,杨奋的做法等于是用本就是为总督购置用品的钱挪过来买了这颗珠子,最后又送给总督,走了一圈儿,相当于是将办公用品折现。但李侍尧本人显然对此一无所知,他不知道自己忠心的下属就像他挖国库的墙角一样,也在挖他的墙角。


清代皇家服饰大量使用珍珠,图为清帝的金龙珍珠帽顶。明代宫廷所需珍珠多采自广东南海(今广西北海)珠池,清代主要的产珠区变为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由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采办,下辖64处采珠河口。每年奏请皇上,决定第二年是否采珠,采珠季节为四月至九月,所获珍珠重量按一分至十分,分为五等。乾隆六十年间除了五年奉命停采外,有55年在打牲乌拉进行采捕,获珠10万余颗,因涸泽而渔造成珠蚌资源枯竭。后虽封江停采,但难以挽回东北采珠业衰落的命运。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六十一年里仅采捕三次,获珠2000余颗。


在审明一切之后,两份奏折和供单都被装入折匣内,疾驰送往行在。4月21日,皇帝看到这些奏折。可以想象皇帝看到这些口供时有多么生气,勒索属员已然是重罪,而堂堂一名疆臣大吏,竟沦为与市井商贾同侪,用卖珠子的方式来敲诈属下钱财,在和珅的奏折上,皇帝难以抑制自己的骇异:“太岂有此理了!”


4月22日,皇帝发布上谕,将李侍尧的罪行诏告天下,在上谕中,皇帝历数自己给予这位前宠臣的各种恩典,同时也承认李侍尧却有过人之处:“李侍尧由将军用至总督,历任各省,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用为大学士”,皇恩如此深厚,倘使李侍尧“具有天良,自应感激朕恩,奉公洁己,以图报效”,但李侍尧竟如此赃私狼藉,皇帝特别两次提及了李侍尧向属员勒卖珠子之事,称“批阅之下,不胜骇异”“实朕梦想不到”,皇帝下旨,受贿勒索的李侍尧“着革职拿问”,而行贿一方的按察使汪圻、迤南道庄肇奎、原署东川府知府张珑、降调通判素尔方阿、丁忧同知方洛、昆明县知县杨奋,具着革职。


有罚必然有赏,这也是彰显皇帝赏罚公正的大公至正之心。李侍尧被革去的汉大学士之职,由负责查封审讯李侍尧在京家眷的英廉担任,而空出的户部尚书职缺,则由和珅补授,至于李侍尧犯事的那个云贵总督的封疆大吏职缺,则被和珅的密友福康安补授。李侍尧的政治遗产就如此被这位钦差大臣的岳丈、密友和他本人迅速瓜分了。在之后的每一份发给和珅的廷寄上谕中,提到他的名字时,都会在前面加上“尚书”两个字。


但永远是那句话,君恩无常。一件别具深意的事足以没有什么样的恩宠是可以长久的。就在皇帝正式下旨将昔日宠臣打入冷宫的五天前,皇帝在杭州西湖花神庙中看到了一尊面貌似曾相识的神像,询问之下,得知这尊神像居然是雍正时期浙江巡抚李卫,如今被当做湖神祭拜。李卫曾是雍正最倚赖的臣子,对其宠信不亚于李侍尧和和珅之于乾隆。但皇帝却对这位父亲的宠臣心怀杯葛:“李卫于督抚中并非公正纯臣,其在浙江亦无甚功德于民,岂可令其托名立庙,永享祠祀?”下旨将神像“着该督抚,俱即彻毁”。


今天杭州西湖三潭印月的李卫画像及展览。李卫任浙江巡抚期间曾治理西湖,为杭人所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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